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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葛亮集》云：“（李）严与（诸葛）亮书；劝亮宜受‘九锡’；进爵称王。”九锡为何物？“据《后汉书》章怀注；谓九锡本出于纬书礼含文嘉：一曰车马；二曰衣服；三曰乐器；四曰朱户；五曰纳陛；六曰虎贲；七曰斧钺；八曰弓矢；九曰秬鬯。”“每朝禅代之前；必先有九锡文；总叙其人之功绩；进爵封国；赐以殊礼。”（卷7“九锡文”）稽考于史；九锡之礼规格极高；非一般人臣所能享受。如九锡中的虎贲乃天子之卫士；“天子卒曰虎贲”（《晋世家》注引《集解》贾逵曰）。斧钺金戚皆属天子之卤簿。秬鬯为天子祭祀上帝、神灵时所用之酒；《礼记·表记》云：“天子亲耕；粢盛、秬鬯；以事上帝。”九锡中又有“纳陛”。“纳；内也；谓凿殿基际为陛；不使露也。师古曰：尊者不欲露而升陛。”（《王莽传上》注引孟康曰）蔡邕所撰《独断》卷上载：“陛；阶也；所由升堂也。天子必有近臣；执兵陈于陛侧；以戒不虞。”后引申其义；称天子为陛下；所以权臣即可由受“纳陛”而后晋升陛下。由此可见；谁受了九锡；谁就具备了“假皇帝”的资格；为将来当“真皇帝”铺平道路。自王莽始；权臣易代；夺取帝位；必先封王；加九锡；然后再龙袍加身；登上九五。汉末；曹操欲加九锡；受汉禅；遭到心腹荀彧的坚决反对；“荀彧素为操谋主；亦以其阻九锡而胁之死”（卷7“三国之主用人各不同”）。王夫之对荀彧之死发表看法：夫九锡之议兴；而刘氏之宗社已沦。当斯时也；苟非良心之牿亡已尽者；未有不恻然者也；彧亦天良之未泯；发之不禁耳；故虽知死亡之在眉睫；而不能自已。
李严亦是刘备临终时的托孤重臣；难道他的天良“牿亡已尽”；会容忍异姓篡夺刘氏江山？他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劝诸葛亮受九锡；只有一种解释合乎常理；即表面上尊崇诸葛亮功高盖世；当赐以殊礼；而实际上是在试探诸葛亮是否将走王莽、曹操的道路；加九锡；建国封王；进而代蜀汉称帝。
按理来说；作为托孤重臣的诸葛亮对此应表示极大的愤慨；除严厉斥责李严外；也应郑重表明自己一心事主；效忠汉室的心迹。但诸葛亮的答书却并非如此；他回书曰：吾与足下相知久矣；可不复相解！足下方诲以光国；戒之以勿拘之道；是以未得默已。吾本东方下士；误用于先帝；位极人臣；禄赐百亿；今讨贼未效；知己未答；而方宠齐、晋；坐自贵大；非其义也。若灭魏斩睿；帝还故居；与诸子并升；虽十命可受；况于九邪！（《蜀书·李严传》注引《诸葛亮集》）
《汉书·王莽传》云：“宗臣有九命上公之尊；则有九锡登等之宠。”张晏注曰：“《周礼》上公九命；九命；九锡也。”诸葛亮云“十命”；乃指“九锡”之外再加“一锡”；可见其“十命”之谓比李严劝进九锡更上一层。我认为诸葛亮这番话的口气相当大；完全不像出自一个自诩“鞠躬尽力；死而后已”的人之口；说得难听一些；反倒像一个乱臣贼子所言。众所周知；九锡非人臣之常器。汉制；非刘氏不封王；曹操封魏王；加九锡；不臣之心路人皆知；诸葛亮难道不懂这个道理？汉魏之际；除曹操受九锡外；还有刘备自加九锡；称汉中王。孙权受魏主曹丕九锡；称吴王。曹操、刘备、孙权为三国之主；难道诸葛亮欲与他们比肩？
稍晚于诸葛亮时期的东晋丞相王导；对晋室有再造之功；其威望与权势在当时无与伦比；故时人皆云：“王与马；共天下。”当元帝司马睿即位时；竟命王导同坐于御床；接受百官的朝拜。“导固辞；至于三四。”后来司徒蔡谟“戏导曰：‘朝廷欲加公九锡。’导弗之觉；但谦退而已”（《王导传》）。相比之下；诸葛亮就毫不避讳人臣之大忌；公开声称；若灭掉魏国；中兴汉室；自己就理所当然地封王受九锡。
当然；如果仅凭诸葛亮拒辞九锡；就断定其有异志；欲图大位；未免有牵强附会之感；依据并不充分；很难令人完全信服。
诸葛亮同刘备的君臣关系曾被世人赞不绝口；然而诸葛亮同后主刘禅的关系又如何呢？通过对有关史料的仔细分析；我认为；诸葛亮秉政后；根本就没有把后主刘禅放在眼里。他颐指气使；动辄教训皇帝。诸葛亮在上疏中说：“诚宜开张圣听；以光先帝遗德；恢弘志士之气；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义；以塞忠谏之路也。”又告诫刘禅：“宫中府中俱为一体；陟罚臧否；不宜异同。”进而特别指出：“若有作奸犯科及为忠善者；宜付有司论其刑赏；以昭陛下平明之理；不宜偏私；使内外异法也。”（《蜀书·诸葛亮传》）诸葛亮的这番话固然是出于治国安邦之需；但他一连讲了这么多“宜”怎样；“不宜”怎样；其口气之严厉；完全不像人臣之语；犹如一个严厉的父亲在教育不听话的儿子。尤其是“宫中府中俱为一体”；把自己丞相府的地位同皇帝宫中的地位并列等同；实际上是凌驾于皇帝之上；这显然是严重违反了封建专制体制所规定的君臣名分。
刘备在世时对其子刘禅的智商并没有作过评价；但诸葛亮曾在刘备面前称赞刘禅智量“甚大增修；过于所望”。故刘备临终前放心地表示：“审能如此；吾复何忧！”（《蜀书·先主传》注引《诸葛亮集》）可是；仅仅过了几年；诸葛亮北伐前夕；“虑后主富于春秋；朱紫难别”；故特派侍中董允“领虎贲中郎将；统宿卫亲兵”；掌管御林军。他告诫后主：“愚以为宫中之事；事无大小；悉以咨之；必能裨补阙漏；有所广益。”诸葛亮的心腹董允直接监视着刘禅的一举一动；弄得“后主益严惮之”（《蜀书·董允传》）；完全失去了帝王的尊严；甚至丧失了行动自由。从刘备去世（223）至诸葛亮北伐（227）；不到五年时间；难道刘禅的智商就由先前的“甚大增修”；降低到“朱紫难别”吗？诸葛亮对刘禅作出的这一番霄壤之别的评价；居心何在？难道他就不怕犯欺君之罪？
尽管刘备临崩时托孤于诸葛亮；但在人事安排上；是令其作为辅政大臣；并非是让诸葛亮单独执政；刘备除规定诸葛亮与李严并受遗诏辅政外；又“呼鲁王（备次子刘永）与语：‘吾亡之后；汝兄弟父事丞相；令卿与丞相共事而已。’”（《蜀书·先主传》注引《诸葛亮集》）这无疑是要刘禅兄弟与诸葛亮共同治理蜀国；因诸葛亮是元老重臣；故新君需以父辈之礼尊崇之。但诸葛亮却完全违背了刘备的遗诏。诸葛亮让李严留在永安；自己则扶刘备灵柩回成都；办完丧事；便“开府治事”。自此；诸葛亮独揽了蜀汉全部的军政大权；“政事无巨细；咸决于亮”（《蜀书·诸葛亮传》）。诸葛亮大举北伐时；刘禅已是二十多岁；年富力强；正值青春有为之际。按汉制；诸葛亮应还政于后主；但诸葛亮不愿放权；甚至想都没有想过让刘禅“亲政”。刘禅虽然对诸葛亮不满；但也无可奈何；只得对诸葛亮说：“政由葛氏；祭则寡人。”（《蜀书·后主传》注引《魏略》）可见刘禅当时的处境和汉献帝毫无二致；是个十足的傀儡君主。世人皆言曹操“欺主”；将汉献帝置于股掌之中；但为何对诸葛亮的“欺君”却视而不见？诚不可解。
诸葛亮死后；刘禅曾在一定程度上发泄了他对诸葛亮的不满。例如；李邈上书言诸葛亮专权；“后主怒；下狱诛之”＇1＇（《蜀书·杨戏传》注引《华阳国志》）。李邈之所以被杀；我认为倒不是因为他说了诸葛亮的坏话；而只是因为他的某些言辞；如“主畏其（指诸葛亮）威”；强烈地刺痛了曾经当过傀儡君主的刘禅的自尊心。又如；在给诸葛亮立庙的问题上；刘禅也设置了层层障碍。“亮初亡；所在各求为立庙；朝议以礼秩不听；百姓遂因时节私祭之于道陌上；言事者或以为可听立庙于成都者；后主不从。”（《蜀书·诸葛亮传》注引《襄阳记》）言事者只得退而求其次；建议立庙于沔阳；禁止百姓“私祀”；后主才勉强同意。后主为什么一而再、再而三地反对给诸葛亮立庙；说穿了；也是一种报复。
诸葛亮死后；蜀汉再也不设丞相一职；先是以蒋琬为尚书令、大将军；后又以费祎为尚书令、大将军；以蒋琬为大司马；“琬卒；禅乃自摄国事”（《蜀书·后主传》注引《魏略》。刘禅为何废除丞相制？道理很简单；就是绝不容许再出现第二个诸葛亮；以免大权旁落。
实际上；刘备永安托孤不是一人；而是二人。章武三年；“先主疾病；严与诸葛亮并受遗诏辅少主；以严为中都护；统内外军事；留镇永安”（《蜀书·李严传》）。可见；李严地位相当显赫；执掌着蜀汉的军事大权。按刘备的策划；由诸葛亮主政；李严主军；一文一武；共同辅佐蜀汉政权。然而这只是刘备的一厢情愿；这种政治格局诸葛亮是绝不可能接受的。诸葛亮苦心经营、殚精竭虑谋划的大事；就是要由他一人独揽大权。刘备在世时；诸葛亮对付关羽和法正的“手段”还比较隐蔽；不敢公开化；只能使用“权术”；刘备去世后；诸葛亮就无所顾忌；他打击、排斥李严可谓不遗余力；最后将李严废为庶民；流放梓潼郡。诸葛亮废李严的这段公案；田余庆、尹韵公二位先生均作了详细考论；故笔者不再赘述。
诸葛亮秉政后；蜀汉政权中除李严、廖立、魏延等少数人不服外；绝大多数官员对诸葛亮皆俯首帖耳；不敢违抗；有了刘备若嗣子“不才；君可自取”这把尚方宝剑；不仅诸葛亮自己以“太上皇”自居；且朝中官员亦几乎将诸葛亮视为“皇上”。例如；诸葛亮北伐曹魏前；为解除后顾之忧；必须修复吴蜀二国关系；与东吴重新结盟。为此；诸葛亮特派邓芝出使东吴；邓芝入吴；孙权对邓芝说：“孤诚愿与蜀和亲；然恐蜀主幼弱；国小势逼；为魏所乘；不自保全；以此犹豫耳。”邓芝对曰：“吴、蜀二国四州之地；大王命世之英；诸葛亮亦一时之杰也。蜀有重险之固；吴有三江之阻；合此二长；共为唇齿；进可并兼天下；退可鼎足而立；此理之自然也。”孙权默然良久曰：“君言是也。”（《蜀书·邓芝传》）遂断绝与魏的交往；转而与蜀“连和”。
以往史家皆称赞邓芝具有杰出的外交才能；为恢复吴蜀联盟作出了重大贡献。对此我并不否认。然而从邓芝这番言词中反映出他已不把皇帝刘禅放在眼里。孙权云“蜀主幼弱”；其实刘禅时年17岁；并非是一个完全不懂事的幼童。汉魏之际；诸侯中年少英雄不少；就以孙吴创业之主孙策而言；他15岁即随父孙坚起兵讨伐董卓；20岁转战江东；攻占六郡；从而奠定了孙吴政权的基业。孙策遇刺身亡；孙权继位；亦只有18岁。邓芝若维护主上的尊严；何不据理而反驳之。面对孙权轻视“蜀主幼弱”；邓芝只字不作回答；却称赞孙权为“命世之英；诸葛亮亦一时之杰”；这就把诸葛亮放到了和孙权同等的地位；也就是一国之君的地位。孙权当然是个聪明绝顶的“雄略之主”；他眼见蜀汉已是诸葛亮“当家”；遂突破两国间对等交往的外交惯例；放下帝王架子；直接写信给丞相诸葛亮；表彰邓芝的功绩：“和合二国；唯有邓芝。”（《蜀书·邓芝传》）事实上；孙权直接与诸葛亮的对话是经常的。“备寻病亡；子禅袭位；诸葛亮秉政；与权连和；时事所宜；权辄令（陆）逊语亮；并刻权印；以置逊所。”（《吴书·陆逊传》）孙权虽委托陆逊与诸葛亮打交道；但没有彻底放权；因为陆逊是以孙权的名义；写给诸葛亮的书信盖的是皇帝孙权的御玺。可见中国古代对君臣间的礼仪制度是何等重视。相反；诸葛亮却胆大妄为到了连君臣名分都不顾的地步；他“以禅未闲于政”为借口；“遂总内外”（《蜀书·后主传》注引《魏略》）；在外交上亦完全撇开刘禅；而由自己与孙权平等“对话”。
二
行文至此；也许有人会提出疑问；既然诸葛亮的“野心”昭然若揭；那他为何不取刘禅而代之；自立为帝？对此；陈玉屏先生在其文章中论曰：“当此之时；若论功；诸葛亮功在社稷；论权；蜀汉军政外交；事无巨细；亮皆专之；论才智；阿斗较之诸葛亮；无疑有天壤之别；论德望；诸葛丞相早已泽被四方；更何况先主有‘嗣子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的遗命；百官之中；亦非无阿谀之徒。可见蜀中同样具备禅代的条件。”
诸葛亮真的完全具备“禅代”的条件了吗？我以为；实际情况远没有这么简单。
众所周知；自秦汉大一统封建帝国建立以来；皇帝的地位至高无上；“君权神授”；神圣不可侵犯。在儒家的鼓吹下；“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的观念已深入人心。故权臣禅代夺位颇不容易；必须冒极大的风险；若准备不够充分；条件不够成熟；轻率地发动政变；不仅会招致杀身之祸；还将殃及三族。赵翼云：“古来只有禅让、征诛二局；其权臣夺国则名篡弑；常相戒而不敢犯。王莽不得已；托于周公辅成王；以摄政践祚；然周公不尝有天下也。”（卷7“禅代”）两汉四百余年；权臣秉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