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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想电脑自1994年成立以来，曾经有过非常辉煌的历史，特别是从1997年到2000年，业绩是直线上升的。那时，每年的总结会就是表彰会，一片欢歌笑语。当时有个内部规定，如果月销量突破历史记录，全公司就吃水果宴。记得2000年那段时间似乎每月都吃水果，大家都吃腻了。可是从2001年以后，风云突变，增长率直线下降，销量利润全面下滑。从那以后所开的总结会气氛就凝重起来了，每次元庆都要自我批评，也要抨击当时公司的弊病和突出问题，只是语调越来越低，语气越来越沉重。
人们不禁要问：“联想怎么了？”这还是那个曾经豪言“人类失去联想，世界将会怎样”的联想吗？2003年11月5日，随着联想中期业绩发布，股市应声而落。这也不是第一次，几年来每次联想业绩发布，股市大多数会有负面反应。难道那些主要持股的基金经理们是有意为难联想吗？——恐怕不会。他们当然是利益驱动者，并且在关注短期利益的同时，也要看中长期的发展。如果你不能让他们看到希望的话，他们是不会增持股份的。
媒体是另一个经常对联想做出反应的群体，每当联想有大型新品发布，或者出台某项策略时，媒体也是反应最热烈的。当年联想爆发“柳倪之争”时，媒体也爆发了一场评论大战。有的著名IT媒体由于连续刊登严词激烈的评论文章，得罪了联想，广告费停了很长一段时间。那之后，媒体上的负面评论少多了，它们也要在经济效益和职业操守之间平衡。2004年初，媒体上又一轮关于联想的大论战爆发了，起因是王育琨先生的一篇关于联想与索尼对比的文章。在这一场论战中，经济学家、业界评论家纷纷登台，发表自己的观点。恰逢联想内部的大变动，一时间，再次把联想抛到公众议论的中心。
近年，评论的另一个战场是在网络上，每当联想有什么举动时，你都会从网上消息后面的评论栏目看到如潮的评论，且绝大多数是负面的。不知为什么大家对联想这个话题百谈不厌，很多网友在很不冷静地发表着他们的看法。我不太认同他们的做法，其实我们应该设身处地地想想，如果把你放在杨元庆的位置上，你就一定能把这个企业搞好？联想确实有许多不尽人意之处，它也应该做得更好，但它毕竟做到了一些几十年前中国人想做而做不到的事情。对于联想在发展过程当中出现的一些失误，我不赞成做简单的评论，而主张把它放到中国IT企业发展的大背景下，看看是否在如何做企业上有认识偏差？是否存在战略上的失误？是否在企业发展的大思路上出了问题？是否存在一些诸如文化、基因之类的深层次原因？总之不能一概而论，也不能简单化。
前言序（2）
近年来，联想一直是媒体争论的焦点。往往是什么人的一篇文章就能引起一阵争论，但是比较可惜的是，这些文章或者网上评论要么是缺乏深度的议论，要么是比较盲目的批判。很少有人静下心来，仔细分析一些问题。比如，当年的联想为什么能成功？现在的联想为什么会面临如此困境？再比如，联想到底有没有核心竞争力？如果有，到底是什么？为什么联想不能培养出新的核心竞争力？只有解决这些根本性的问题才有可能帮助联想摆脱困境，才能回答联想还能不能继续突破，以致能否达到它的新战略目标。假如说，联想是患了某种重病而不能健康发展，那么以往联想又一直是处于“有病乱投医”的状态，由于并没有找到真正病根，使得病不但没有减轻，反而有逐渐加重的趋势。这可能是联想目前所处的状态和困境。
联想毕竟还是中国IT企业的一面旗帜，分析好联想的案例，对中国IT产业的发展也是有好处的。最新一轮关于联想的大论战还是有些新意的，开始把联想的问题往企业发展的核心问题上引，这个大方向是对的，也是真正帮助联想以及与联想类似企业深入思考一些问题，这对中国企业的长远发展是件好事。
一个企业要长期发展，必须有敢于发掘自身弱点的勇气，甚至有敢于否定自己的魄力。GE、IBM、Intel、Sony、Sumsong这些企业巨人，在它们遭遇挫折和危机时，哪个不是认真反省自己的失误，找到企业发展的出路，置之死地而后生的？联想在这方面不能不说是很不足，在联想员工的记忆里，很少看到分析公司失败的案例，只是成功案例，光辉历史。记得2001年时，公司曾经倡导以总裁室带头，撰写公司的各方面发展史，一位当时主管公司文化的副总裁曾经建议总结一些失败的案例，以利于汲取历史教训，使联想以后得到更好的发展。但可惜这个好建议不知为何没有被实行，后来做出的产品史、研发史、文化史等等仍然是光明一片，一路凯歌。联想高层可能认为，将反面案例拿出来似乎暴露了阴暗面，不利于鼓舞士气。殊不知，这些案例，首先是掩盖不住的客观存在，与其从小道传播，还不如正面自揭疮疤，正视失误，以利于不再犯类似错误。其实，很可能正是由于联想自身一些根本性的错误认识一直未得到正视，未得到彻底否定，才导致联想目前的停滞不前。这就好像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认识不被“拨乱反正”，中国的改革和经济就不可能有大发展一样。
联想是中国IT界具有特殊地位的一个企业，它的发展在中国有相当程度的代表性。我从1998年到2003年有幸在联想集团（原联想电脑公司）工作，而且多数时间是在比较核心的部门工作，有较多的机会与联想高层一起共事，亲眼目睹和亲身经历了一些重大事件。比如第一次联想研究院成立时，杨元庆与高文开的会；第二次联想研究院成立前，柳总、元庆、贺志强等小范围的会。我始终希望从一个特殊的视角，把这些鲜活的案例写出来，通过这些案例来研究一个典型企业，既不是简单地去赞扬，也不是简单地去指责，而是客观地解剖与分析，帮助公众理解联想，也希望尽可能多地解释一些真正的“联想为什么”。本书最想达到的目的，是通过剖析联想这个在中国经济发展历史上较特殊的案例，来尝试探讨中国IT企业的基本发展思路，供一切对中国IT企业发展感兴趣的人来研究。本书将以联想的技术发展为主要线索，对联想的总体发展战略加以评述、分析、总结。我在联想工作这些年，经历了太多的事情，为了突出主题，我们只能挑选一些比较典型的事件来分析，尽管有些事件看似与主题关系较小，实际上是从比较细致的地方反映实况。另外，本书还披露了一些联想的内幕事件，有些是外界所不知的，有些是媒体报道过的，只不过细节不够准确。但是我真正的目的和关注点不在于事件本身，而是它后面所反映的问题。可以说所有的事件都是从不同的角度，如企业的基因、文化、领军人物、工作习惯等来分析联想为什么会是这样，又通过联想这些典型案例来反思中国IT企业发展的基本思路。比较庆幸的是我自己在联想这么多年，始终没有完全陷到岗位所限定的狭小圈子里，也没有完全被强势的联想文化所同化（尽管我曾三次“入模子”），还一直能以独立知识分子的批判眼光看待各种问题，并以接受西方教育后的特殊视角来分析问题，不盲目否定，也不盲目肯定。我认为这是我能写成此书所具有的独特优势。
本书参考了麦肯锡关于企业发展战略的一些理论和方法①，也参考了锡恩4C战略框架理论②；我还与汇灵嘉诺培训顾问公司的全体培训师进行了多次研讨，对一些观点的形成大受启发；在本书写作过程中，我还与众多联想的中高层管理人员一起讨论过有关问题。在此对所有支持我完成此书的朋友们一并表示感谢！某种意义上，此书是建立在前人理论框架之上，又在众人的智慧融入下得以完成的。
最后还想说明一点：如果书中某些观点和判断不幸被今后的历史事实所验证，那也许是历史的必然；而如果某些观点能为联想高层所接受，从正面来促进联想的发展，使它将来真正发展成为国际一流企业，那是再好不过的了。
李方2004年11月于北京①程嘉树，欧高敦主编：《麦肯锡高层管理论丛》，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7。②姜汝祥：《差距》，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3。
第1章初进联想第1节留学
办公司说说容易，做起来难。当我在国外最后冲刺博士学位时，我太太已经在筹备建立公司事宜了。我回国后，很快就坐到总经理的位子上去了。总经理的位子好坐，要把业务做起来可没那么容易了。我和太太都没有做企业的经验，全凭着一股“朴素的阶级感情”办事，像小孩学步一样起步了。
决定不干公司了，就要找新单位。我当时是希望能把公司的骨干整体端到一个新平台上，继续干这项事业。要找当然就找最有名的公司，一下就找到四通、方正、联想等。接触一圈下来，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其实当时对这些企业也不甚了解，连企业老板是谁都不清楚。但是惟一有点特别的是，与联想的面谈让人感觉比较亲切，这点成了后来去联想的决定性因素。
在联想集团大家庭里，电脑公司一直被公认是最正规的一支部队。做个不太恰当的比喻，LAS就像匪气十足的游击队，联想科技公司（LTL，后来的神州数码）像是杂牌军，而电脑公司才是嫡系的正规军。这在早期联想一年一度的春节联欢会上看得很清楚。那些叼着烟卷、着装随意的准保是LAS的；另一批着装艳丽、打扮入时的女士很可能是LTL的；而那些整齐划一，不论男女都是一片联想蓝的则肯定是电脑公司（LCS）的。
靠在波音747宽体客机的舷窗上，我的眼睛湿润了。这是我在国内短暂停留后，再次飞赴英伦三岛，可是心境是那么不同。1994年3月末的一天，我告别妻儿，只身再赴英国，为的是向博士学位做最后的冲刺，毕竟离那一刻只差一步之遥了。但是此时的心情却很是不平静。离开家人独身闯荡，本身就有强烈的不安定感，再加上论文答辩能否通过还未可知，那种没着没落的感觉尤甚。
看着我熟悉的黄土地在逐渐远去，思绪渐渐回到5年前，那是1989年4月30日，通过不懈的努力，我总算办妥了去英国的一切手续，乘飞机出国了。那好像是我第一次坐飞机，一坐就是国际航班，兴奋的心情难以言表。那时飞英国中间还要在中东停靠一次，全程要十几个小时，但也没觉得累，降落在伦敦机场时仍然是精神抖擞。可这次是那么的不同，身体感觉很不适。这时中英航线早已改成直飞，才九个多小时就到了，可我在快降落时，觉得头晕目眩，实在撑不住，吐了。
这次回国是为了落实创业公司的事，打算回国创业有一年时间了。那时，我在英国读博士已近尾声，由于我一直是工业界资助读学位的，继续工作下去是可能的。可是我必须考虑我太太的情况，她当年为了支持我，在读完伦敦经济学院的硕士后，放弃了已得到的读博的机会。因为当时我们的儿子也在英国，两人同时读书是不太可能的。她是学文科的，在英国很难找工作，原来新华社记者的架子使得她又不屑于做小报记者。这样，回国就是不可避免的了。
20世纪90年代中期，留学生回国并没有形成热潮，而绝大多数国内的人是想着怎么出去，已在海外的想的是怎么留下来。改革开放以来，每年国家花巨资向海外派送留学人员已达几十万人，其中大多数在北美地区，欧洲较少，当时英国大概有1万～2万人。英国的留学生90％以上是公派的，一个原因是欧洲（特别是英、法、德等）是国家教委长年培养留学生的基地，有非常固定的派送渠道和计划；二是英国在接受外国留学生时定有非常苛刻的条件，如果不是公派的，手续上将非常麻烦。这就形成当时在英国主要是公派生的现实。另一个现象是学成回国的人较少。留学人员主要有两部分人组成，一部分是读学位的，另一部分是进修的。前者一般要读4年～5年，而后者时间很短，短到半年，长到一年，这使得后者能留下来的可能性较小。即便这样，这些进修人员也是千方百计地寻找各种机会留下来继续读书，或者找工作。而作为长期读学位的留学生则更是少有考虑回国的。其实当时按照国家的规定，留学生学成之后是应该无条件回国服务的。到20世纪90年代初，甚至有针对性地制定了一些新政策，比如说如果公派学生学成后不回国，应将国家几年花在该学生身上的费用还给国家等等。但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