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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辅朕登极，佐理朕躬，历思功德，高于周公。昔周公奉武王遗命，辅立成王，代理国政，尽其忠孝，亦皆武王已成之业。③
根据起草制诰的人——可能是范文程——的说法，多尔衮的功劳甚至超过了可敬的周公。因为：
叔父又帅领大军入山海关，破贼兵二十万，遂取燕京，抚定中夏。迎朕来京，膺受大宝。④
由于多尔衮与皇帝的特殊关系，顺治的制书最后宣布封睿亲王为“叔父摄政王”，把他的权位又提高了一等。⑤两天后，11月11日，顺治复肃亲王豪格原封，并封阿济格为英亲王。但在同一敕书中，降辅政济尔哈朗为辅政叔王。至此，满州贵族中遂无人能与多尔衮 匹敌。①
顺治正式在北京登基后，儒家宫廷礼仪又在进一步强化多尔衮在权位中发挥的重要作用。礼部制订出种种关于朝廷班位的新制。当济尔哈朗建议凡政事先白多尔衮，次及其他辅政时，他本心是并不希望这成为事实的。但1645年6月16日，即多尔衮的地位超过诸亲王才六个月多一点的时候，他就又被晋封了。清廷宣布朝仪的一项更动，规定日后凡上政事，均称多尔衮为“皇叔父摄政王”。②当时，礼部宣布：
一切大礼，如围猎出师、操验兵马，诸王、贝勒、贝子、公等聚集之所，礼部具启，传示聚集等候，其各官则视王所住，列班跪送。侯王回，令诸王退则退，贝勒以下，送及王府门方退。其集侯各官跪迎如前。③
诸王与其他贵族有明显的区别。他们可以在仪式开始时迎接了皇叔父摄政王之后就退下，但仍需对他依礼结队迎送。而且，纵然诸亲王以及像阿巴泰那样几个地位较高的郡王不必与其他贵族一起向多尔衮叩头，他们毕竟就范于这些新的礼仪了。因此，这些礼仪也就正式地被包括在整个朝廷已经遵行的那套仪式之内了。④虽然他们与其他地位较低的众王不同，在朝廷大宴上领受多尔衮亲手赐食时不必下跪，但确实需要起立。更能说明问题的是，皇叔父摄政王颁布了一项命令，携带他的命令或礼物的使节在途中碰见诸王中的任何人，以及路过任何王府的大门，都不必下马，而不管 他们的品位。品级，而不是人，就这样成为调整朝廷人际关系的尺度；同时，诸王中地位最高的皇叔父摄政王的使节，不向任何人鞠躬。①
随着多尔衮与其他皇帝之间的地位差别越来越大，内院的重要性提高了。多尔衮尤其重视在内院中任用在明朝已取得功名的年轻名士，例如复社成员王崇简。②1645年，他还在将其并入内三院的条件下，同意恢复了翰林院。曾任明翰林院检讨的冯铨的弟子李若琳，被任命为礼部侍郎，兼国子监祭酒。③李若琳作为国子监祭酒，提出了一份名单，向内院推荐六位前明翰林院的中级官员，其中包括胡世安（1628年四川进士）和成克巩（1643年大名进士），这两人在17世纪60年代出任大学士。④
礼部与内院之间的联系并不尽然出于巧合。固然，冯铨此人体现了这两者之间某种主要的联系，因为1645年他出任内院大学士，而同时仍兼任礼部尚书。①但是，除了宫廷典礼与摄政王的私人内院势力之间的联系外，在儒家礼仪与恢复明制例如翰林院之间，也存在着一种思想联系。无论是冯铨对祭祖仪式的制定，还是其他人对明朝的宫廷典礼的引入，热衷于礼仪的人们总之是在力图维护那夷狄和义军所曾威胁过的统治体制。其出发点是极为守旧的，而且当然远非仅是因为感情用事。如果那种体制能够维持下去，或者在消除了弊端后得到恢复，那么儒生就将再次在宫廷决策中扮演重要角色，公正的政府将获得成功，社会将按照最符合明亡前统治天下的精英们的胃口的方式重建等级制度。所以，提倡旧体制在思想上是合理的，在政治上也是机敏的。
因此，正是带着不仅仅是怀旧的情绪，冯铨说服洪承畴与他一起上奏，请求恢复公文传送的某些重要方法。他们所提出的是明朝政府曾使用过的“票拟”制度。根据这一制度，各部奏章抄本均送于内院由大学士审阅。相对于上述将有关军国要务公文递交内院的办法，这将是清朝制度中更加根本的一个变革。如果票拟制度恢复，那么六部的一切公文都得按例递送内院，而大学士将在清政府中享有和在明朝一样的权位。②
虽然绝大多数入仕清廷的汉人大臣对于加强汉官权力的重要性可能别无异议，但是这一保守的改革是由这样一名官员提出的，他使人联想起明朝内阁及与其相勾结的宦官的一些最令人痛恨的弊端。这一事实应该就是这项提议一时没能通过的原因。当时冯铨的一些活动也开始招致了非议。就在举行皇帝登基典礼后不久，给事中兼太常卿孙承泽上章弹劾冯铨，内三院其他成员如洪承畴和谢升也因此受到了牵连。①
② 鸳渊一：《清朝顺治初世的派阀抗争》，第3页。
③ 多尔衮在呈奏盛京的顺治皇帝的章疏中，强调了北京（燕京）与君临天下之间的关系，正式要求他迁都南下。他在奏文中指出，燕京长期以来一直作为帝都，明朝也是从这里统治一个庞大帝国的。认为在北京建立一个水久性的都城，会因君主制度的加强而有损于自己的特权，也是满洲贵族的看法。许多贵族反对迁都。郑克晟：《多尔衮对满族封建化的贡献》，第10页。
① 张其昀编：《清史》第一卷，第34页。
② 萧一山：《清代通史》第一卷，第382页。
③ 清廷这时还经实测修正了历法。1644年7月29日，汤若望奉上级教会之命，多少有点勉强地上表请求，提出公历是现有最精确的历法。摄政王表示同意，认为拥有一部尽可能精确的历法，对本朝来说是很重要的。于是，汤若望按照公历，与清廷天文学家一起预报9月1日的日蚀，进行实测比较。结果汤若望的计算最为准确，1644年10月31日，清廷定制采用公历，除汤若望为钦天监监正。《世祖实录》，第六卷，第65页；傅乐淑：《中西关系文献编年》，第3—5页；乔治·H·邓恩：《一代伟人》，第324—325页；史景迁：《改变中国》，第3—4页。
④ 关于天坛在宇宙论上的重要性，见芮沃寿：《中国城市的宇宙学》，第71页。天坛使天子自命为宇宙中心的主张得到了正式确认。关于祭拜天地典礼过程的描述，译自《大清会典》。见E。T。威廉斯：《清代国家宗教》，第12—14页。
⑤ 关于这些官职以及这些受赠封的人的姓名，见布鲁纳特和哈格尔斯特龙：《当代中国政治组织》，第493—494页。
① 张其昀编：《清史》第一卷，第34页。
② 有人认为《实录》夸大了满人在山海关战役中的决定性作用，这是为了拔高多尔衮在征服期间的领导地位。王崇武：《吴三桂与山海关之战》，第153页。
③ 《世祖实录》第九卷，第113页。
④ 《世祖实录》第九卷，第114页。
⑤ 汉语“叔父”这一称呼，译成满文为Ecike，但这不仅仅是一个表明亲属关系的词，它还表示高于王的一级身份。陈捷先：《清史杂笔》第一卷，第39—79页；郑天挺：《探微集》，第111页。
① 张其昀编：《清史》第一卷，第35页。
② 同上书第一卷，第37页；郑天挺：《探微集》，第118页。
③ 《世祖实录》第十六卷，第190—191页。
④ 阿巴泰1643年曾率大军伐明，克城94，俘口36万。此时，他正率部镇守山东。1644年5月7日，清廷为奖赏其攻克锦州之功，晋封他为郡王。《世祖实录》第四卷，第40—41页。1646年，阿巴泰薨，子岳乐袭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4页。
① 《世祖实录》第十六卷，第17—18页。1646年2月10日，多尔衮以诸亲王、郡王及众大臣不尊事皇帝，而对摄政王曲意逢迎，跪拜之如真天子，感到必须加以斥责。郑天挺：《探微集》，第115页。此后不久，多尔衮谕示范文程、刚林、宁完我及其他几位从臣，说自己因患风疾，不胜跪拜。1648年1月24日，包括拜伊图、锡翰（巩阿岱之弟）在内的一群亲信便当朝上疏，谓皇叔父贵体不和，不当向皇帝行跪拜之礼。正文所述多尔衮所赞成的这一新制是苏尼、冷僧机、范文程和刚林提出的。鸳渊一：《清朝顺治初世的派阀抗争》，第6—7页。
② 王崇简，北京人氏，1643年进士及第。李自成攻陷北京时出逃，1645年回京，入仕清廷，多尔衮任命他为国史院学士。1658年，迁礼部尚书，1661年致仕，颇享时誉。他在北京南郊的怡园，成了一个著名的文人活动中心。此外，王崇简还以其养育了一大群有出息的子孙而出名。他的六个儿子中有五个官至高位。他家总共有四代人进入翰林院。杜登春：《社事始末》，第3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815—816页。
③ 奥克斯南：《鳌拜摄政时期的政策与制度》，第269页。
④ 《贰臣传》第八卷，第6—7页，第九卷，第14—17、18—21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116—117页。清太祖、太宗年间，由大臣推荐的进士及第者才能参加朝考。朝考是进入翰林院的必要条件。1646年，大约有100名新进士被推荐参加朝考。主要标准是年纪、体貌和文艺。1646年，实际被选任庶吉士的为49人，1647年则为23人。吕元骢：《翰林院》，第12—13、24页。
① 这时期其他礼部官吏因早年供职翰林院，也有与内院保持牢固的个人联系的。例如，孙之獬（山东人）明亡前曾在翰林院供职，现在出任礼部，他屡次奏请禁止奢侈，劝告年轻儒生不要清高，鼓励适当的社会等级制，以利于规范的更新。《清史列传》第七十九卷，第25页。姚文然（安徽桐城人），李自成夺取北京时为翰林学士，也在多尔衮摄政前期供职于礼部。《安徽通志》本传载：“明亡，闭户自经，以救苏。顺治初，擢礼科给事中。”何绍基编：《安徽通志》第一八○卷，第2页。康熙年间，迁刑部尚书，1678年卒于任。他的重曾孙姚鼐，即19世纪早期所谓桐城学派的创始人。黄之隽等：《江南通志》第一四六卷，第16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900页。
② 张其昀编：《清史》，第246—3786页；参见郑天挺：《多尔衮》，第8页。
① 张其昀编：《清史》第246—3786页；参见郑天挺：《多尔衮》，第8页。孙承泽以其正直与坦率，特别受多尔衮的宠爱。有一次，孙承泽甚至发展到批评说用满洲礼仪祭天不当。虽然他明确断言汉礼优于满洲人自己的礼仪，多尔衮还是不肯处罚他。郑天挺：《多尔衮》，第9页。
南北之争
多尔衮拒不允许冯铨辞职。他似乎把孙承泽对这位宠臣的指责，看做是党争重新开始的一个征兆。冯铨越来越被看做是“北党”，而他的反对者则越来越被看做是“南党”。“南党”估计是以陈名夏为首的。多尔衮试图以有力地支持双方的“党魁”，来保持两派的势均力敌。②
陈名夏是在1645年40岁时参加多尔衮政府的③。他是著名 的复社成员，1643年参加会试，为会元，同年殿试，名列第三。陈名夏曾经降附于李自成。李自成攻陷北京后，他回到家乡江苏溧阳，在那儿他听说南京的福王政权以其背明从贼为由，下令逮捕他，遂乔装为僧，出逃安徽。在合肥东南巢湖边上的姥山旁，他路遇了旧友与姻亲方以智。方以智是从桐城附近过来的。①他给了陈名夏一大笔到福建去的盘缠。陈名夏从福建几经转折，最终设法北上进入内地，在睢州附近渡过黄河，来到大名。他在大名拜访了同年成克巩，成克巩刚好应邀出仕清廷。此时已是1644年农历十一月（11月29日—12月28日）了。陈名夏于是客居成宅，而成克巩去找保定巡抚王文奎，告诉他说陈名夏可用。王文奎上疏推荐，多尔衮遂亲召陈名夏入京晋见。②
陈名夏在晋见时，大胆劝进多尔衮自居大位。摄政王不从，说道：“本朝自有家法，非尔所知也。”③但多尔衮对他的劝进显然十分高兴，接着就任命陈名夏为吏部侍郎。这是一个重要的职位。作为新朝负责选官的主要汉人大臣之一，陈名夏得以从南方的复社成员中，提名任命其他的文人学士为官。他还能够使清廷的官吏铨选、考课更为正规有序。而且，他在其他问题上的见解也很受重视。例如，多铎部攻占南京后，九卿科道议承明制，以南京为陪都。但多尔衮却宁愿听从陈名夏的意见：“居北制南”，因此只向南京派遣了与其他一般行省一样的行政官员。④
虽然陈名夏对改革清廷用人制度的贡献得到了广泛的承认，但不少人认为他过于纵情好恶，尤其是喜欢以籍贯取人。正如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