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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而言之，你要勇于接受共产国际的批评。”瞿秋白的声音也颤抖起来，再也无法谈下去了。
室内，陷入死一般的沉寂。
没隔多少时日，共产国际命令李立三立即动身去莫斯科，向共产国际“交代”问题。
当时，李立三的妻子李崇善身怀六甲，李立三料想自己此去凶多吉少，短时回不来，便对妻子说：“生下孩子，不管是男是女，都送人吧。”
1930年12月5日，李立三挥泪告别了妻子和两个女儿，匆匆奔赴莫斯科。
李立三走后不久，其妻生下一个女孩，遂按李立三之嘱，将这个女孩送给了与党有密切联系的老工人谢庆斋。李崇善不久被捕入狱。后来，李立三四下寻找那个女孩，却一直没有找到，直到1982年才由党组织帮助找到，这女孩叫谢志佩，在上海某大学工作。而李立三在此15年前就离开了人世。
李立三到了莫斯科后，开始一段时间似乎平安无事，只是一个劲儿地作检查。张国焘回忆当时的情形说：“这位失去用武之地的英雄，闲居下来，没有什么人和他往来，共产国际首脑们大概是要他反省一个时期。我们每天都见面，往往一谈就是半天。他在国内采取反对我的态度，但这时我又成为他亲爱的大阿哥了。我不公开指责他的错误，只鼓励他安心地住下来学习。这位个性好动而风流倜傥的李立三，虽处逆境，仍若无其事地与女朋友们交往，以冲淡他的苦闷。
“李立三来后的第三个星期，共产国际主席团开会讨论李立三路线，被指为半托洛茨基主义者的李立三，首先发言。他坦荡而高声地承认他完全错了；一切对于他的反共产国际和半托洛茨基主义者的指责，他都无条件地接受，认为这是帮助他改正错误。不过他申述他并没有做过反共产国际行动，因此他已遵命来莫斯科，接受制裁。他这种从善如流的天才，使人叹服。
“一位有匈牙利的列宁之称的伯拉昆，继起发言，表示不相信李立三已认识了自己的错误。他讥讽李立三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曾那么轰轰烈烈地反共产国际，如今又表现得这么忠诚地拥护共产国际，一夜之间判若两人！他以自己为例，追述他从前犯过的错误，经过好几年的深思熟虑，才有了相当的了解。他要求李立三作深刻的反省，不只口头承认错误就算。
“这次会议发言的人很多，大家都淋漓尽致地检讨了李立三的错误，不过并没有作出结论。”
李立三就这样在莫斯科没完没了地检查了7年，到了1938年，斯大林在苏联大搞肃反扩大化，李立三被捕了，此后在监狱里待了长达21个月的时间。1945年，他见到了访苏的郭沫若，并托郭带信给中共中央，毛泽东才知道李立三在苏联的一些具体情况。出人意料的是，1945年，经毛泽东提议，李立三在中共“七大”被选为中央委员。这也许是做给斯大林看的。就在这年8月，李立三回国。这是后话。
李立三被勒令去了莫斯科，中国共产党内的政治斗争并没有平息下来。
第一章 长征前夜：漩涡星云航船驶进险滩
1930年的冬天，是一个多事的冬天，也是一个异常寒冷的冬天。
处在极端秘密环境中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因内部政治斗争而面临十分危险的境地。
国民党平息了各地的军阀混战，正在调集军队，准备对革命根据地进行大规模的“围剿”。
就在这时，有个叫米夫的人来了。他来自于苏联，来自于共产国际。
最初的姓名是米哈依尔·亚历山大罗维奇·福尔图，1901年8月3日降生于俄国赫尔松省阿列克谢夫卡村的一个小职员家。中学毕业后，虽年仅16岁，即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不知何故，自此将自己的名字改为巴维尔·亚历山大罗维奇·米夫。过了两年便入莫斯科社会主义学院学习。因当时苏联国内正进行革命战争，他遂两次参加红军。1920年，他进入斯维尔德洛夫共产主义大学学习。翌年毕业，留校任研究员，研究远东的革命问题，研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革命的理论。1924年，他在乌克兰做党和苏维埃工作，1925年调回莫斯科。中山大学成立后，担任了副校长，时年仅24岁。随之，他第二次更改自己的名字，浓缩为两个字：米夫。
此时来中国，他已是共产国际东方部副部长，是以共产国际代表的身份来到上海的。他的到来，给一个人带来了机遇，这个人就是王明。
然而，王明拥有了机遇，中国共产党这艘航船却驶进了险滩。
第一章 长征前夜：漩涡星云王明与米夫握手的秘密
王明与米夫是老交情，早在五年前就握手相识了。这交情是王明投米夫所好得来的。当然，这并不是笔者戴着有色眼镜来评判王明当时的行为。他当时与米夫拉关系，也许在他看来是追求革命真理的需要，但结果却完全相反。事过境迁，历史自有公论。
1925年11月28日，莫斯科在满天坠落的雪花中显得那么沉重，似乎一切都处在即将被埋没的时刻，而那被白雪覆盖着的古老建筑，却又像童话世界一般。
世界竟是这般的复杂，又是这般的简单。
这一天，王明随同沈泽民、张琴秋、伍修权、蔡和森、孙冶方、王稼祥、乌兰夫、张闻天、李培之等60余人，到达莫斯科，来到了位于近郊的沃尔洪卡大街16号，这就是共产国际为中国共产党培养人才的中山大学的所在地。
这里，一切都显得安然与宁静，大学的主楼是一座宽敞的四层大厦，楼前有一个小花园，虽然此时厚厚的积雪压迫着一片枯萎，却使人盼望春天的心情更加迫切。学校对面就是著名的莫斯科大教堂，因为它的存在，又使这里显得十分神秘。
这里，是一个奇特的莫斯科郊外，来这里的人们，有的走向了辉煌，而有的却走向了坠落。
王明这次进中山大学学习，同其他留苏学生一样，是怀着一颗赤诚的心，来这里寻求革命真理的。但他自己也没有想到，他从此踏上了发迹之路。
王明入学后编入了第一班。但因为中国学生都不懂俄语，校方决定办一个速成班，培养一批俄语翻译，由于王明记忆力强，又有英语基础，就加入了速成班。副校长米夫担任这个班的马列主义课程。王明学习很用功，对俄语和列宁著作的学习尤其刻苦。他想，俄语是与苏联人打交道的工具，学会了对公对私都很方便，列宁是苏联人的领袖，如果在对列宁主义的学问上有所造诣，必会赢得苏方的好感。因而他俄语学得很快，半年内就达到能说会读的程度。对学习列宁主义所下的功夫也颇深，心思用得也比较多。每当米夫上课讲列宁主义时，王明都抢着第一个发言，他滔滔不绝地背诵着列宁的论述，对列宁主义的名词术语，也讲得头头是道。
王明的言行，博得了米夫的欢心和青睐。由于王明的俄语学得快，发音准确，同米夫交谈起来很方便，再加上王明这小伙子模样也很可爱，尤其是他那宽阔的前额下面闪动着的那双机智的眼睛，更令米夫看着入迷。这样两人的交流逐渐密切，感情也愈来愈深。
王明拍米夫马屁的生涯也从此开始了。
中山大学开学以后，来这里学习的中共党员与原来的组织关系中断，中山大学内虽然有苏联共产党支部局，但中共党员学生没有入苏共的党籍。为了使中共党员学生过好组织生活，便仿照旅欧留学的中共学生成立的旅欧支部，也成立了“旅莫支部”，全称是“中国共产党中山大学莫斯科支部”。任卓宣（叶青）为这个支部的负责人。
任卓宣后来叛变了革命，当初他之所以能当上这个支部的负责人，主要是因为他是从法国旅欧支部转来的，资格老，而他也毫不客气地摆起了老资格，在支部实行家长制和官僚主义领导方法，而且还照搬留法勤工俭学的经验，反对学生学俄语和马列主义理论，并为此制定了一个《训练工作指导纲要》。
旅莫支部这种做法，显然是错误的，在学校引起了广大学生的不满，也引起了王明和米夫的不满。
1926年春天，米夫利用学生中的不满情绪，专门召开辩论会，挑起了一场激烈的辩论。辩论会持续了四天之久，许多党员学生对旅莫支部脱离实际的工作指导方针和官僚主义进行了激烈的批评。
当然，按照米夫的想法，不只是辩论一番就了事，因而在辩论会后期，米夫把议题转向中山大学党组织归谁领导的问题。
在这个辩论会上，王明锋芒毕露，一马当先地斥责任卓宣，充分表现了他能言善辩的才能。不过，他不仅仅是要表现一下口才，而是要借此进一步向米夫靠近。他已经摸透了米夫的心思，知道米夫早已讨厌任卓宣了，早就想从任卓宣手中夺取中山大学党支部的领导权。于是王明提出了一个新的思想：中山大学党支部归联共莫斯科市中大所在区的区委领导。理由是共产党员不分国界。旅居别国的共产党员，理所当然地要归当地党组织领导。
王明的高论，深得米夫的称赞。
最后校方决定：旅莫支部解散，“中大”党组织归莫斯科市一个区委领导。
王明的这次表现，米夫记在心里，他将想方设法给王明一种回报。“中大”有一个学生组织，叫“学生公社”，相当于今天的学生会。1926年9月初在举行“学生公社”改造大会上，米夫将王明抬出来进行了一番吹捧，就这样，王明一跃成为“学生公社”的主席。其实，按今天所说的德才标准来衡量，王明根本轮不上。当时300多旅莫学生中，资历深的、威望高的大有人在，但王明善于揣摩米夫的心思，深得米夫赞赏，使他得到了“学生公社”主席的宝座，这个主席虽然是群众组织的头头，但却为王明与米夫建立特殊关系提供了更多的方便。
王明不满足，他觉得现在离米夫还是远了些，有些想说的话还说不上，因而他在继续寻找机会。
1927年1月，米夫以联共宣传家代表团团长的身份来华访问。米夫动身来华之际，亲自挑选了四个翻译，这其中就有王明，但贴身翻译却不是王明而是潘家辰，对此王明红眼了，不断在米夫面前拨弄是非，一会儿说潘家辰舍不得离开妻子，小家庭观念严重，一会儿说潘家辰翻译的水平不行，不配作贴身翻译。米夫经王明这么一拨弄，就把王明当作了贴身翻译。
就这样，米夫中国之行，王明跟随其左右，形影不离，感情日深。米夫在武汉期间，多次与陈独秀会面，并向陈独秀力荐王明，要陈独秀批准王明担当中共宣传方面的要职，但陈独秀见王明还是个没毕业的学生，不仅党内资历浅，且没有参加过实际斗争，因此没有点头，却又碍于情面，便让王明在宣传部当了个干事，不久又兼任宣传部的秘书。
6、7月间，国共两党开始分裂。国民党一些要员声言“礼送”共产党出境，冯玉祥公开支持蒋介石的“清共”。7月13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表政局宣言，谴责武汉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的反动行径，撤出参加国民政府的共产党员。时局异常险恶。王明见国内凶多吉少，加之对自己没有得到重用不满，便随米夫回到苏联。其实真正的原因，是想利用与米夫的特殊关系，达到个人的某种目的。
这种机会，在王明返回莫斯科之后果然出现了。
王明回到中山大学的时候，“中大”正陷入“教务派”与“党务派”之间激烈争斗的漩涡之中。
1927年春天，校长拉狄克因为参加了托洛茨基反对派被解除了职务，副校长米夫当时在中国，遂由教务长阿古尔代理校长。当时“中大”支部局书记为谢德尼可夫，谢与米夫关系甚好，米夫在去中国前，“中大”的一切工作都靠谢。那时阿古尔同米夫有矛盾，米夫为孤立阿古尔，同谢的关系日益密切起来。阿古尔和米夫以及谢德尼可夫为争取中国学生的支持，都千方百计地拉拢学生。阿古尔依靠了在中国学生中最有影响的俞秀松、董亦湘、周达文等，尤其是俞秀松，为中共上海党组织的发起人之一。因为阿古尔是教务主任，负责学校的教务工作，故其依靠的学生为“教务派”。谢德尼可夫依靠的学生有张闻天、沈泽民等，因其是抓党务的，故称“党务派”。
这两派因在学校的许多问题上各执己见，情绪对立，争论不休，后来有些学生感到厌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