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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联想的七年-第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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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想电脑自1994年成立以来,曾经有过非常辉煌的历史,特别是从1997年到2000年,业绩是直线上升的。那时,每年的总结会就是表彰会,一片欢歌笑语。当时有个内部规定,如果月销量突破历史记录,全公司就吃水果宴。记得2000年那段时间似乎每月都吃水果,大家都吃腻了。可是从2001年以后,风云突变,增长率直线下降,销量利润全面下滑。从那以后所开的总结会气氛就凝重起来了,每次元庆都要自我批评,也要抨击当时公司的弊病和突出问题,只是语调越来越低,语气越来越沉重。
    人们不禁要问:“联想怎么了?”这还是那个曾经豪言“人类失去联想,世界将会怎样”的联想吗?2003年11月5日,随着联想中期业绩发布,股市应声而落。这也不是第一次,几年来每次联想业绩发布,股市大多数会有负面反应。难道那些主要持股的基金经理们是有意为难联想吗?——恐怕不会。他们当然是利益驱动者,并且在关注短期利益的同时,也要看中长期的发展。如果你不能让他们看到希望的话,他们是不会增持股份的。
    媒体是另一个经常对联想做出反应的群体,每当联想有大型新品发布,或者出台某项策略时,媒体也是反应最热烈的。当年联想爆发“柳倪之争”时,媒体也爆发了一场评论大战。有的著名IT媒体由于连续刊登严词激烈的评论文章,得罪了联想,广告费停了很长一段时间。那之后,媒体上的负面评论少多了,它们也要在经济效益和职业操守之间平衡。2004年初,媒体上又一轮关于联想的大论战爆发了,起因是王育琨先生的一篇关于联想与索尼对比的文章。在这一场论战中,经济学家、业界评论家纷纷登台,发表自己的观点。恰逢联想内部的大变动,一时间,再次把联想抛到公众议论的中心。
    近年,评论的另一个战场是在网络上,每当联想有什么举动时,你都会从网上消息后面的评论栏目看到如潮的评论,且绝大多数是负面的。不知为什么大家对联想这个话题百谈不厌,很多网友在很不冷静地发表着他们的看法。我不太认同他们的做法,其实我们应该设身处地地想想,如果把你放在杨元庆的位置上,你就一定能把这个企业搞好?联想确实有许多不尽人意之处,它也应该做得更好,但它毕竟做到了一些几十年前中国人想做而做不到的事情。对于联想在发展过程当中出现的一些失误,我不赞成做简单的评论,而主张把它放到中国IT企业发展的大背景下,看看是否在如何做企业上有认识偏差?是否存在战略上的失误?是否在企业发展的大思路上出了问题?是否存在一些诸如文化、基因之类的深层次原因?总之不能一概而论,也不能简单化。
    前言序(2)
    近年来,联想一直是媒体争论的焦点。往往是什么人的一篇文章就能引起一阵争论,但是比较可惜的是,这些文章或者网上评论要么是缺乏深度的议论,要么是比较盲目的批判。很少有人静下心来,仔细分析一些问题。比如,当年的联想为什么能成功?现在的联想为什么会面临如此困境?再比如,联想到底有没有核心竞争力?如果有,到底是什么?为什么联想不能培养出新的核心竞争力?只有解决这些根本性的问题才有可能帮助联想摆脱困境,才能回答联想还能不能继续突破,以致能否达到它的新战略目标。假如说,联想是患了某种重病而不能健康发展,那么以往联想又一直是处于“有病乱投医”的状态,由于并没有找到真正病根,使得病不但没有减轻,反而有逐渐加重的趋势。这可能是联想目前所处的状态和困境。
    联想毕竟还是中国IT企业的一面旗帜,分析好联想的案例,对中国IT产业的发展也是有好处的。最新一轮关于联想的大论战还是有些新意的,开始把联想的问题往企业发展的核心问题上引,这个大方向是对的,也是真正帮助联想以及与联想类似企业深入思考一些问题,这对中国企业的长远发展是件好事。
    一个企业要长期发展,必须有敢于发掘自身弱点的勇气,甚至有敢于否定自己的魄力。GE、IBM、Intel、Sony、Sumsong这些企业巨人,在它们遭遇挫折和危机时,哪个不是认真反省自己的失误,找到企业发展的出路,置之死地而后生的?联想在这方面不能不说是很不足,在联想员工的记忆里,很少看到分析公司失败的案例,只是成功案例,光辉历史。记得2001年时,公司曾经倡导以总裁室带头,撰写公司的各方面发展史,一位当时主管公司文化的副总裁曾经建议总结一些失败的案例,以利于汲取历史教训,使联想以后得到更好的发展。但可惜这个好建议不知为何没有被实行,后来做出的产品史、研发史、文化史等等仍然是光明一片,一路凯歌。联想高层可能认为,将反面案例拿出来似乎暴露了阴暗面,不利于鼓舞士气。殊不知,这些案例,首先是掩盖不住的客观存在,与其从小道传播,还不如正面自揭疮疤,正视失误,以利于不再犯类似错误。其实,很可能正是由于联想自身一些根本性的错误认识一直未得到正视,未得到彻底否定,才导致联想目前的停滞不前。这就好像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认识不被“拨乱反正”,中国的改革和经济就不可能有大发展一样。
    联想是中国IT界具有特殊地位的一个企业,它的发展在中国有相当程度的代表性。我从1998年到2003年有幸在联想集团(原联想电脑公司)工作,而且多数时间是在比较核心的部门工作,有较多的机会与联想高层一起共事,亲眼目睹和亲身经历了一些重大事件。比如第一次联想研究院成立时,杨元庆与高文开的会;第二次联想研究院成立前,柳总、元庆、贺志强等小范围的会。我始终希望从一个特殊的视角,把这些鲜活的案例写出来,通过这些案例来研究一个典型企业,既不是简单地去赞扬,也不是简单地去指责,而是客观地解剖与分析,帮助公众理解联想,也希望尽可能多地解释一些真正的“联想为什么”。本书最想达到的目的,是通过剖析联想这个在中国经济发展历史上较特殊的案例,来尝试探讨中国IT企业的基本发展思路,供一切对中国IT企业发展感兴趣的人来研究。本书将以联想的技术发展为主要线索,对联想的总体发展战略加以评述、分析、总结。我在联想工作这些年,经历了太多的事情,为了突出主题,我们只能挑选一些比较典型的事件来分析,尽管有些事件看似与主题关系较小,实际上是从比较细致的地方反映实况。另外,本书还披露了一些联想的内幕事件,有些是外界所不知的,有些是媒体报道过的,只不过细节不够准确。但是我真正的目的和关注点不在于事件本身,而是它后面所反映的问题。可以说所有的事件都是从不同的角度,如企业的基因、文化、领军人物、工作习惯等来分析联想为什么会是这样,又通过联想这些典型案例来反思中国IT企业发展的基本思路。比较庆幸的是我自己在联想这么多年,始终没有完全陷到岗位所限定的狭小圈子里,也没有完全被强势的联想文化所同化(尽管我曾三次“入模子”),还一直能以独立知识分子的批判眼光看待各种问题,并以接受西方教育后的特殊视角来分析问题,不盲目否定,也不盲目肯定。我认为这是我能写成此书所具有的独特优势。
    本书参考了麦肯锡关于企业发展战略的一些理论和方法①,也参考了锡恩4C战略框架理论②;我还与汇灵嘉诺培训顾问公司的全体培训师进行了多次研讨,对一些观点的形成大受启发;在本书写作过程中,我还与众多联想的中高层管理人员一起讨论过有关问题。在此对所有支持我完成此书的朋友们一并表示感谢!某种意义上,此书是建立在前人理论框架之上,又在众人的智慧融入下得以完成的。
    最后还想说明一点:如果书中某些观点和判断不幸被今后的历史事实所验证,那也许是历史的必然;而如果某些观点能为联想高层所接受,从正面来促进联想的发展,使它将来真正发展成为国际一流企业,那是再好不过的了。
    李方2004年11月于北京①程嘉树,欧高敦主编:《麦肯锡高层管理论丛》,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7。②姜汝祥:《差距》,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3。
    第1章初进联想第1节留学
    办公司说说容易,做起来难。当我在国外最后冲刺博士学位时,我太太已经在筹备建立公司事宜了。我回国后,很快就坐到总经理的位子上去了。总经理的位子好坐,要把业务做起来可没那么容易了。我和太太都没有做企业的经验,全凭着一股“朴素的阶级感情”办事,像小孩学步一样起步了。
    决定不干公司了,就要找新单位。我当时是希望能把公司的骨干整体端到一个新平台上,继续干这项事业。要找当然就找最有名的公司,一下就找到四通、方正、联想等。接触一圈下来,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其实当时对这些企业也不甚了解,连企业老板是谁都不清楚。但是惟一有点特别的是,与联想的面谈让人感觉比较亲切,这点成了后来去联想的决定性因素。
    在联想集团大家庭里,电脑公司一直被公认是最正规的一支部队。做个不太恰当的比喻,LAS就像匪气十足的游击队,联想科技公司(LTL,后来的神州数码)像是杂牌军,而电脑公司才是嫡系的正规军。这在早期联想一年一度的春节联欢会上看得很清楚。那些叼着烟卷、着装随意的准保是LAS的;另一批着装艳丽、打扮入时的女士很可能是LTL的;而那些整齐划一,不论男女都是一片联想蓝的则肯定是电脑公司(LCS)的。
    靠在波音747宽体客机的舷窗上,我的眼睛湿润了。这是我在国内短暂停留后,再次飞赴英伦三岛,可是心境是那么不同。1994年3月末的一天,我告别妻儿,只身再赴英国,为的是向博士学位做最后的冲刺,毕竟离那一刻只差一步之遥了。但是此时的心情却很是不平静。离开家人独身闯荡,本身就有强烈的不安定感,再加上论文答辩能否通过还未可知,那种没着没落的感觉尤甚。
    看着我熟悉的黄土地在逐渐远去,思绪渐渐回到5年前,那是1989年4月30日,通过不懈的努力,我总算办妥了去英国的一切手续,乘飞机出国了。那好像是我第一次坐飞机,一坐就是国际航班,兴奋的心情难以言表。那时飞英国中间还要在中东停靠一次,全程要十几个小时,但也没觉得累,降落在伦敦机场时仍然是精神抖擞。可这次是那么的不同,身体感觉很不适。这时中英航线早已改成直飞,才九个多小时就到了,可我在快降落时,觉得头晕目眩,实在撑不住,吐了。
    这次回国是为了落实创业公司的事,打算回国创业有一年时间了。那时,我在英国读博士已近尾声,由于我一直是工业界资助读学位的,继续工作下去是可能的。可是我必须考虑我太太的情况,她当年为了支持我,在读完伦敦经济学院的硕士后,放弃了已得到的读博的机会。因为当时我们的儿子也在英国,两人同时读书是不太可能的。她是学文科的,在英国很难找工作,原来新华社记者的架子使得她又不屑于做小报记者。这样,回国就是不可避免的了。
    20世纪90年代中期,留学生回国并没有形成热潮,而绝大多数国内的人是想着怎么出去,已在海外的想的是怎么留下来。改革开放以来,每年国家花巨资向海外派送留学人员已达几十万人,其中大多数在北美地区,欧洲较少,当时英国大概有1万~2万人。英国的留学生90%以上是公派的,一个原因是欧洲(特别是英、法、德等)是国家教委长年培养留学生的基地,有非常固定的派送渠道和计划;二是英国在接受外国留学生时定有非常苛刻的条件,如果不是公派的,手续上将非常麻烦。这就形成当时在英国主要是公派生的现实。另一个现象是学成回国的人较少。留学人员主要有两部分人组成,一部分是读学位的,另一部分是进修的。前者一般要读4年~5年,而后者时间很短,短到半年,长到一年,这使得后者能留下来的可能性较小。即便这样,这些进修人员也是千方百计地寻找各种机会留下来继续读书,或者找工作。而作为长期读学位的留学生则更是少有考虑回国的。其实当时按照国家的规定,留学生学成之后是应该无条件回国服务的。到20世纪90年代初,甚至有针对性地制定了一些新政策,比如说如果公派学生学成后不回国,应将国家几年花在该学生身上的费用还给国家等等。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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