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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国草』-第6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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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厅中第一幅画就吸引了观众的眼睛,那是一幅以《北国草》为题的大幅油画。不用去看画角上的署名,只从画面上那刚劲的笔锋和纤巧的布局,我就知道它出自于诸葛井瑞的手笔:画面上的天空,奔跑着翻卷的云朵;画面上的大地,挺立着一丛丛直戳天空的剑草。翻卷着的云是灰色的。直立如剑的劲草是绿色的。尽管观众站在这块以灰、绿为主色的画布前,听不见一丝北国喧啸的风声;但我从飘飞的乱云和剑草的微微倾斜中,顿感莽莽荒原的疾风扑面而来。画面的灰绿之间,微露着石碑的一角。一个被莽原劲风吹散了银丝头发的老者,望着石碑状如凝思,又好像在回忆流逝了的往昔——我认出来了,那是马俊友的母亲。邹丽梅似乎比过去结实了一些,她身穿着医生们常穿的白衫,手捧着一束色彩斑斓的野花,正深情地凝视着全体垦荒队员的伟大母亲;她身子略略前倾,似想把这束花呈献给老母亲,但又唯恐打扰老母亲的沉思似的。而犹豫不前。最使我深思的是,石碑后的那个人物形象,他身材魁梧,手挥铁锨正在给坟墓培土。由于诸葛井瑞勾画的是他的侧影,我仔细分辨了老半天,才识别出来——他是以力大、憨厚、诙谐、乐天闻名全队的大个子贺志彪。
    贺大个儿为什么被诸葛井瑞摄入画面呢?我久久地对着画面思索。是诸葛井瑞信笔由来的即兴发挥?还是对邹丽梅命运发展的真实描绘?忽然,我从画面上的那棵老橡树上,得到了一点启示:那棵被荒火烧去树冠,只剩下半截树墩子的老橡树,在诸葛井瑞笔下,竟然从乌黑的干躯上,神奇地抽出了一条条浓绿新技;那舒展的枝枝蔓蔓,覆盖着石碑,伸向广漠的荒野。
    它,寓意着什么呢?
    仅仅是赞美马俊友的生命常青?不尽然吧!如果单纯是这样的含意,为什么非把贺志彪的形象画上画布呢?也许通过这棵枯木逢春的老橡树,在影射邹丽梅和贺志彪之间的什么东西吧?那么,这种东西究竟是什么呢?
    我站在画面前,拼命搜索着昔日在荒地的生活记忆,寻找着他们之间的衔接点。终于,我回忆起来了:贺志彪在北大荒多雪的冬天,以及在麦熟时节的盛夏,曾默默地为邹丽梅做了许许多多的事情;也许他们之间的同志爱,在共同的生活中升华为爱情了?!
    谁知道呢?
    观众潮水般地从我身旁流过,我象潮水中的一块礁石,一动不动地站在那儿。我虔诚地祝愿,这不仅仅是一幅画,而是生活的真实,——因为贺志彪和邹丽梅都有着善良而美好的心灵……
    一九八三年二月二十日初定于北京
    七月十六日修定于北京
    附录:
    文学的梦
    ——答鹰义
    彦火兄:
    一九八二年三月,赴澳访问时,两次匆匆路过香港,没能回答你询及我的创作问题,实因时间过于紧迫,想能谅解之。归国不久,又接到你的来信,向我提出了八个方面的问题,要我作答;老实说,我实有小学生面对考卷之感,心甚惶恐。我的理性思维经常是个负数,近几年来,虽然也写了几篇有关创作体会一类的文章。但都是零零碎碎的东西,没有系统地总结过自己的创作道路。在你的启迪之下,我翻阅了你编写的《中国当代作家风貌》第一辑,觉得你的立论清晰,思路奇巧,不失为科学性与文艺性融为一体的作家传记丛书,因而,我拿起了笔……我想。按题解答你询及我的问题,似太受束缚,还是用摆' 龙门阵〃 的方式,海阔天空地漫谈,更容易激发起〃 灵感〃 ,召唤起已经逐渐遗忘了的感情回声,你说是吗?
    我落生在旧中国三十年代(一九三三年生于河北省玉田县代官)一个破落地主的家庭里。据我的长辈人告诉我,祖辈原籍山东,不知是哪一年,山东闹了水灾,挑担逃荒至河北落脚。初到代官屯这个傍山依水的小村庄时,我祖父的父辈人开了一座豆腐房,走村串店卖豆腐,从而把赤贫变成了小康人家。也许是祖辈人深受没有文化之苦,我的祖父发奋读书,考上了满清末年的秀才。所从,从我在村口大庙堂里上小学第一堂语文课,摇头晃脑地读着:人、手、口、刀、牛、羊时,祖父已经用填鸭的方式,在家里叫我背〃 一去二三里、烟村四五家、亭台六七座、八九十枝花〃 的千家诗了。说实在的,当时幼小的心灵,根本不理解李白〃 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的诗意和意境,祖父的填鸭式的灌输,只不过在我童年的心田里,起了形象思维的播种作用罢了。
    到今天我也不能理解,我和我的父亲有着那么大的差异。三十年代时,开设在天津的北洋大学,是全国理工科学生人才荟萃的地方;我父亲从河北遵化县五中毕业之后,竟在几千名投考北洋大学的学生中,考取了第一名;而我的算术却糟糕得要命,总是在六十分上下转悠,记得最清楚的一次,我在北京二中上初中一年级的时候,代数竟然得了〃 大鸡蛋〃 ;因而留级一年。我对理工科毫无兴趣,却对文艺书籍废寝忘食。医学上的基因遗传学说,没有在我的身上找到验证。
    在我的童年时代,家里除了有残破不全的《三国演义》、《石头记》、《水浒传》等文学书籍外,其它都是武侠小说,如《小八义》、《大八义》、《施公案》、《蜀山剑侠传》、《青城十九侠》……我无一例外地都拿来解饥。回忆起来,这些杂乱书籍,不能说对我后来从事文学创作没有影响;但仔细地回首童年,对我形象思维启示最大的,还是盛唐的诗歌。我当时虽然不可能理解它的深奥意境和艺术上的完美,但它刺激我,朦朦胧胧地认识人生,认识美丑。记得,当时使我最感兴趣的是杜甫〃 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 的佳句。我所以喜欢杜甫这样冷峻的诗句,和我并不幸福的童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我的家庭,尽管居于和酒肉无缘的书香门第,但旧社会尔虞我诈的投影,依然在我的家族中留下浓厚的痕迹。我的父亲,活到二十八岁——在北洋大学毕业那年在投奔延安途中因肺病发作而死;我和母亲在大家庭中沦为孤儿寡母,加上我母亲目不识丁,因而成为家庭中的排挤对象。在我的记忆中,我祖父是喜欢我的。但他因年老而不能主持家政了,所以当我上到小学四、五年级时,家庭不再供我上学。于是我变成了无人管束的野孩子。当时,我的家已从村里迁到县城城关,我失学后,离开县城城关,回到落生我的村庄去生活。
    无论从我思想的形成和从文学创作这个角度上去回忆。这都是我最有意义、最有色彩的一段生活了。夜晚,我和羊倌范老五住在一条大炕上,听他讲述许许多多古老的民间故事;白天,我和同龄的小伙伴打鸟、捉鱼、折花、捕蝶、偷瓜、〃 打仗〃 ……我衣衫褴褛,象个自然之子,在乡野里到处嬉戏奔跑;当八路军住在我们空荡无人的家院时,把我看成小长工,教我用〃 七九式步枪〃 ,对着天空射击呱呱飞鸣着的老鸹。我们村南,流荡着一条不宽的小河,那是我遗留下脚印最多的地方。我摘了河畔的野花,往村里小女伴头上插;在河里摸到了鱼,在饭桌上和范老五同享。离开学堂的生活,似乎使我对于眼前的世界,有了一个朦胧的新概念;特别是大自然和故乡泥土对我的熏陶,常常成为我后来提笔写作时的艺术遐想……从我的早期作品《故乡散记》、《在河渡口》、《夜过枣园》、《七月雨》,以及一九五六年出版的长篇小说《南河春晓》去探索,完全可以寻觅到我童年的脚步;《南河春晓》的题材,本来来自于我在《北京日报》当农村记者时的感受,但我仍然把它的背景写在我的故乡,因为童年的梦是最难忘却的。它是陶冶艺术家最早的生命摇篮。这种对于泥土的眷恋,使我早期的作品,孩气童贞和诗情画意并存。我所以对孙犁同志的作品倾倒,是我从前辈作家的作品中,找到了我童年时熟悉的那些人物。我从孙犁同志作品浓郁的乡土气息中,找到了艺术上的自我。因而孙犁同志成为我从事文学创作的启蒙老师。
    我十分怀念那一段失学后的童年生活。虽然在家庭中我是个不幸儿,但是我是大自然的宠儿。后来,接连发生的三件事情,结束了我在乡村的生活。一、有一次,在墙头上我和小伙伴追逐,摔到墙下背过气去;二、有一天晚上,我和范老五,合骑一匹光脊梁的大黑骡子去解山口(离我们村八里地)看冀东的驴皮影,两人双双从牲口背上掉了下来,差点一块去了〃 西天正路〃 ;第三、在一次和小伙伴们玩〃 打仗〃 游戏时,一块石头子儿,打在我的鼻梁上,险些成了〃 独眼龙〃。这三件事,使母亲十分伤心,她不愿意我变成象她那样没文化的人,便把我送到北京来上学。家里不给钱,她变卖了结婚时的金银首饰,把我送到北京的亲戚家里来借宿。当时。由于物价一日三涨,她变卖首饰那点钱,根本无法供我上学,我母亲毅然离开了那个并不属于她的家庭,到北京给有钱人家来当保姆,用微薄的劳动收入,供我上学。这段艰难的生活,是我思想形成的重要阶段,我开始觉察到那个社会如同一盘石磨,有钱人花天酒地,穷苦人在磨缝里挣扎。这也许是我对杜诗中〃 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 的诗句产生强烈回响的根本原因吧?!
    由于我童年时的遭遇,使我对新中国诞生充满了欢欣之感。我个人认为。我的文学生命是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同时诞生的。当时,我考入了北京师范学校读书,(老舍先生毕业于这个学校),如饥似渴地读解放区作家的大批作品。孙犁的《风云初记》、《荷花淀》,使我如醉如痴;其他作家如康濯同志的《我的两家房东》,孔厥、袁静的《新儿女英雄传》,周而复的《燕宿崖》,也都给了我文学营养。除此之外,我很喜欢俄国的屠格涅夫,从他的《猎人笔记》一直到《罗亭》《父与子》、《前夜》、《贵族之家》、《春潮》、《初恋》、《阿细亚》、《木木》,我都精读过。你在信中询及我为什么在青年时代偏爱屠格涅夫和孙犁,我想每个习作者偏爱某一作家的作品,总是和他自己的艺术气质有关。在青年时代我喜欢充满诗意的作品,而这两位作家笔调纤细,作品中具有许多作家没有的诗意美,如果用古代文人的词汇——〃 阴柔〃 和〃 阳刚〃 来区分的话,毫无疑问,我崇敬的两位作家都属于〃 阴柔〃 的艺术类型。我在几篇短文里,把孙犁同志比喻为中国的屠格涅夫,立论也在于此。当然给予我乳汁的不只是这两位作家的作品了,象法国的梅里美、俄国的莱蒙托夫和普希金、以及苏联的肖洛霍夫的作品,都对青年时代的我,有着不小的影响。但对我早期创作影响最大的,仍然是孙犁和屠格涅夫作品的巨大艺术怨力。
    你信中还问到我,处女作《共同的仇恨》发表在哪年哪月哪一日?可惜我最初发表的习作,都伴随着我的坎坷命运流失了;我只记得是一九五二年它是在《光明日报》的征文栏目里发表的。当时正值全国轰轰烈烈展开抗美援朝运动的时期,小说是写我同班同学中,一个绰号叫〃 洋八股〃 的同学,和一个绰号叫〃 冲锋式〃 的同学,平日是唇枪舌剑的冤家对头,在战火即将燃烧到鸭绿江边的同仇敌忾的日子里,他俩结成为朋友,并一起参加军干校,奔赴朝鲜为正义而战的故事。当时,计算稿酬的办法,还是以小米为折实单位,这篇以〃 碧征〃 为笔名发表的处女作,得了相当于九十斤小米价格的稿费。我拉着我的同桌同学。在翠花横街一个饭铺里,吃了一顿饺子,饭后,又用剩余的稿费到西四新华书店买了几本小说。严格地说,这篇东西,也不能算之为处女作,我早在从乡野来到北京的第二年(当时不过有十三四岁的样子),因愤于旧北京〃 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 的悲凉画面。曾写了一篇叫作《大红门里的笑声》的小说,投寄当时的《太平洋月刊》,如石沉大海。查无回音。这是我第一次拿起笔,但失败了。
    发表了《共同的仇恨》之后,我在北京师范学校上学时,在孙犁同志主编的天津日报《文艺周刊》上,陆续发表了《红林和他爷爷》、《老莱子卖鱼》、《七月雨》、《红旗》、《鸡鸭委员》等五篇小说。这些小说都是歌颂新生活的,作品虽然显得稚嫩,但充满挚情;那是从我心河里流淌出来的心声——歌唱新中国的赤子之歌。彦火兄,你也知道,五十年代的祖国,大地一团锦绣,天空一片碧蓝,党和人民之间的关系如胶似漆,一个有良知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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