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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致新成为一个重要的调整装备对象，他的雪套由半雪套调成了全雪套，半雪套是护在脚踝处，以防雪渗进高山鞋，而全雪套是护至膝盖，对于李致新的脚来说，防冻是第一位的。而等待出发的几天里，他的左脚成了他的一块心病。
4月25日上午，日方总队长斋藤淳生钻进了李致新的帐篷。对于这位老队长李致新不陌生，当年在纳木那尼，斋藤先生就是总队长。斋藤问他：“听说李先生的脚冻了，能让我看一下吗？”斋藤先生是一个著名的外科医生，他捧着李致新的左脚仔细看了看说，“做个小手术吧。”李致新一听慌了：“做手术？会不会影响行军呢？”“不会影响。”
1985年的时候，也是斋藤先生在山上治好了李致新的胃病，但就是这样，李致新也有些害怕，还有两天就要出发了，这个时候做手术是不是太冒险了？他赶紧去找中方总队长曾曙生，垂着头，曾曙生沉默了一会儿，说，斋藤说有把握就去做吧。
手术就安排在下午，斋藤队长的医疗帐篷里。一进那个十几平方米的医疗帐篷，李致新的心放下了，四面都是顶到帐篷顶的药柜，中间是一个手术床，斋藤队长和他的助手已经等在里面了，如果不是外面吼叫的风似乎要把这帐篷撕裂，这里和正规的医院没有什么分别。
手术只用了不到半个小时的时间，一块拇指大小的皮被割去，药棉塞进了伤口。呼啦啦的风声里，斋藤队长说了一句话：可以走了。
斋藤队长把每种药都向李致新介绍了一下，李致新问他：“我要是实在坚持不住了怎么办？”斋藤拿出一个小袋子，“请你尽量不要用这个药。”李致新没有问那是什么，后来想想，估计是吗啡一类的东西。
斋藤淳生的治疗一直延续到山上，他在每个营地上都安排了一个给李致新换药的人，一直到7028米。三四次换药后，李致新的脚已经恢复了。
在中国人的攀登历史中，日本队始终是一个伙伴，在中国登山协会，会讲日语的人比会讲英语的人多得多，从1980年山峰对外开放起，日本队伍就从来没有间断过，在和日本队联合攀登的过程中，中国登山队学到了很多东西。
北侧突击营地的两个主角都已含笑冰雪了
建立突击营地征服珠峰8000米以上才是令人自豪的。那里的高空风速每秒达50米以上，氧气含量只有海平面的三分之一，气温在零下30℃—40℃，高空寒风轻则使人冻伤，重则把人卷走。
这时，东京、北京、拉萨不断向大本营提供最新的气象卫星云图，大家在焦灼的期待中掰着手指头算日子。
5月1日，最后一仗全面展开，南、北侧第一突击队开始向高山营地挺进。这天，北侧队的六名突击队员从北坳到达海拔7790米的5号营地。与此同时，南侧队的六名突击队员也从1号营地赶到海拔6700米的2号营地。第二天，南北侧队员又各自再向上一个营地运动。
5月3日，老天爷又来捣乱，印度洋上空有个低压槽偏偏在这时候移向珠峰地区。“南侧出现了暴风雪，第一突击队无法向上运动。”被困在3号营地的南侧队急忙用无线电话向北侧队呼叫。人们的心一下子凉了，因为南侧队员如不能按预定时间到达突击营地，那么5月5日双跨珠峰登顶会师的计划就可能告吹。
当晚，北侧队召开了紧急对策会议，决定北侧仍按原计划行动，如果到时候南侧队上不来，北侧队就实施单跨。而南侧队在听到他们的计划时，当即激动地表示：我们无论如何也要在5月4日赶到海拔8050米的突击营地。
5月4日上午10时，南侧第一突击队顶风冒雪出发了。不料又节外生枝，这时北侧突击队也遭到暴风雪的袭击，一时无法行动。10时55分，次仁多吉按捺不住，他抓起报话机叫通北侧大本营，喊道：“我要走了，再不出发，脚也要冻坏了，还不如上去！”说完后只身一人顶着暴风雪走了。
下午3时，次仁多吉报告他已安全到达东北山脊海拔8680米的突击营地。两个小时以后，北侧突击队的全体成员都攀至突击营地并投入建营。
这时南侧也传来喜讯，到下午6时30分，已有三名突击队员在大风雪中相继跨入海拔8050米的突击营地。
登上珠峰成功与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天气情况。每年10月至次年3月，整个珠峰都在强劲的西北风控制下；5月末，又有东南季风向珠峰扫来，直到9月底才消退。因此，三国登山队选择了5月5日这一“最佳气候期”冲刺顶峰。
1988年的珠穆朗玛峰在李致新的记忆里是群英会。三个国家的著名好手都到齐了。北侧首批登顶的三名队员就是最好代表。5月4日，登顶前突击营地的那个聚会一直深深地记忆在他的脑海里。
但如今，聚会的两个主角已经魂归雪山了。
山田升，日本最具实力的登山家，这一年他38岁。从高中开始他就把登山当做自己的正业了，是日本登山家的代表。从28岁开始，他已经10次登上了7座海拔8000米以上的高山，被人称作“喜马拉雅山人”。
1983年冬天，他从东南山脊登上了珠穆朗玛峰，两年后，1985年的秋天，他再一次从相同路线无氧登顶成功，他这是第三次来珠穆朗玛峰了。
这个时候的山田升身上充满了一个登山家的个人魅力，他很随和，爱说笑话，还显示了无与伦比的实力。他把炊事帐篷称为是传递友谊的桥梁，他说：“曾经有同波兰、尼泊尔、印度登山家合作的经验。因此，在活动中，哪些该做，哪些不该做，我都很清楚。作为一个登山家，最重要的当然还是体力和技术，但人缘也是很重要的。”
在山上，山田升已经在不经意间成为日本队的一个领袖了，每次出发前，都是他同大本营联系，招呼队友。
5月4日，突击顶峰的队员们赶到海拔8680米的7号营地时，次仁多吉和昂·拉克巴继续向上走去，侦察通往第二台阶的路线，其他队员忙着建营搭建帐篷。
到了晚饭的时候，7号营地热闹起来。李致新、拉巴克和索那都聚集到山田升和次仁多吉他们的帐篷里。山田升和昂·拉克巴用尼泊尔语交谈着，昂·拉克巴再用藏语把他们的内容翻译给次仁多吉和索那听，李致新则不知所云地跟着傻笑。总之，大家那么愉快，有着说不完的话。
那天晚上，突击营地的晚饭很丰盛。有烫荞麦饼、辣肉汤、方便米饭还有少不了的糌粑汤。除了李致新之外，所有的人都很喜爱糌粑，包括山田升，他也是通过饮食和各国队员相互了解和熟悉的，他说，吃同样的东西是传递友谊的一种捷径。
就是这个给李致新留下了深刻印象的山田升，和日本另一位登山家植村直己一样，1989年在攀登北美最高峰麦金利的时候不幸遇难。1992年，李致新和王勇峰是缅怀着山田升攀登上麦金利的。
昂·拉克巴是1988年珠峰双跨中让人难忘的一个人物。在珠峰大本营，想家的昂·拉克巴指着珠峰轻轻地说：“快了，翻过这座山就是了。”
他的登山天赋令人惊叹。27岁的他已经有15座7000米以上雪山的登顶纪录了，也曾站在珠穆朗玛的顶峰，但1988年珠峰的攀登对于他来讲依旧是独一无二的，以登山运动员的身份攀登，这是他平生第一次。
他曾经陪同有“登山皇帝”之称的梅斯纳尔攀登上过世界第四、第五高峰——洛子峰和马卡鲁峰。但那些山峰只记录了梅斯纳尔的名字，无论是哪一个向导帮助登山家登上了顶峰，“夏尔巴”是他们共同的名字。
昂·拉克巴是以替补向导的身份和梅斯纳尔相识的。梅斯纳尔原来雇用的高山向导突然病了，当高山旅游公司把昂·拉克巴介绍给梅斯纳尔的时候，他很不满意眼前矮小的拉克巴。但当拉克巴在一天之内从海拔6000米到8000米之间进行了两次往返运输后，梅斯纳尔认准了他，从此，每次登山都要由他陪同。但拉克巴并没有为这个荣誉而自豪，他不知道梅斯纳尔会不会在自己的书里提到这个不可或缺的向导。在大本营，昂·拉克巴对采访他的记者说：“他连书也不会寄一本的。我们身强体壮的时候，他从来不给我们拍照，一旦生了病他就拍个不停，他想以此显示比我们强。”
珠穆朗玛，在藏语中是“第三女神”的意思，而夏尔巴人则称之为“萨迦玛塔”，意思是“通达天庭的山峰”。在这个通达天庭的山峰上，夏尔巴人用身体把来自各个国家的登山者送上天庭，他们的目的很简单，用性命养家口。即使是出色的昂·拉克巴也有退隐之心：“登山总难免出事，一旦出事，我的弟弟妹妹怎么办？父母早去世了，我得养活他们。再登两年，我要攒点钱做生意去。”
昂·拉克巴的计划没有得到实现。两年之后，他在世界第六高峰卓奥友遭遇雪崩，这座山峰的山难史上也不会有他的名字，他只是一个夏尔巴。
1988年到1991年，不到三年的时间里，当年参加双跨的三国队员中已经有9个人含笑冰雪了。这其中，两个人的名字是李致新心头永远的痛。一个是当年的攀登队长宋志义，一个是李致新的教练孙维琦，1991年，梅里山难让中国登山队失去了这两员虎将。
就在北侧豪情万丈地准备登顶的时候，南侧的突顶队员却依旧是遭遇了困难。5月4日，当仁青平措、大次仁和尼泊尔队员安格·普巴到达5号营地的时候，根本没有炊具，几个人只吃了点糌粑。因此，登顶那天，从早晨开始就没有喝上一口水，没有吃上一口饭。
1988年·珠峰·伟大的跨越1988年珠峰·伟大的跨越（9）
三国队员在顶峰上相互祝贺着，尽管他们并不十分清楚对方在说什么
5月5日清晨5时半，在海拔8680米突击营地，李致新向大本营指挥部报告：“山上八级风，帐篷金属杆都被风刮弯了。”8时45分，风力稍减，北侧中日尼第一跨越组三个人强行向顶峰突击，随后第一支援组三个人也出发了。迎面就是那道被称为“不可逾越的大风口”，吹雪似雾。
12点15分，次仁多吉报告：“我到达雪坡顶了。”
“向右横切过去，再向左就是顶峰了！”曾曙生在报话机里叮嘱着。他知道，在山上有时向左一步是胜利，向右一步就是深渊。听到次仁多吉的回应，他舒了一口气，估计一个小时就可以登顶了。
然而，仅仅过了27分钟，12点42分，次仁多吉兴奋的吼声传了下来：“我登上顶了！”消息来得太突然了，曾曙生拿着报话机足足沉默了5秒钟，他克制着自己的感情问：“再看看周围，还有没有更高的地方？”
“没有了，世界最高的地方只有我们三个人，脚下是雪山、白云。”次仁多吉的声音准确而清晰。
“我代表中华民族，代表中日尼三国友好登山队报告，我们上来了！我们的脚下是雪山和白云！”次仁多吉的声音通过北侧大本营的无线电台直达北京。
他一马当先攀上了顶峰，他之后，日本队员山田升、尼泊尔队员昂·拉克巴也相继登上珠峰之巅。
12时50分，山田升到达顶峰，他直接扑向次仁多吉和昂·拉克巴，三个人摇摇晃晃地拥抱在一起，头顶上是蔚蓝的晴空，脚下是连绵的银色群山。
“我们终于成功了！”“祝贺！”“谢谢！”不同国度的语言纷纷涌出，尽管相互间并不清楚各自的意思。
这三个人都有着非同一般的实力。登顶这天早晨，他们从7号营地出发是早上8点45分，只用了大约四个小时就登到了顶峰，一般来讲，这段路都要用6个到7个小时。其速度可想而知。
为了争取与南侧登顶队员会师，他们三个人呆在这世界最高的地方等了又等，十分钟，三十分钟，一个小时……氧气早用完了，山顶气温达零下30℃，他们的手脚都冻麻木了。
“再坚持半小时，要准备付出代价！”这是三国双跨主峰设在北京的总指挥部传来的声音。
80分钟过去了，曾曙生问：“你们还有氧气吗？”
“没了，瓶子都扔了！”
“手变颜色了吗？”
“黑了。”次仁多吉的声音在颤抖。
“立即下撤，跨越！”
次仁多吉说，他已经看见李致新了，离顶峰不远了。
曾曙生大声嚷着：“次仁多吉，李致新背上去两瓶氧气，你马上背上那瓶没用过的，向南跨越。”
在强劲的高空风中，次仁多吉的声音再次传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