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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自成起兵问鼎
李自成由义军将领成为公认的君主，这一转变发生在河南。1642年，他攻下开封，得到了河南几位地方将领和士大夫的支持，后来证明，这些人对他创建新王朝的计划起了决定性的作用。②不过他们并不是最早追随他的士人。1634年，一个名叫宋企郊③的官员，部分地由于胁迫而投降了李自成，并于次年初成为吏政府尚书。但在1641年和1642年，宋企郊却由于另外两位士大夫李岩、牛金星的加入而黯然失色。李岩是开封人，因站在被剥削阶级一方反对贪婪的士绅而成为当地的传奇人物。④牛金星是李岩的同窗，宝鸡人，酷爱饮酒，又是位穆斯林举人。牛金星曾因痛 打过地方小吏而被判监禁。①二人都是自愿投奔李自成，并都成为重要的谋士。②特别是牛金星，他极力鼓动农民军争取更多的文人学士的支持。他指出，河南、陕西、山西的许多上层士大夫，因在官场中受到主要来自南方的东林党人的排挤，而对明廷不 满。①
当然，在周延儒于1641年后再拜内阁首辅期间，“小东林”的势力相当强大。事实上，这些年中复社达到了鼎盛，以至于把持了科举。1643年的进士考试——这也是明朝的最后一次科举考试——是江南学士之间的一场激烈竞争。一位参加了这次考试并通过了会试与殿试的南方学士，在写给其兄弟的信中说：
殿试的结果公布出来时，首先看到的是前三名的姓名，那些没有被取上的开始大哭。我想前三名定会流芳百世。考得差的捂上了自己的眼睛，摇着头，不愿再看。可见人们对此渴望至极。②
令人向往的头三名都被复社成员所垄断，“一甲”三人是：
1。状元——周钟
2。榜眼——宋之盛
3。探花——陈名夏
三人都被视为复社成员，他们此前至少参加过一次复社会议。与此同时，陈子龙等著名的复社成员也被选拔出来而特别推荐于崇祯帝之前；即使在魏藻德取代周延儒作了首辅后，这些南方籍的官员仍继续在朝中控制着许多重要职位③（见下面两表）。多数大臣都 来自南方，而以户部尚书倪元璐为首的浙江人最为显赫。都御史李邦华则是江西的著名学者。①
崇祯末年的大学士表
1643年上半年：
周延儒 江苏
吴�1 南直隶
黄景昉2 福建
1643年下半年：
魏藻德 河南
陈演 四川
蒋德璟3 福建
李建泰 山西
方岳贡4 湖广
1644年初5：
范景文 河南
邱瑜6 湖广
资料来源：《明史》（国防研究院），第1361—1399页。引自计六奇《明季北略》和黄大华《明宰辅考略》。
1。吴錾谘镏荩俏褐蚁偷木⒌校笥侄晕绿迦省⒅苎尤宓奶拔厶岢龅馈Ｒ虼怂谖南字斜皇游炊灾苎尤逡坏车闹饕煨洹！睹魇贰罚�2861页。
2。黄景昉于1643年下半年辞职，《明史》，第2852页。
3。蒋德璟是倪元璐的有力支持者。《明史》，第2851页；徐鼒： 《小腆纪年附考》，第35页。
4。方岳贡1628年因贪污罪入狱，也得到蒋德璟的救助。1644年他本该赴济宁督运粮草，但他始终没有离开京城，后被李自成所杀。《明史》，第2852页，徐鼒：《小腆纪年附考》，第67页。
5。这两项任命是阴历一月二十九日颁布的。赵士锦：《甲申纪事》，第6页。
6。邱瑜及其家人亦为李自成所杀。《明史》，第2853页，徐鼒：《小腆纪年附考》，第34页。他还兼任礼部侍郎之职。赵士锦：《甲申纪事》，第6页。
1643—1644年崇祯帝六部尚书表
吏部：
郑三俊1 福建 1643年5月因病致仕
李遇知2 不详 1644年因病致仕
户部：
傅淑训3 不详 1643年5月革职
倪元璐 浙江 1643年10月调礼部
礼部：
林欲楫 福建
倪元璐 浙江 1643年10月就任，李自成进京时自杀。
兵部：
张国维 浙江 1643年5月革职
冯元飙 浙江 1643年10月因病致仕
张缙彦 河南 投降李自成
刑部：
张忻4 山东 归顺李自成
工部：
范景文5 河南 李自成进京时自杀
资料来源：《明史》（开明书局），第1400—1468页。
注意：1643年5月指该年阴历五月。
1。郑三俊是著名的东林党人，曾遭魏忠贤弹劾，后任南京户部尚书时清除了许多魏忠贤的党徒。他还支持刘宗周反对周延儒和张国维。《明史》（国防研究院），第2877页。
2。《明史》无传。
3。《明史》无传。
4。《明史》无传。
5。范景文，1614年进士，东林党危机时一度辞职。1628年回朝任太常少卿，后在南京供职多年，又先后拜为刑部尚书和工部尚书。1644年初，擢为东阁大学士。《明史》（国防研究院），第2993页；徐鼒：《小腆纪年附考》，第34页。
尽管新任命的负责军事的朝廷大臣不甚称职，但由于李自成已在遭受严重饥荒的河南中部和西部地区开辟了根据地，明军无法听之任之。① 1643年，在孙传庭所率陕西明军的压力下，李自成被迫将大本营移入湖广，在襄阳设置六政府，并清洗了一些难以驾驭的部属。其后，在军中文人谋士们的劝告下，他决定返回故乡陕西，去建立巩固的根据地，然后再从那里向明朝都城北京进军。孙传庭试图阻止这一计划，遂率军南下河南，并希望左良玉部能从江西北上穿过湖南攻击李自成的侧翼。②但左良玉按兵不动，孙传庭最后只得孤军作战。从1643年10月20日开始，孙传庭连连获胜， 但他的补给线太长，在饥荒严重的河南境内又几乎征集不到任何粮草。11月，孙传庭的疲备之军开始了谨慎的退却，可这很快就变成了大溃退。11月16日，李自成的军队控制了战略要地潼关，从而打开了通往西安的道路。五天后，李自成占领了陕西首府西安并沿用唐代旧称，改名为“长安”。1644年春节（阳历二月八日），为预祝胜利，李自成确定国号为大顺，年号永昌。①诗人李雯随父亲住在北京时听说了这些事变，数周后忧郁地写道：李自成已占据了曾出现过很多强盛王朝的战略要地。“百二秦川”已落入贼手，从而李自成控制了京城与秦故地之间除黄河以外最后的天然屏障。②
崇祯帝意识到，由于李自成控制了西北，明朝都城已受到军事威胁。1644年1月3日，皇上收到大学士黄景昉一份很长的奏折，他力主从东北前线调回吴三桂的戍边军队，以加强缺乏训练的京师驻军。黄景昉还指出，陕西与河南的社会治安几乎完全破坏了③，驿递中断多年，地方官多有缺员，并且由于官府全无税收，无法提供军饷，甚至连官吏的俸禄也谈不上了，当地官军只得强抢百姓仅有的口粮，以至逼民为盗。④这种混乱局面势必继续，除非皇上鼓励当地豪侠与士绅组织乡兵，创建其自己的地方政府。⑤
崇祯帝对此建议反应冷淡——这部分是因为他担心这种乡兵会成为更大的祸害；部分是因为在河南、陕西征募骁勇，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及时扭转危局，挽救京师。①召回戍边驻军当然是一种办法，但当时未真正引起重视。于是皇上采用了他的老作法，又任命了一位新的将领。但局势已如此暗淡无望，以至朝廷命余应桂前去统辖陕西明军时，他竟在皇上面前哭出声来，并断言：“不益饷，臣虽去无益。”②最后余应桂试图阻挡李自成的先头部队渡过黄河进入山西，但为时已晚。1643年12月30日，李自成军前锋开始渡河，既而席卷山西，突破了拱卫京城的第一道防线。皇上大怒，将兵部尚书张国维革职下狱；然而就在此时，平阳又告失守。③
使明朝陷入困境的原因之一，是那些充满空想的大臣一次次地提出不切实际的总体改革建议，却不重视日常的具体行政措施。 大臣们经常为他们的平庸无能辩解，对其贪污腐败表示痛心悔恨，夸张官僚的苦衷——而对迫切紧要的改革只提出过于简单空洞的计划。例如，李自成在河南得手之后，大学士蒋德璟在回答皇上召问时，就根据他读过的《明会典》，提出了这样一个幼稚的建议：要求朝廷恢复明太祖时会集众臣举行射礼的做法。他认为倘能如此，则尚武之风可兴，卫所之制也可复振。皇上称赞说这真是个好主意，下令立即重振那业已衰落无望的卫所制度。正如一位史学家所讥刺的那样，皇上此令“不能行也”。①
虽然日常工作仍在进行，王朝尚未覆灭，政府尚未垮台，但大多数官员逐渐预感到明朝的统治已注定要完结了，因为它已经失去民心。各方面都出现了灾祸：天花流行，庄稼欠收，成千上万的农民结伙投奔义军。②兵科都给事中曾应遴对皇上说，这是“衣食租税”的官吏和富户压迫、剥削百姓所致。③但应做些什么呢？尽管大学士魏藻德坚持认为李自成军中大部分将士是被胁迫入伙的，他力主明军士兵应杀死那些动摇不忠的农民，但几乎无人怀疑，李自成手下聚集着大批自发的追随者。④不祥之兆进一步显示出明朝 的气数已尽：夜晚走过紫禁城正门的行人，听到战死疆场的鬼魂的喧闹和幽灵凄厉的哀嚎。①
此时，崇祯帝将大部分注意力都放在了京师的防卫上。北京驻军的情况相当糟糕，三大营的兵力在全盛时估计至少有70万，但现在已变成了老弱之军，将领们又以市井无赖和自己家中的家奴充数，从中贪污空额军饷。②两年前，崇祯的一位亲戚李国桢说服了皇上，让他来整顿京营，但在这位刁滑的亲信统领之下，三大营的实际状况变得更糟。李国桢以改革军务为由，从国库及内库中骗出数十万两银子。③与此同时，更有势力的宫中太监又将大部分精壮士兵挑出来充当他们的私人侍从。1643年，疾病在京师蔓延，老弱士兵大量死亡。④幸存者不仅都是些被北京市民传为笑料的老弱残兵，而且由于掌管宫中厨事的太监不再向他们发放口粮，这些士兵正在饥饿中死去。⑤
而用来维持这支乌合之众的军队或招募新兵以取而代之的军 费又在哪儿呢？①从账簿上看，前线军队每月要消耗饷银40万两，而新、旧府库一共只剩下4200两，户部的收入则几乎等于零。②在正常情况下，皇帝个人的收入有400多万两金花银。③可这种收入已大大下降，宫廷的花费却大得惊人，物价又在飞涨。④据传，皇上240私蓄所剩不会超过几十万两。⑤所以，为了敛钱，崇祯帝决定允许因纳贿下狱的官员以重金赎身。有七位著名的政治犯在同意献出部分家产以作京师防卫之用后获得赦免。皇上又向自己的亲戚施加压力，迫其献产。⑥此外，也有人自愿捐钱，特别是当朝廷宣布捐钱多者可得封爵之后。还有来自官员会馆的集体捐助。但用这种 方法只筹集到20万两。不少赎金实际还没有上交国库，就被户部的贪官污吏私吞了。①到1644年初，粮仓空了，卫戍京城的军队几乎一年没有得到军饷。正如一位将领所报告的那样：“鞭一人起，一人复卧如故。”②
② 1642年阴历三月，河南北部已牢牢掌握在李自成手中，当地所有营寨都承认他的权威。
③ 宋企郊，陕西乾州人，曾任吏部员外郎。其简要生平，参见魏斐德：《1644年的大顺政权》，第81—82页。
④ 郝爱礼：《论明末的李自成和张献忠》，第464—465页；帕森斯：《明末农民起义》，第91—92页。据当时一些最可靠的记载，李岩是1617年的举人，其父李精白在天启年间作过山东地方官，后因过分接近魏忠贤，为东林党人所不耻。据说，李岩在加入李自成的队伍之前曾领导过一次反抗地主剥削的起义。成为李自成的谋士后，他又为义军拟定了宣传口号和土地改革的策略。见计六奇：《明季北略》，第209—210页。近来有人对李岩其人的真实性提出质疑。罗杰·德·弗格斯最近撰文指出，李岩是民间传说与士人编写历史的混合体。据顾诚《李岩质疑》第68页说，没有直接的材料可以证明李岩是一位开封士大夫，也无材料证明他与李精白的关系。不过，以我所见，李岩的作用虽被夸大了，但他毕竟是真实的历史人物，作为1643、1644年间农民军的一位谋士，他经常被提及。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研究人员曹桂林也持此种看法。在1979年6月有美国明清史专家参加的一次学术讨论会上，曹桂林发表了类似的观点。吴伟业等对李岩的存在，特别是农民军在皇宫中发现崇祯皇后尸体时李岩的所作所为，都有过描述——这些都是可信的资料。王春瑜：《李岩〈西江乐〉·〈商洛杂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