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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葛亮的挥泪斩马谡，在我看来完全不象一直以来人们称赞不已的那样，是表明诸葛亮执法严明过于孙武，以及他具有高尚道德品质的例证，相反地如果联系他纵容、变相支持法正滥杀无辜的事例来看，正好表现了他刚愎自矜而又老于政治手腕，做为一名权臣在政坛上善于翻手为云覆手雨的一面。
诸葛亮虽然借马谡的人头，成功地暂时摆脱了这场军事和政治上的危机，但是他既没有取得军事上的成果，也没能在政治上进一步稳固自己的地位，更严重的是他非但没有证明自己在军事上的能力，还给李严以及象魏延、吴壹这样军中的宿将和在军事上有着多次成功记录的对手们，留下了对他军事能力进行质疑的把柄。因此他这次北伐的目的全然没有达到，甚至在政治上还可以说是完全失败和大大地退了一步。
有鉴于此，无论是出于他对蜀汉政权战略判断上得出的需要，还是出于他本人的政治需要，诸葛亮都必须再次开始北伐来摆脱这样的局面。北伐虽然是诸葛亮主动发起的，但街亭之败却犹如启动了一辆连他自己也无法使其停止的战车，使得他不论是否愿意，都必须跟着、而不是驾御着北伐这辆战车向前冲下去，将他此后的政治生涯和北伐紧紧地捆在了一起，问题的关键在于他确实是个出色的御手，虽然北伐战车已经停不下来，但是他依然可以操控其方向，因此这使得他在最后还是成功地达到了他人生里程中最辉煌的顶点。
同年冬天，二次北伐开始，蜀军围陈仓，但是由于军粮耗尽再次无功而返。
次年的建兴七年，三次北伐开始，诸葛亮遣大将陈式攻魏之武都、阴平。魏雍州刺史郭淮率军迎战，诸葛亮出建威，郭淮退还，亮取二郡。至此，后主诏诸葛亮复丞相职。然而这数次北伐中，依旧不见李严等一干东州和益州集团骨干人士的踪影，相信李严他们对此肯定是不会没意见的。
李严在诸葛亮北伐期间，也没有闲着，他积极地策反原蜀汉降将、曹魏的上庸守将孟达，在其中的一封信中曾以这样的语句来招降孟达：“吾与孔明俱受寄讬，忧深责重，思得良伴”，从这里可以知道，他一直以来对自己与诸葛亮并列为托孤大臣这一重要的政治地位，是时刻不忘的，也是时刻以此为己任和十分看重的。但蜀汉前后三次北伐这样重大的行动，诸葛亮都没有一丝让他参与的做法，也是肯定让他十分不满的，因此他除了发出前面所说的要将“王郡之巴州”等等表示不满的信号外，还以另一种方式展开了对诸葛亮一直以来排挤他这一举动的反击。
他在一次给诸葛亮的信中“劝亮宜受九锡，进爵称王”，这和孙权劝曹操称帝相仿佛，但又很难说清楚他是想把诸葛亮摆上众所矢的的位置，还是在嘲讽诸葛亮。总之不管怎么样，诸葛亮很清楚李严这一举动绝没安什么好心，因此明确表示自己不会上这个当：“吾本东方下士，误用于先帝，位极人臣，禄赐百亿，今讨贼未效，知己未答，而方宠齐、晋，坐自贵大，非其义也。若灭魏斩叡，帝还故居，与诸子并升，虽十命可受，况于九邪！”（13）
不过诸葛亮这话却有点前后矛盾，前面他说“吾本东方下士，误用于先帝，位极人臣，禄赐百亿”，似乎对目前位极人臣的状况已经心满意足，但后来却话锋一转急转直下。称王受九锡，就成了有着自己封“国”的诸侯，乃是那个时代人臣所能达到的颠峰，诸葛亮在回绝了这一不知道是有着什么居心的建议后，在结尾时又偏偏来上了一句“虽十命可受，况于九邪”，这话就与他前面表现的心满意足的态度产生了矛盾，非但矛盾还迹近于大逆不道，“虽十命可受”，就是说他甚至可以接受超越称王受九锡的待遇，那犹如直说称帝了。
这样的说话出自诸葛丞相之口，与他历来被说成“谨慎谦恭”的风格是极不相称的，但我却以为这才是他个性和思想的真实写照，他虽然拒绝了李严的建议，但却不自觉地露出了他自傲的、乃至于漠视刘禅的态度。陈寿对他的评语，有几句是相当中肯的：“亮之素志，进欲龙骧虎视，苞括四海，退欲跨陵边疆，震荡宇内。又自以为无身之日，则未有能蹈涉中原、抗衡上国者”，这几句，一说出了诸葛亮的生平抱负是“进欲龙骧虎视，苞括四海，退欲跨陵边疆，震荡宇内”，二说出了诸葛亮对自己的评价，表现出他自视极高、当世不做第二人想的态度，实际上诸葛亮的一生，都是围绕着这几句话而展开的。
建兴八年，魏大将军曹真三路攻蜀，诸葛亮拒之，随即准备第二年出军进行第四次北伐。这回他再次要求李严率军北上汉中受他节度，诸葛亮在后来列举李严罪状的表章中，对李严当时的反应是这样写的：“去年臣欲西征，欲令平主督汉中，平说司马懿等开府辟召。臣知平鄙情，欲因行之际偪臣取利也，是以表平子丰督主江州，隆崇其遇，以取一时之务。”（14）
李严这个时候说“司马懿等开府辟召”，显然正如诸葛亮所言的那样是“欲因行之际偪臣取利也”，而李严以司马懿等开府辟召为借口向诸葛亮逼利，也并不是随便拿来就用的借口，他对诸葛亮开府而他没能享受同等待遇一直是耿耿于怀的，此刻他看似随便地举了这么一件事情做例子来逼诸葛亮，事实上正是表达了他北上汉中的条件，是要得到他这个和诸葛亮并列的托孤重臣所应该享受的待遇，也就是要和诸葛亮一样，可以开府选拔官吏。
诸葛亮当然是不可能答应也不会允许发生这样的事情的，但他也明白，在面对曹魏势力强大的压力下，与李严这样长期僵持下去并不是什么好事。而李严和他二人，虽然在权利斗争中互不相让，但在对维持蜀汉政权生存的这一根本点上，却是绝对没有分歧的。因此他做出了妥协，“表严子丰为江州都督督军，典严后事”，继续把江州一带保留给李严；而相对他的妥协，李严也作出了对应的姿态：“将二万人赴汉中”，同时接受诸葛亮的任命，担任中都护署府事（15），并将自己的名字由严改为平。按那时的解释，平字含义大致为行事有序、平定乱事，这相当符合当时的形势。
李严终于去了汉中，在刘备死后首次与诸葛亮共事，看上去似乎诸葛亮和李严二人就此握手言和了。
建兴九年春，蜀军在诸葛亮的统帅下四次北伐，兵出祁山与魏军对峙。然而诸葛亮这次依然运气不太好，在后来的一段时间内碰上了连续暴雨天气，导致汉中的粮运不继。而后的整个事件就显得比较富有戏剧性了：“平遣参军狐忠、督军成籓喻指，呼亮来还；亮承以退军。平闻军退，乃更阳惊，说‘军粮饶足，何以便归’！欲以解己不办之责，显亮不进之愆也。又表后主，说‘军伪退，欲以诱贼与战’。亮具出其前后手笔书疏本末，平违错章灼。平辞穷情竭，首谢罪负。”
之所以说这次的事件有戏剧性，是因为以李严这样一个极富政治经验和军事能力的人物，居然犯了如此低级的错误，仅仅由于暴雨而导致粮运不继，他就先让参军狐忠、督军成籓等一群人去前线以朝廷名义召诸葛亮撤军，然后上表后主说诸葛亮撤军是诱敌之计，而当他在汉中听说诸葛亮开始撤军时，却又假装吃惊地说“军粮饶足，何以便归”，种种互相矛盾的的漏洞前后非一，导致最后“辞穷情竭，首谢罪负”。
不过这件事情，虽然因为蜀国“国不置史”和各种原因造成资料不足，因此不足以让我们有理由做出其他的解释，但从逻辑上来讲，以李严这样的人物，犯下这样的低级错误未免显得过于愚蠢了些。如果说他设计这个圈套的目的是在于“解己不办之责，显亮不进之愆”的话，那么他又焉能想不到他这一大堆公文全都捏在诸葛亮和后主的手中，“前后手笔书疏”都“违错章灼”历历在目，他这个目的显然是不可能得逞的。断粮退军在蜀汉北伐中并非首次出现，况且由于天降暴雨导致道路不畅的粮运不继，也并不会对他政治生涯造成极其严重的后果，在如此小的问题上去冒如此大的风险，而且还明显是把自己的把柄拱手送到对手和皇帝面前去让他们来处理自己，这样的错误和圈套也实在过于弱智了些。要是李严连这些都意识不到的话，那他这个筋斗载得一点都不冤，因为这完全不象是他这样一个拥有几十年军事、政治斗争经验的人所应该犯的错误。
不过，不管事情的真相到底是什么样子，李严最终被贬为了平民，在与诸葛亮的权利斗争中败了下去，这标志着蜀汉政权中再没有可以威胁荆楚集团地位的势力存在，而诸葛亮也再找不到一个有足够分量和他分庭抗礼的对手，彻底地巩固了他的地位。在蜀汉政权中，甚至将皇帝包括在内，他也都是唯一掌握着蜀汉最强实权的第一人。诸葛亮当时在蜀汉政权内的威势，可以从诸葛亮的属官丞相参军、犍为太守李邈的奏章中稍见一斑。诸葛亮死后曾刘禅下令全国素服发哀三日，李邈不以为然地上疏道：“吕禄、霍、禹未必怀反叛之心，孝宣不好为杀臣之君，直以臣惧其偪，主畏其威，故奸萌生。亮身杖强兵，狼顾虎视，五大不在边，臣常危之。今亮殒没，盖宗族得全，西戎静息，大小为庆。”
他这话说得非常有趣，诸葛亮在世其间，“臣常危之”，诸葛亮一死，他顿时觉得“宗族得全”，于是一家人“大小为庆”，因此上书劝谏刘禅不必太隆重地要全国都素服发哀三日，结果被刘禅砍了头。不过砍头归砍头，他的话却透露了不少有用的、值得重视的信息。
李邈以霍光等人做比喻，说诸葛亮虽然未必有反叛之心，但是权势太强，“身杖强兵，狼顾虎视”，以至于“主畏其威，故奸萌生”，这个恐怕正是他掉脑袋的原因，居然说刘禅因为诸葛亮手握重兵而怕了他，导致国内奸邪萌生，这叫后主刘禅的脸往哪儿搁。至于说几句诸葛亮的不是，那还不至于要到摘他脑袋的地步，因为刘禅和诸葛亮之间的关系并不是那么和谐的。据载：“亮初亡，所在各求为立庙，朝议以礼秩不听，百姓遂因时节私祭之于道陌上。言事者或以为可听立庙于成都者，后主不从。步兵校尉习隆、中书郎向充等共上表……于是始从之。（16）”看看，连大臣们联名上表，要为诸葛亮这个刘禅的“相父”立庙，这刘禅都是再三阻挠，心不甘情不愿的，二人的关系从中当可略见一斑。
其次，李邈说诸葛亮一死，他李邈才终于可以“宗族得全”，并且“西戎静息”，于是“大小为庆”，这说明他对北伐不以为然，是反对的。
从历史记载来看，象他这样态度的人，在蜀汉政权大小官吏中，是为数不少的。例如诸葛亮亲自点定的继任者蒋琬和费祎两人，对北伐就压根不感兴趣，并且还都一致地长期压制要求北伐的姜维，尤其是他的第一任继任者蒋琬，十数年内一次也没真正发动过北伐。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李邈的态度，是代表了蜀汉政权内部相当一批数量官吏的想法的。这从以下的要举证的两则资料中，也可以得到佐证，同时我们还可以从这些资料中发现其他一些问题，以及可以知道当时身处社会下层的许多百姓，对诸葛亮的北伐政策也是相当反感的，绝不象一些人所描绘的那样，是欢呼雀跃衷心拥护的。
《三国志》《蜀书》《吕乂传》：“丞相诸葛亮连年出军，调发诸郡，多不相救，乂募取兵五千人诣亮，……蜀郡一都之会，户口众多，又亮卒之后，士伍亡命，更相重冒，奸巧非一。乂到官，为之防禁，开喻劝导，数年之中，漏脱自出者万馀口。”
《三国志》《吴书》《薛综传》：“孙休时，珝为五宫中郎将，遣至蜀求马。及还，休问蜀政得失，对曰：‘主闇而不知其过，臣下容身以求免罪，入其朝不闻正言，经其野民皆菜色。臣闻燕雀处堂，子母相乐，自以为安也，突决栋焚，而燕雀怡然不知祸之将及，其是之谓乎！’”
这两则资料表明，由于诸葛亮连年出兵北伐，兵员不足，遂调各郡兵补充北伐部队，然而各郡大约是以各种借口为由而拒不发兵，形成了“多不相救”的局面。而在诸葛亮死后，军队中大量士兵和职业兵户更是纷纷逃亡，做为地方长官的吕乂，数年中仅在一个蜀郡就查出了万余名逃避兵役者。延续至蜀汉后期姜维北伐期间，蜀汉已经出现了“经其野民皆菜色”的景象，可见连年北伐对蜀汉经济造成的伤害之大，因此百姓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