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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澹骸肚宕舜浴罚�723页）。高倬（1625年进士）擅长于组织地方武装，曾在南京任右佥都御史。弘光政权建立后任工部尚书（应是工部右侍郎——译者），转任刑部尚书。他在掌刑部时是马士英的驯服工具（《明史》，第3092—3093页）。朱大典（1616年进士）曾任山东巡抚，并在山东打败过当地的农民军。1635年为运河、凤阳督抚，1641年掌湖广、河南军务。崇祯末年，其子招纳亡命，组织地方武装，他因此而失宠。投奔福王后，朱大典重新得宠，并成为马士英的同党，得授兵部侍郎，后又提督江上军务。其后，他因抵抗左良玉未成，投奔唐王，任大学士。最后在抗清中死去（同上书，第156、910、2857、3097页）。练国事（1616年进士）是典型的地方长官。1622年广宁失守后，他建议在北方就地训练军队以抗击后金。他曾遭魏忠贤党徒的弹劾并被革职。1628年复职。后以右佥都御史之职巡抚陕西军务，但因战败而被罢免，并像崇祯朝中许多败将一样被投入监狱。福王政权建立后，任户部左侍郎，后迁兵部尚书（同上书，第903、2724、2951页）。
南京政府的困境
然而，尽管这些官员可能很能干，南京政府持续不断的财政困难却限制了他们才能的发挥。朝廷自然要尽力维持一支庞大的军队。1644年冬季，名义上属于南明的军队超过100万人，是其兵力最盛之时：
将领或驻地兵 力
高 杰4万
黄得功3万
刘泽清3万
左良玉80万①
安庆驻军（归凤阳指挥）1万
凤阳驻军1万
淮安驻军1。5万
黄斌卿1。8万
李成栋（史可法指挥）4000
吴材（Wu—Cai）驻军
（水陆部队）1万
安庆驻军5000
总 计100。2万
（应为97。2万——译者）
可以肯定，这些都是各地驻军的上报数字，实际人数可能要比这些数字少得多。②前五支军队主要是自给自足的。③所以其将领，像左良王等人皆在其辖区内征税，而且根本不将其税收上缴南京。其 余的军队则主要依靠南京提供的军需和兵饷。这样，军政与民政的开支加在一起，每年约需1000万两银子。①
朝廷希望史可法提供这笔经费的一部分。但那年冬季，他自己的军队也没有足够的粮草，加上淮阳地区的交通被阻断，致使史可法派出的收税官只收到规定税银的一小部分。②其中只有5000两上缴南京。③因此，南京朝廷只好另寻出路。尽管以前的赋税有所减免，但常规税额却增加了；对已经纳税的地区，则课以额外捐税。例如，这年初冬，淮河地区的米税就增长了12％——据说是因为上交的稻米质量低劣；数月之后，又有宦官建议，向浙江、福建额外征银20万两以弥补府库的日益虚竭。此外，房地产交易税、渔税及沿岸芦苇税等多种杂税也开始征收。及至1645年春，马士英甚至提出向各州府征收特别税，以训练军队。这实际上是恢复了福王登基后已废除的令人切齿的“练饷”。酒税也在此时开始征收，盐税提高。④在预料中的是朝廷少不了卖官鬻爵；对地方乡绅进行额外搜刮，迫使他们交纳财产税等等。⑤尽管南明政府作了种种努力，但这些权宜之计的实施，至多也只能收到800万两，而政府所需要的开支则是1000万两。⑥
这一困难显然是全局性的，南京政府根本没有足够的辖区，所以也无法为防御提供足够的钱粮。①由于缺少信贷来源和私人钱庄（清政府则可从山西商人处借贷钱款），南明政府只能发给少数将领军饷，因而它不得不允许主要军事将领在其各自辖区内拥有财政自主权。这样便削弱了朝廷对各地驻军的控制。这些军队常为分赃不均而互相争吵，以至后来清军邀请他们共同征服华南时，他们竟为能有机会掠夺战利品而喜出望外。
尽管南京政权的财政困境是全局性的，但无论当时还是后来的舆论都将南明经济崩溃归咎于皇上的昏庸或马士英的贪婪。也许找出一个替罪羊能使人们对即将发生的悲剧在感情上更容易接受。也许传统史家总是习惯于把一切罪责归于某个人的恶劣品行。②因此，无力挽回财政危机的责任，被推给了奢侈的弘光帝和贪得无厌的马士英及其同党。③弘光帝是个戏迷，据说他不理朝政，日夜沉溺于表演或观赏阮大铖所编写的《燕子笺》一类的戏曲中。④正如《桃花扇》所描述的那样，弘光帝唱道：
旧吴宫重开馆娃，
新扬州初教瘦马，
淮阳鼓昆山弦索，
无锡口姑苏娇娃。
一件件闹春风，吹暧响，
斗晴烟，飘冷袖，
宫女如麻。
红楼翠殿，
景美天佳，
都奉俺无愁天子，
语笑喧哗。①
宫殿楼台遮蔽了刀光剑影，南京城内的骄奢似乎掩饰住了前方将士的艰难困苦。皇上只关心自己御花园的美丽，只关心宫内戏班子的戏装精致。他把越来越多的权力交给了宦官，而朝中权臣又卖官鬻爵，中饱私囊。②一首当时的民谣这样唱道：
职方贱如狗，
都督满街走。50000454_0292_2③
马士英和阮大铖为了控制某些职位而相互争夺。④例如，马士英欲使张国维任吏部尚书，阮大铖则希望他的朋友张捷得到此职。结果阮大铖如愿以偿。⑤而马士英也得以提拔自己的甥婿杨文掌南 京江防。①
扫尽江南钱，
填塞马家口。②
因此，有些人出于私心，利用阮大铖的卖官鬻爵和马士英的任人唯亲，拒绝放弃对江南财富的控制，反对北伐。与此相反，史可法则没有理由不支持北伐，他本人当时已在江北，而江南又无其切身利益需要保护。因此，在当时简单化的道德评价中，南京朝内的腐败自私与史可法军营中的正直献身精神形成了鲜明的对比。③
② 这些数字引自刘约瑟：《史可法和满洲入侵时中国的社会政治》，第112页。文献中还提到其他一些将领的名字，在此就不一一列举了，因为其中并未列举士兵的人数。那可能是想用此来填补虚报士兵名册中的空额。斯特鲁弗提供的南明军队数字，其中包括左良玉部的5万人、江防军4万人、京师驻军6万人和史可法部3万人。斯特鲁弗：《南明》，第8页。
③ 据说，南京应向前四位镇将提供20万两饷银，但某些当时的人——无视南京政府的巨额财政赤字——认为马士英从未将这些饷银拨发给四镇，因为他有意要激起四镇将领对史可法的不满，从而破坏史可法在军队中的威望，使史可法失去入朝作执政大臣的机会。刘约瑟：《史可法和满洲入侵时中国的社会政治》，第91页。
① 刘约瑟：《史可法和满洲入侵时中国的社会政治》，第102页。斯特鲁弗估计，仅军费一项开支就达700万两。这一数目超出不含额外税收的正常岁入100万两。斯特鲁弗：《南明》，第8页。
② 祁彪佳拒绝向需要苏松地区部分税收的史可法及江北所在其他将领提供粮草（斯特鲁弗：私人通信）。
③ 刘约瑟：《史可法和满洲入侵时中国的社会政治》，第91页。
④ 黎杰：《明史》，第200—201页。
⑤ 上户纳税6两，中户4两，下户2两（应是3两——译者）。计六奇：《明季南略》，第146页；又见顾炎武：《圣安本纪》，第2—3页；谢国桢：《南明史略》，第61页；克劳福德：《阮大铖传》，第62页；斯特鲁弗：《南明》，第17页。
⑥ 刘约瑟：《史可法和满洲入侵时中国的社会政治》，第102页。
① 马伯乐《明代的灭亡》第224页着重强调了这一点。
② 弘光皇帝作为一个无能之君完全符合传统史学家所描述的亡国之君的形象。这也完全符合清人的观点。乾隆皇帝十分明智地将弘光朝而不是崇祯朝称为明朝的终结。因为福王具有亡国之君的典型特征。同样，马士英也比温体仁更像误国的奸臣。斯特鲁弗：《传统中国社会中史学的作用》，第228—229页。
③ 李清：《三垣笔记》下，第8页。
④ 虽然当时大多数人认为，南明的灭亡应归咎于弘光帝嗜酒成癖，但实际上更为重要的原因却是南京朝廷不愿与农民军联合抗清。相反，弘光帝及其大臣宁愿坐观清军剿灭大顺残余力量。这种作法使清朝在舆论上占据了优势，特别是在大运河沿岸及河南北部等战略要地，南明政府袖手旁观的态度促使当地地主豪强转向清朝一边。“借虏平寇”对南明政权来说只是一种目光短浅的战略而绝非长久良策。顾诚：《论清初社会矛盾》，第142—144页；又见洪焕椿：《清初农民军的联明抗清问题》，第84页。
① 孔尚任：《桃花扇》，第190页。
② 陈贞慧：《过江七事》，第61页；何柄棣：《中华帝国中的进身之阶：1368—1911年的社会流动》，第44—47页。许多求官者都去求阮大铖帮忙——当然需要花钱——以至其宅第人来人往，如同官衙。一天，李清登门拜访，向门人询问阮大铖是否在家，门人答：“若主人在，车马阗咽矣，如此寂寂耶？”李清：《三垣笔记》下，第18页。
③ 温睿临：《南疆绎史》，第714页；《明史》（中华书局），第7942页。
④ 李清：《三垣笔记》下，第1页。
⑤ 张捷曾是周延儒和温体仁的同党。《明史》，第3501页；克劳福德：《阮大铖传》，第73、95页。
① 《明史》，第13页。杨文尽管曾因贪污而被御史詹兆恒弹劾，但他确实有一定的声望。他在《桃花扇》中将扇上的血迹改画为桃花的艺术形象为后来的中国人所熟知。他是当时知名画家之一，也是董其昌的好友。虽然他是马士英的亲戚，但他与复社人士来往甚密，是祁彪佳、夏允彝的好友，还是几社的创办人之一。弘光政权建立前，他曾任江宁知县。
② 计六奇：《明季南略》，第146页。
③ 谢国桢：《南明史略》，第57页。
扬州的忠臣
史可法的扬州大营吸引了江南士绅中最狂热的忠义之士。他们从江南各地，尤其是从淮河流域来到史可法营中充当幕僚，渴望为南明效力。史可法离开南京时，带走了他在镇压农民军期间召集起来的一批忠心耿耿的部下。其中有些人，如张一宠，是1635年史可法在太湖剿匪时投入其门下的。④有些则是军事家，如浙江的李标。⑤但他的大多数幕僚是17世纪40年代初在安徽作战时招募 的。①在任安庆、贵池巡抚期间，史可法又网罗了许多当地士人，像安庆的周自新和孟振邦，贵池的程宗熹和汪思诚。②来到扬州后，史可法宣布成立了一个特殊机构——礼贤馆，并下令招纳四方学士。③通过其心腹幕僚应延吉的努力，史可法招纳了20名新幕僚，其中包括年轻的神箭手李升和著名的战略家卢景才（LuJingcai）。④也有一些人，像正在协助史可法组织“保甲”的1643年进士吴璇，因受到史可法的赏识而任要职。其他人则进入史可法的幕府，以幕僚身份为其出谋划策。⑤其中最著名的是积极献身于收复中原事业的徐州诗人阎尔梅。
阎尔梅（1603—1679）出身于富裕的士绅家庭，其家族以擅长音律著称。他与两个兄弟从小就在父亲的督促下学习作曲，并都是受人尊敬的诗人，阎尔梅在兄弟中又最为出色。他虽然不如同乡万寿祺有名，但在24岁时就写成了一本诗集，并为一群在华中和华 北的城市与乡村间浪游的诗人所承认。①1627年他来到南京，随后又到淮扬地区，与杨廷枢、沈明抡、袁徵、李待问等诗人交游。1628年，在江阴短暂逗留后（在这里阎尔梅出版了《疏影居诗》），阎尔梅便北上寻友，来到了北京。他与吴盛藻、李武曾、戴无忝及山西诗人傅山一起长夜痛饮，唱和诗歌，切磋技艺，举杯相祝，饮酒赏月。②1628年，他有幸与另一位著名的徐州诗人万寿祺应邀参加了在天坛举行的御经筵，并作为南方名士被引见给刚刚即位的崇祯帝。③
两年后，阎尔梅在北京出版了一部诗集。1632年，在完成了另一部著作之后，他回到淮扬，继而又来到杭州西湖，一路上又出版了两部著作。此后，阎尔梅从浙北再次北上，并在山东小住。山东日益增长的社会动乱迫使他于1641年回到了相对安全的淮安避难。④在往返的旅途中，他数次横渡黄河，并与许多对王朝将亡十分敏感的士大夫一样，目睹一泻千里的黄河波涛，感受到历史兴衰往复永无止境：
黄河来万里，
沧海去朝宗。
经过泉溪处，
诸水俱率从。
清浊非一路，
大小相雄雌。
与时为盛衰，
怒喜看天风。
行人不敢渡，
舟子歌艨艟。
沙诸闻笑言，
烟雨垂钓翁。
神禹知有命，
蜿蜒视蚊龙。①
历史正如黄河那样，有时汹涌奔腾，一路汇集着涓涓细流，有时则气息奄奄，干涸断流。如果这一比喻是恰当的，阎尔梅所处的正是这样的时代。由于京师已落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