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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晚，父母盘算着将来，激动得几乎一夜没睡觉。
第二日，由母亲打电话把权召了回来，语重心长地把人生大事说了。权当时想，终于来了，但权没乱了方寸，他也一五一十地把和斐的关系说了。母亲的脸色就有些发白，母亲毕竟是母亲，母亲很快镇定下来说：只要你和斐断绝关系，斐的事怎么都好说，以后入党、提干就包在咱家身上了。
权说：那是不可能的！
敏的那一幕又出现了。权毕竟不是敏，权要显得坚强而又果敢。被反锁在家里时，他一边吹笛子一边思念斐。这样权和母亲坚持了足有半个月，仍分不出胜负。权觉得自己迟早会胜利的，他认为主动权在自己手里。他已快刀斩乱麻让斐怀上了自己的孩子，也就是说生米早已做成了熟饭，别说母亲就是老石也没辙。权在被母亲“囚禁”了半个月后，洋洋得意地把最后王牌亮了出来。他原以为亮出这张王牌父母就没招了，没想到一连两天没见动静。
在这两天中，母亲采取了行动。她把斐带到了医院，先是做了检查，随后就把斐肚里的孩子做掉了。斐的工作异常好做，三言两语之后，斐只剩下了无助的哭泣。权不在她的身边，斐的主意和勇气便都烟消云散了。母亲轻而易举地处理了斐肚里的孩子，同时也把这一消息告诉了权。权确信之后，疯狂了。他开始哭闹，几乎失去了理智，要死要活。他一边痛哭一边发誓：非斐不娶，宁死不屈。
母亲在几乎失望的情况下，采取了果断措施。她开始绝食，用生命与权的一意孤行进行最后的较量。那几日，不论是白天和夜晚，她把自己和权锁在一间屋子里。权起初不理，躺在床上蒙上被子。母亲不仅绝食，而且还给权下跪，长跪不起。她用她的隐忍和脆弱的权抗争着。权起初不理，后来权就哭。母亲闭着眼睛几乎匍匐在了地上。母亲开始呼吸短促，三天以后母亲真真假假地躺在了地上，面如死灰。权真的害怕了，他跳下床抱住了母亲大哭不止地说：“妈，我答应你了。妈——”母亲也哭了，为了自己的胜利。权哭得伤心无比，为了自己的失败。权提出了最后的条件：让斐入党，提干，然后调她回自己的老家去。
父亲答应了，用最快的速度给斐办理完所有的手续。
又过了不久，权便和静举行了婚礼。
权和静结婚后，权调出了文艺宣传队，告别了那个令他伤心落泪的地方。后来权开始写小说了。
他和静不吵不闹，一副恩恩爱爱的样子，后来也生了一个孩子。权经常独自一人吹笛子，笛声缠缠绵绵，在母亲听来像南方的雨季。
80年代末，权和静终于离婚了。离婚之后的权去了南方，不久他就和斐结婚了。斐一直在等权，斐已成了音乐学院的一名老师。权却成了自由撰稿人，权一心一意写爱情小说，权的爱情小说红遍了南方也红遍了北方。
权写小说用的是另外一个名字，就是用真实姓名，父亲母亲也不会知道权会写小说，因为他们从来不看小说。最主要的是，他们认不全那些字。
在父亲离休之后，敏和权双双离婚。这给父母的心灵带来很重的创伤，他们到死也不会明白，他们为两个孩子精心编织的生活，到底哪出现了问题。他们一直在苦苦思索着这一个问题，这成了他们晚年一个主要的话题，他们明白了么？理解了么？
父亲的婚姻观是：男人在女人的帮助下过日子。
母亲的婚姻观是：女人一旦嫁给男人，就应是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生死与共。
父亲所在的守备区解散前，他是听到了一些消息的。父亲的消息当然来自老战友们的关怀和叮咛。那些日子父亲的心里很苦闷也很彷徨。父亲在得到守备区撤销的同时，也得到了另外一个消息，部队将士要恢复军衔制。军衔对父亲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的诱惑。父亲还记得抗美援朝回国后，部队也授过一次衔。那时他是少校团长。父亲雄心勃勃，今天是少校，以后就会是中校、上校……这样一路晋升下去，成为将军那是迟早的事。没想到，几年之后军衔又一次被取消了。父亲和所有的干部战士一样，换上了一颗红星头上戴，革命红旗挂两边了。父亲就很失望，做将军的梦幻成了泡影。父亲在成为守备区司令之后，对成为少将仍耿耿于怀。他做梦都梦见自己此时已是少将军人了，少将已是真正的将军了。
父亲说这些话时是一脸严肃的，也是毫无商量余地的，××同志便只好沮丧地把这些东西带走了。父亲不收这些人的礼品，但该办的事还是要为下级办的，结果弄得下级就很感动。在父亲不在家时，又偷偷把东西带过来了，和母亲寒暄一阵便把东西留下走了。这时，母亲也会像父亲似的说：××同志，请把东西带走！母亲说了这话，神情和语气全没了父亲的威严和决绝。××同志便真诚地笑一笑，说了热忱又感激的话，然后就走了。母亲觉得没有理由不收下这些东西了，就收下了。母亲收下这些东西后，从不向父亲言说，而是把这些东西先放起来，放在父亲看不到的地方。家里柴米油盐的这些事父亲从来不过问的。父亲要喝酒也要抽烟，这些东西都是母亲张罗！过一段时间，父亲烟酒断顿时，母亲便把客人的东西拿出来，父亲也不问是从哪里来的，就抽就喝。
时间长了，客人们便都在父亲不在家时来拜访母亲。有事的客人自然都不是空手的，他们向母亲倾诉自己的难处和不公，希望得到父亲正义的指示。来人说得很动真情，声声血、句句泪的，母亲听得也很投入，不时也陪来人叹气或流泪。来人倾诉完了，便告辞了，母亲仍会说：×同志，请把东西拿走吧！母亲自然说得并不果决，甚至语调里充满了柔情，来人的东西自然也是不会拿走的。
母亲收了来人的东西，心里自然对来人的困难充满了同情，在晚上和父亲躺在床上时，总是要向父亲传达一番的。母亲在传达父亲下级困难时，总要增加一些发挥和创造，发挥创造的程度要依据来人礼物的轻重而定。礼物重些的，发挥的余地自然要大一些，而且要反复强调，直到引起父亲的重视答应母亲在这件事情上过问一下，母亲才住口。于是安然地和父亲一起走进梦乡。
渐渐，在守备区干部、战士的眼里，母亲变得和父亲同等重要起来，私下里在守备区干部战士中流传起来一句民谚：有困难找老邱。老邱就是母亲。母亲的威望在守备区直线上升，母亲走在守备区营院里，认识不认识的人，都要向母亲恭敬地问候，她迎接一个又一个虔诚的军礼。母亲只是父亲的家属，享受如此的待遇这是守备区非军人中独一无二的。于是，母亲有十二分的理由在营区里昂首走路，面带自信的微笑，这种心态使母亲愈发地显得年轻而慈祥。
父亲对母亲私收下级礼品的事是有些察觉的，证据也是有的。于是父亲就在床上批评母亲道：老邱你不要这样，这样下去是要犯错误的。父亲也一直称母亲为老邱，虽然他比母亲要大上几岁。
父亲这么批评母亲，母亲总是口服心不服地说：下次注意就是了。父亲不再说什么，停了停母亲又说：现在社会就是这个样子，谁不送礼？又谁不收礼？礼又不是你收的，俺一个家庭妇女又有啥错误可犯！
父亲心平气和地说：别人是别人，咱们是咱们。
母亲说：不送礼你就不给下级办事了？
父亲想想也是，下级有困难，只要合情合理的，他总是帮忙解决。当然这种合情合理每次都少不了母亲发挥创造的成分。但父亲还是说：办事归办事，收礼归收礼，这是两回事。
母亲说：知道了，俺不会犯错误的！
母亲虽这么说，礼照旧收，错误照旧犯。
父亲对待这件事，也采取了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态度。母亲便觉得自己的做法已经合法化了，因此，母亲如鱼得水。
在守备区即将被撤销，人心惶惶之际，父亲门前一下子变得门前冷落车马稀了。母亲坐在空荡荡的客厅里，体会到了前所未有的失落和不安。
她多么希望有人再一次敲响家门呀！
父亲在绝望的时候就想到了他的亲家，原军区参谋长。正如当年父母预料的那样，他们的亲家早已是军区的副司令了。这证明了，父母同样具有远见卓识，他们在关键时刻想起了自己的亲家。其实他们早就想到了，只是父亲都在有意回避着亲家，因为权正在和静闹着分居。早在这几年前，权和静就双双离开了部队，他们一离开部队，原本貌似平静的小家便爆发了种种矛盾。权和静的矛盾引起了父母的高度重视，他们几次召见权，仔细询问矛盾的过程。权是什么也不说，在沉默中听着父母用高高低低的声音批评自己。父母在婚姻问题上都没有什么理论可以依据，有的是做父母的那份责任和威严。很快父母的批评就显得苍白无力了，最后终于偃旗息鼓。权从始至终不说一句话，待父母平息下来，他摁灭手中一直燃着的烟说：那我就走了。
权就走了。权和静的矛盾依旧存在，隔三差五地爆发。每次爆发，静便投奔自己父母的家，扔下权和孩子，权便把孩子送到父母这里。每到这时，父母便知道权和静又爆发矛盾了，于是又引起父母更加严厉的批评。权很乖顺地听，听完就走了，并不见吸取教训的样子，这就使得父母异常气愤。
到后来，权和静终于分居了。分居的局面一直持续着。权和静从闹矛盾那天起，父亲就觉得很对不住自己的亲家、已当上了军区副司令的老上级。父亲总想找个机会把权和静的事向亲家汇报一下，但又想到权如今闹成这样，自己是有责任的，很难启齿，于是便一直拖着。
在这关键时刻，父亲知道躲是躲不过了，只能硬着头皮上了。父亲在床上和母亲反复商量研究决定，向亲家求救。
父亲终于要通了亲家的电话，亲家一如既往的热络。亲家甚至在电话中怪罪父母为什么这么长时间不给自己打电话，还说要找个时间老哥俩要小酌一次，畅叙一下心曲。父亲被亲家的真诚感动了，同时也为自己的小肚鸡肠而感到脸红。在这种真诚的气氛之中，父亲似乎看到了一点希望的曙光，在不远的地方闪烁着。父亲和亲家绕了一个大弯子之后，终于说到了守备区和自己的命运，亲家果然直言不讳地说：裁军这是军委定下的事，咱们都一把年纪了，听从党的安排吧……
父亲听到这心里就凉了半截，刚开始那点热乎劲也随之消失得无影无踪，但还是委婉地把自己的心愿说给亲家听。这引起了亲家强烈的共鸣，其实亲家的心愿是和父亲一样的，他们何尝不想就这么一路风光地干下去呢？就这样，父亲和亲家在电话里沟通了两个小时，才放下电话。放下电话的父亲冷静了下来，然后他就明白了，原来亲家也在被“裁”之列，也就是说身为军区副司令的亲家也已是自身难保了。他又想到了，亲家在电话里说过的话：咱们都找一找吧，分别跟领导谈谈，也许有希望，但估计用处不大……
父亲想起亲家这前后矛盾的话，彻底失去了信心和斗志。那一刻，父亲似乎老了十几岁。但他不想就这样失败，他要努力，他还要争取。那些日子，父亲回到家的第一件事便是频繁地向军区各位领导家打电话，父亲动用了这么多年所有的关系，他想起了战友，想起了同乡，想起了对自己不错的领导……父亲给这些人打电话时是低声下气的，可怜巴巴的。父亲说：首长，我小石还小呢，身体也没什么毛病。我是还可以干一番的……
那一年，父亲五十六岁。五十六岁的父亲在说自己还小时，心里充满了一种悲壮感。母亲在一旁小心翼翼地听着，听得她也眼泪汪汪。
父亲又说：老张，看在咱们十几年交情的分上关照一下吧。我并不大，才五十六岁，还小呢……
父亲还说：老首长，您是看着我成长起来的，我还小呢……
那些日子，父亲绝望得要死要活。他时常在办公的时间里偷偷地溜到办公楼的最顶层，凝望着营区。看着那里熟悉的一草一木，心里充满了无限的悲凉，在那里一站就是几个小时。父亲想什么呢？没有人能说得清。
母亲独自守在家里，辗转于一个又一个空空落落的房间，心里充盈着前所未有的荒凉和忧伤。她已经没有心情更没有良好的状态出入家门了，即便出门她还能找到昔日良好的感觉么？茶几旁那叠报纸已落满了灰尘。家里已很久没有客人来了，报纸是自然不需要看了。一个人在家，看那些报纸给谁看？寂寞忧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