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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财政》，第123页。
② 梁方仲：《明代“十段锦”赋税制度》，第272页；又见滨岛敦俊：《明代江南三角洲的水利控制组织》，第74—77页；《关于江南圩田的若干考察》，第118—119页。
③ 傅衣凌：《明清时代商人及商业资本》，第16页；许大龄：《试论明后期的东林党人》，第3—4页；顾琳和周锡瑞：《从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日本对中国农村社会变迁的学术研究》，第404页。在太湖地区，那些土地被乡绅兼并了的土地所有者们，往往迁往江南那些当时迅速兴起的新城市中心。有许多关于这些家庭迁往城市、参与商业活动的事例。如果他们的商业活动成功了，他们就会在故里购买产业，极力恢复他们的农村根基。关于这种迁徙和投资形式的事例，见石锦：《1368—1840年太湖地区的小农经济和农村社会》第三章；关于松江地区乡绅土地兼并的事例，见郑昌淦：《明末至清代前期的封建租佃关系》，第165页。乡绅家族利用其地位侵占土地的方式，见佐伯有一：《明末的董氏之变——兼论“奴变”性质》，第39—40页。有一些理由使我们相信：16世纪末南京附近地区住在外面的地主的急剧增多，是因为一条鞭法改革的实行，它把徭役折银支付，附加在现有土地税上面。这可能会减轻当地土地所有者的负担，并且刺激他们对土地的需求。贝蒂：《中国的土地与宗族》，第12—13页；约瑟夫·P·麦克德谟特：《明末太湖流域的奴隶》，第77—78页。
① 小山正明：《明代的粮长——以明前期江南三角洲地区为中心》，第25—32、38—40、56页。“乡绅”一词最早出现在1588年的《明实录》中。它指那些在职的和已经退休的官吏。那些获得了科举功名但还没有做官的人，一般叫做“士人”或“士子”。森正夫：《明代的乡绅》，第35、47页；重田德：《乡绅的历史性格——乡绅观念的系谱》，第85页；酒井忠夫：《儒教和大众教育书籍》，第351页；滨岛敦俊：《明代江南三角洲的水利控制组织》，第76—77页。这样在16世纪的后半期，我们看到那些老的当地地主被新的“乡绅”所取代，这些乡绅是可以利用他们“缙绅”和“衣冠”的地位贱买土地、逃避赋税、役使地位较低者的“宦室”。森正夫：《明末社会关系的秩序变动》，第156—157页。
② 石锦，《1368—1840年太湖地区农民经济和乡村社会》第一章；森正夫：《明代的乡绅》，第45—47页。
③ 最有名的“优秀”粮长可能是大画家沈周（1427—1509），森正夫：《明代的乡绅》，第42—45页；默克：《祝允明和苏州的文化贡献》，第8—9页；宫崎市定：《明代苏松地方的士大夫与民众》，第5页。当然，粮长也可能具有很大的剥削性。关于剥削的普遍性及其与中国经济不发达的关系的深入讨论，见李约瑟和黄仁宇：《中国社会的性质》，第14页。
④ 这以后，粮长、塘长和里长的负担开始多于特权，导致主要打击了中等和一般小地主的“役困”问题。滨岛敦俊：《明代江南的乡村社会》，第9—10页。
⑤ 森正夫：《明代的乡绅》，第46页，及其《明末社会关系秩序的变动》，第155页；埃尔文：《论明清时期水的控制和管理》，第95—97页。
① 宫崎市定：《明代苏松地方的士大夫与民众》，第26页；森正夫：《明代的乡绅》，第35—37、48页；又可见默克《祝允明和苏州的文化贡献》各章；滨岛敦俊：《业食佃力考》，第143页。他嘲笑宫崎市定所描述的、作为保护者的乡绅阶层一员的一位和善的乡居退隐者的形象。
② 常熟谭家就是这种多种经营的好例子。谭家兄弟16世纪末在太湖岸边起家之后，决定不做渔民了。他们围造圩地，并用其收入雇用当地的其他渔民，把雨水最多的沼泽改成渔塘，在渔塘上架起了浮桥，盖起了可以容纳上百名劳力的工舍；这些劳动力先后把大部分土地变成了果园。傅衣凌：《明清时代商人及商业资本》，第17页。
③ 居密：《主人与奴仆》，第57页；宫崎市定：《明代苏松地方的士大夫与民众》，第16页；西村数余：《明代的奴仆》，第30—31页；小山正明；《明末清初的大土地所有制》第一部分，第5—9页；古岛和雄：《明末长江三角洲地区的地主经营》，第15—20页。
④ 在官僚集团中常常流行的一种看法是“业食佃力”的观点。L。S。杨：《中华帝国集体劳作的经济观》，第75页。“业食佃力”一词始于宋代，不过，在晚明，它的使用与因为里甲制度破坏和地主外住风的兴起导致的灌溉系统危机直接相关。由于当地的土地所有者不再承担维修沟渠和水利设施的责任，由于新的科举乡绅利用免役权逃避灌溉责任，因此地方官开始认为政府应该加以干涉，以免这种在长江三角洲下游精心建造的河渠和圩堤系统无人照管。政府的干预看来是必需的，因为正如一些日本历史学家所言，农民中没有什么社会共同体组织主动承担照管水利设施的责任。1566年工部下令实行照田派役。这个制度的弊端是免除了乡绅的徭役。因此为了公平地摊派力役负担，17世纪初官吏们建议乡绅地主把他们的力役用米或银（业食）的形式付给佃农，佃农则提供力役（佃力）修复沟渠。这个制度在一些县里实行过，乡绅们答应予以合作。在1660年，耿桔在常熟主持这项改革时，乡绅却利用他们在京城的关系，毁掉了这位亲近东林党的官员的前程。1611年，大学士徐民式下令在浙江实行“照田派役”，但也失败了。滨岛敦俊：《业食佃力考》，第119、128—129、133、142—143页；《明代江南的乡村社会》，第7—9页；《明代江南三角洲的水利控制组织》，第80—91页。
① 清代的官吏对“长随”这种官员个人奴仆习以为常。“长随”暂时依附于长官，是自己主动投靠主人的，希望以此与衙门胥吏相勾结从普通百姓那儿敲诈钱财。托伯特：《清朝的内务府》，第57页。
② 傅衣凌：《明代江南市民经济试探》，第33页。
③ 关于一些地主在田庄中安装织机的事例，见黄之隽：《江南通志》第一四三卷，第16页；第一四七卷，第38页。
④ 关于妇女手工业对农民家庭的经济重要性的一些较晚的例证，见马乔里·托帕里：《广东农村的抗婚斗争》，第70—73页。关于晚明时期女性文人的社会文化影响，见汉德林：《吕坤的新读者》。灌溉危机同样促进了可以换钱的作物的种植。在16世纪40年代因为水渠系统开始受到破坏，江南东部丘陵县的农民便转去种植棉花，它不像水稻那样需要大量的灌溉用水。因此，随着棉纺织业的迅速发展，灌溉系统几乎都被破坏了，因为农民不愿意用手工制作的时间去疏通河道和修复沟渠。这样，这个地区的生态环境在不到半个世纪的时间中发生了明显变化。滨岛敦俊：《明代江南三角洲的水利控制组织》，第78、88—89页。
⑤ 从粮食生产转到为丝织市场进行生产的刺激是很强的。在17世纪初嘉兴，五亩稻田的收获卖出后只能得到11。25两白银的收入。而同样数量的桑田可以获52两白银，增加了四倍多。居密：《主人和奴仆》，第8页。烟草更为赚钱，亩烟草收入相当十亩稻田收入，谢国桢：《明代社会经济史料选编》，第66—67页。稻田的收获卖出后只能得到11。25两白银的收入。而同样数量的桑田可以获52两白银，增加了四倍多。居密：《主人和奴仆》，第8页。烟草更为赚钱，亩烟草收入相当十亩稻田收入，谢国桢：《明代社会经济史料选编》，第66—67页。
① 傅衣凌：《明代江南市民经济试探》，第34—38页。不过价格上升的并不快。16世纪50年代福建的永安县，生产一石地租的土地可以卖到4两白银，1782年，同样的土地可以卖到11两，但是直到1864年它的价格也没有超出这个水平。傅衣凌：《明清农村社会经济》，第20—24页。
② 谢国桢：《明代社会经济史料选编》，第47页；滨岛敦俊：《明代江南三角洲的水利控制组织》，第77—78页。相对小一些的灌溉系统而言，交通系统很少遭到破坏，因为运河渠道连结着大多数城镇。今天，南京和上海之间，仍可以看到593条河道。黄仁宇：《大运河》，第4页。
③ 关于晚明到18世纪这段时期江南对湖广地区稻米输入的日益依赖，见全汉升和克劳斯：《清代中期的粮食市场和贸易》，第40—71页。16世纪末，政府实际上在管理着跨地区的谷物交换。1596年，太湖东南的秀水地区出现了一种制度，当地政府挑选20—30名本地商人，让他们负责私人输进3000石稻米。当地官员也得到省级政府的特别许可，在各个关津处由军队用船只运送大米。在1621年，湖州也实行了相似的制度，因为督责漕运的专使向产粮地区的官员解释说，让粮商们购买足够的谷物供应太湖地区居民的需要，是极其重要的。石锦：《太湖小农经济》第六章，第4—7页。
① 傅衣凌：《明代江南市民经济试探》，第58页。
② 西岛定生：《中国初期棉业市场的考察》，第135—136页。利玛窦就此发表评论说，中国可以生产出足以供给全世界的棉花，利玛窦：《16世纪的中国》，第13页。
③ 西岛定生：《中国初期棉业市场的考察》，第134、138页。在晚明，松江棉纺业所用的棉纱是那些商人从农村家庭纺织者那里收买来的。在万历晚期，这些棉纱大多由城市里上百家的工厂制成长短筒袜。傅衣凌：《明清时代商人及商业资本》，第6—10页。
④ 据17、18世纪之交的文人记载，那些精美的镶边罗纱和各色丝绸都是很流行的。傅衣凌：《明代江南市民经济试探》，第107页。苏州也有棉纺织作坊，多在阊门之外。但是，这些规模较小的、只有20多个短工的“堂”，较之城东北角的那些大丝绸工场则相形见绌了。在那儿，棉织工每天早晨聚集在著名的花桥一带，而丝织工则聚于广化寺。时人记载说，若机房工作减，此辈衣食无所矣，引自傅衣凌：《明清时代商人及商业资本》，第12页。
① 这个时期商业和土地财富的增长远不像以前那么互不相关了，富裕的乡绅家族不再贮存粮食和银钱，而是把资金投放到高利贷或商业中去了。商人也变成了地主，而且与明中期的土地所有者们相比，他们在谋取地租上更精于计算、长于管理。石锦：《1368—1840年太湖地区的小农经济和农村社会》第二章，第29—31页；第五章，第35—37页。根据1605年编著的嘉定地方志记载，乡绅和平民之间的地位差距，以及老人和青年间的等级差别感已变得模糊不清了。森正夫：《明末社会关系秩序的变动》，第136—137页。
② 西村数余：《明代的奴仆》，第42页。
③ 傅衣凌：《明代江南市民经济试探》，第31—32页。在1643年的一份记载中，方以智叙述了明末对财富和地位的追求之风笼罩着中国的上等阶层。他抱怨道，文人变成了官僚，并通过交结权势而大发其财。一旦他们当了官，他们就开始积聚家财。就像一般人贪图享乐一样，他们也追求豪华奢侈。他认为，对于文人来说，远离经商致富之事是很重要的，这是有鉴于他的前一代人在17世纪20年代商人与政府的辩论中支持了商人的主张。彼得森：《苦果》，第72—74、77页。
社会依附关系
在上等阶层和中等阶层之下的是穷人和奴仆，他们中的很多人合法地或是不合法地依附于特别富裕的和有权势的人。在晚明时期有许多种不同的依附关系，这因地而异。
在北方，“家丁”可能源于明初的世袭占有形式，还可上溯到元朝户籍制度的影响。在明朝初期，战俘或罪犯一旦被记入“铁册”就要交给得胜的将领，或是被编入其部队，或是成为其田庄中的劳动 力。这些人的身份于是就用这种法定形式固定下来，而且不能与自己阶层之外的人通婚。尽管这种奴属制度在洪武政权晚期有所松动，但是在永乐皇帝时期又得到了加强，他把那些抵制他夺权的人黜之为奴，并由其子继之为奴。①尽管这种世袭形式的依附关系在万历政权末又复松动，但是在晚明我们同时又看到沿北方边界私人军队的兴起，这种军队的士兵具有“家丁”这样的半农奴身份，按照习惯依附于其将领。由于来自正规军的职业士兵团体不再由一个指挥官移交给另一个指挥官（从理论上讲这首先就形成了世袭军人），这种“家丁”制度（在清初被叫做“役使兵丁”）又得到了加强。实际上，到17世纪中叶，在像山东这样的省份“家丁”一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