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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段时间也混迹官场，熟知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后中国官场的况味。不敢想像父亲当年竟敢那么胆大。但可以推知，毕竟有那么些年月，中国官场等级并不那么森严。大概五七年以后，上级就是上级，下级就是下级了。同战争年代讲究的官兵一致、军民一致相比，官场规矩与时俱进了。现在谁敢同上级开玩笑？上级的威严是不允许冒犯的，而且越是官大越威严，只需到省部级就有些侯门似海了。
胡思乱想的日子
我原先厕身的所在，成天碍眼的是报纸和公文。公文我只看标题，就可知其大概了。很多人终生不看公文，照样活得自在，我大略知道些，也就罢了。拿来报纸，我通常是从后面看起，往前翻到没意思的地方，就搁下了。望着眼前晃来晃去的各色面孔，我时常生出时间错觉，似乎明天就是周末。有时我上午还知道是星期一，到了下午就以为是星期五了。日子如此漫长，我渴望周末。上帝的一个星期开天辟地，我的一个一个星期无所事事。我原来的宿舍也是在那深宅大院里，每挨到黄昏，我会去院外游逛。院外是喧嚣的市声，可偏是这里比那院内更清静。
我就这样混混沌沌过着日子。每天黄昏，我都穿行在街头陌生的人群中。依然是某个黄昏，我依然踽踽在红尘里。我猛然抬头往西，想看看夕阳。可我看到的是正在渐渐暗下去的灰色楼宇。这是座看不到日出日落的城市。那一霎，我突然意识到自己有一种想逃的心念。后来就总琢磨这事儿，发现我通体弥漫的都是逃的念头，挥之不去。
可是有谁又能轻易逃得过无聊的日子呢？似乎是种宿命。这种宿命犹如天穹，高高在上，覆盖众生。我一时没法逃脱，还得看上去规规矩矩，写些无聊的文字。我是个急性子，总想加班加点做完手头的事。可是，当我很多次以最高效率完成工作时，得到的评价竟是做事不太认真。困惑了些日子，我如梦方醒。原来在我谋生的地方，凡事都讲究艺术。比方说，下级做事一般要举轻若重，既显得兢兢业业，又显得水平不如上司。如果下级表现得比上司还能干，那就是不能干了。上司在下级面前却通常要表现出举重若轻，哪怕他原本是个庸人。轻重之间，大学问存焉。我从此觉悟了，学会了磨洋功。慢慢地写着那些僵死的文字，哪怕早写好了也压着不交稿。可我的脑子是闲不住的，坐在办公桌前神游八极。看上去我当然是在认真推敲手头的文章。日子过得也自在，成天乐呵呵的。直到离开那个地方，很多记者朋友都问到同样一个问题：看你的小说，觉得你应该是个内心有许多痛苦的人。可你看上去嘻嘻哈哈，这是为什么？我玩话道：我佛慈悲，可我们见过的所有佛相都是微笑的。
既然什么都明白了，眼前的一切就滑稽起来。看多了滑稽的事，遇上再不可思议的事，都云淡风清了。周围的气氛让有些人弄得再怎么庄严或一本正经，我却知道究竟是怎么回事。我便又时常生出一种新的错觉，这是种空间错觉。我总恍惚中觉得眼前的一切都关在一个巨大的玻璃罩里，而我总是在玻璃罩外面逡巡，冷眼看着里面的热闹。我照样天天在那个大院里走来走去，也天天碰见别人在那里来来往往，他们也天天同我握手寒喧。可我老觉得他们同我隔着层厚厚的玻璃。玻璃有着极强的隔音效果，望着他们汲汲仕途，一路呼啸，我会突然失聪，听不到任何声音。玻璃罩里面上演的就是好玩的哑剧了。
我的那间办公室很阴暗，地板踩着老吱吱响。没事在里面踱步，也没情致，极让人烦的。只好成天枯坐，抿着茶，目光茫然地翻着报纸。倒是写作的时候，电脑不经意会闹出些小幽默，很有味道。比方“依法”二字连着打，打出的竟是“贪污”。“依法行政”就成了“贪污行政”。我怀疑是软件设计者的恶作剧，太有意思了。别人眼里的大事我越来越漠不关心，倒是这些小事儿给我增添了很多乐趣。
我就这样成天胡思乱想，有些东西就进入了我的小说。当那些新闻机器以无数真实的细节虚构巨大的谎言时，我用众多的无中生有讲述着基本的真实。
幽默的代价
我从小就知道父亲因言获罪，被打成右派。却不清楚他到底说了什么大逆不道的话。有天闲扯，父亲偶尔说起这事，我竟有些哭笑不得。当年我父亲只有二十三岁，在家乡的县里任区委书记。县委书记也只有三十多岁，书记夫人是县妇联主任。都是年轻人，平时彼此很随便，有说有笑的。那位书记夫人虽说身份尊贵，却是个麻子。有回我父亲开玩笑，在她莆扇上题了首打油诗：妹妹一篇好文章，密密麻麻不成行。有朝一日蜜蜂过，错认他乡是故乡。没想到我父亲年轻时竟如此幽默顽皮，不过这玩笑也太过头了。他不知道在阿Q面前连月亮都不能说的。但也仅仅是玩笑，那时候区委书记同县委书记或夫人开开玩笑也没什么稀奇。可是，我父亲做梦也想不到，这个玩笑日后竟会为他带来弥天大祸。
1957年，县委书记和他的夫人都想起这首打油诗了。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说，党是具体的而不是抽象的，反对一级党委的领导，就是反党。毛泽东是与时俱进的典范，到了“文化大革命”，他老人家的光辉教导变了，说县委就是县委，省委就是省委，中央就是中央，反对一级县委或省委，不是反党。于是除了他本人，谁都可以打翻在地踏上一脚；于是踢开党委闹革命，祖国江山一片红；于是造反有理，革命无罪……这都是后话，要紧的是按照他老人家1957年的逻辑，我父亲的打油诗攻击县委书记夫人，自然就是攻击县委书记，自然就是攻击党。于是父亲罪莫大焉，成了右派分子。一个玩笑，竟让我父亲终生命运逆转了。记得我读米兰·昆德拉的《玩笑》感觉就像读中国的故事。只需将里面的人名和地名换成中国特色的，就完全像中国作家写的小说了。中国同捷克山隔千重，水隔百渡，发生的故事竟如此相似。记得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开头有句很文学的话：一个幽灵，一个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大地上徘徊。这幽灵二字在这篇惊世雄文中自然不是贬义的，但也许马克思播出了龙种而收获了跳蚤之后，幽灵二字在当年中国或捷克不但贬义而且恐怖了。环宇之内，同一种幽灵笼罩下的土地，无一处能幸免于难。
我有段时间也混迹官场，熟知20世纪80年代以后中国官场的况味。不敢想像父亲当年竟敢那么胆大。但可以推知，毕竟有那么些年月，中国官场等级并不那么森严。大概1957年以后，上级就是上级、下级就是下级。同战争年代讲究的官兵一致、军民一致相比，官场规矩开始与时俱进。现在，谁敢同上级开玩笑？上级的威严是不允许冒犯的，而且越是官大越威严，只需到省部级就有些侯门似海了。
不过，也未必尽然。同下级打成一片的官员也是有的。有些官员同他赏识的下级或企业家就混得跟朋友似的。总有那么些人，天天围着官员转，点头哈腰叫老板。过去有个时候老板二字在中国近乎于贬义词，而现在常用来称呼有权的和有钱的。你有权，我有钱，就很容易做朋友。何谓朋友？朋友的定义也早与时俱进了。有个顺口溜说朋友的标准是：一起下过乡，一起扛过枪，一起分过赃，一起嫖过娼。有些地方，长官一倒台，牵出一大片，说明这些长官人缘还是不错的。
我的父亲老了，不知这世上的戏演到哪一出了。却知道嘱咐我一句：别乱开玩笑。
常识性困惑
终于逃离官场，可以过一种自由自在的读书写作生活了。尽管自由是有限度的，自在还需自寻心境。有道是“英雄到老皆皈佛，宿将还山不论兵”。幸好我既不是英雄，也不是宿将，只是在官场迷迷糊糊地走了一遭，仍有许多懵懂之处，拿来说说，图个快活。
记得刚踏进官场，对一个名词的感觉特别深刻，那就是：印象。而且据说最最要紧的是第一印象。好心的同事告诉我，谁谁本来很有才干，就因为某某偶然事件，在领导那里落了个不好的第一印象，他就背时倒运；谁谁就因为年轻时的一件小事，在领导那里印象坏了，一辈子就再也没有出头之日，直到退休都还是个普通干部。这些故事里的主人公，都是我可以看见的活生生的人，他们都是一副落魄不堪的样子。刚参加工作时，我还很有些抱负，总想有所建树，便处处谨慎，事事小心，惟恐领导对我的印象不好。慢慢地，我好生困惑，发现这印象之说真没道理：那些所谓领导，嘴上那么堂而皇之，而知人用人怎么就可以凭他的个人印象呢？原来官帽子就是他们口袋里的光洋，想赏给谁就赏给谁，就看你是否让他看着顺眼！
老百姓说得激愤：中国最大的法不是宪法，而是看法。尽管这是极而言之，却实在道尽了官场很多失意者的无奈和辛酸。所谓看法，也是我困惑的一个词儿。看法多是用作贬义的。官场上，你跟谁透个风：某某领导对你有看法了，这人准被吓个半死。看法坏了，你再怎么兢兢业业洗心革面都徒劳了。领导们总相信自己是很英明的，不太会轻易改变自己对人的看法。宪法太大，一般人也难得去触犯。刑法或别的法，判得容易，执行却难。目前，无法兑现的法律判决多着哩！而看法却是现碰现，领导今天对你有看法了，明天你怎么做都不顺眼了。看法会让你死也死不了，活也活不好。
还有就是组织，也让我大惑不解。组织好像一个筐，什么都可往里装。某某领导要重用你，说是组织需要；某某领导要修理你，也说是组织需要；某某领导想把你凉起来，同样说是组织需要。你若不想任人宰割，准备摆在桌面上去申诉或控辩，他们会说你不服从组织意见，或说你对抗组织；而你私下发发牢骚，又可能成了搞非组织活动。有些人就有这本事：把什么事都放在组织名义下，弄得堂而皇之。无可奈何，官场中人都是组织内人，纵有满腹委屈，只要别人抛出“组织”这个词，就只好隐忍了。面对冠冕堂皇的组织，他们只得失语。
所谓尊重领导，我也是颇为质疑的。我没见过哪个文件或法律上规定下级必须尊重上级，而这却似乎是官场铁律。我虽然迂腐，却并不是凡事都去翻书的人。只是耳闻目睹了很多所谓领导，并不值得尊重的。就像眼镜不等于知识，秃顶不等于智慧，修养差不等于性子直，肚子大不等于涵养好，官帽子高并不一定就等于德才兼备、令人尊重。近年来，倒了很多大贪或大大贪，他们八面威风的时候，一定早有人看透了他们，并不从心眼里尊重他们，只是他们掌握着别人的饭碗，人家奈何不了他们。往深了说，这尊重领导，骨子里就是封建观念。因为笼统地说尊重领导，往下则逐级奴化，往上的终极点就是个人崇拜。人与人之间，当然是相互尊重的好，但值得尊重的是你的人品和才能，而不是你头上的官帽子。
凡此种种，在彼官场，都是常识，人人都自觉而小心地遵循着，我却总生疑惑，拒不认同。这种德行，在官场还呆得下去？还是早早逃离的好。
第一辑 常识性困惑发明一种文本
发明一种文本
文坛一直时髦着文本探索或创新。我是最没有创意的写作者，总羞于同各路高人谈及文本问题。有心者介绍进来的一些西方流行文本，我也懒得研究。也不是狂妄自大，只是觉得那些洋玩意儿怪怪的，不对我的脾胃。
可我今天忽发奇想，以为自己也可以发明一种很可爱的文本。我是阅报得到的启示。我目前侧身的所在，最大的好处就是报刊多，总有上百种吧。信息量自是极大，政治、经济、科学等等乃至各种奇闻轶事，都可尽收眼底。像我作小说的，总是苦于肠枯脑干，现在又不太提倡深入生活了，而自己天天所处的生活又不太方便写，总免不了有些自作多情的先生或女士对号入座。但写小说的人最大的毛病就是手痒，不写不行，那么最好的办法就是从报刊上猎取素材。什么卖官买官、行贿受贿、杀人越货、坑蒙拐骗，等等等等，天天都见诸报端。不妨就取这活生生的世间百态，接花移木，稍加敷衍，就是绝好的小说了。
有人肯定早哂然笑之了，觉得我这招术并不新鲜。有典可考，斯汤达的《红与黑》就是因为一桩凶杀案的报道诱发了灵感。朋友们或许误会了，其实我的这种文本，与斯汤达大异其趣，基本格式（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