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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似乎并不高。在《演义》中，写刘备封“五虎上将”，而在史书里，是封“前后左右”四个“上将”，并没有赵云的份，而且即使当时真封了什么“五虎上将”，第五位也是魏延，轮不到赵云。《三国志》确实是将“关张马黄赵”放进一卷的，但那是因为魏延被灭了族（稍后再说这个大冤案），空出了位置。魏延也没进入“前后左右”，不过做了镇远将军、领汉中太守，成为重要的方面大将。而赵云仅为一个“杂牌”的翊军将军，也未封侯。直到后主即位，那“四大天王”也死得差不多了，赵云才做了征南将军，封了侯。他参加了诸葛亮的第一次北伐（此时的官阶为镇东将军），街亭之败，他能在不利局面下从容撤退，没受很大损失，但也受连累被降职。这也是他参加的最后一战。建兴七年，赵云病逝于诸葛亮二次北伐前夕。诸葛亮对他的死颇为痛惜，在《后出师表》中提到：如果不赶紧北伐，等这些老战士都死光了，蜀汉也就完了。 从这些记载可见，赵云虽然资格很老，也很能打仗，却并不很受重用，只是在众多名将凋零之后才成为大将。这么说来，人们心目中的“英雄赵子龙”居然只是一个二流角色？ 有人说这是因为小说把赵云拔得太高，其实这可能是倒果为因了，人们喜欢赵云、美化赵云，恰恰是因为他们同情他，为他打抱不平。 小说确有些夸张，但基本还符合史实，毕竟“长坂坡”、“截江夺斗”、“一身是胆”都明白记载在《三国志》或裴松之所作的注里，尽管没有那么惊心动魄。这样的一员战功累累的勇将，被放在尴尬位置上，是有些叫人不解。 也有人认为赵云不受重用的原因是他出身不高，在那个讲究门第的时代（袁绍动辄“四世三公”；曹操本是“阉竖遗丑”，又是著名的不重门第，却也自称是曹参之后；刘备的“中山靖王之后、孝景帝玄孙”更是著名的口头禅），这不能不说是个很大的不利。但这并不能解释黄忠、魏延等“老粗”为什么能脱颖而出。 但这个问题也不是无解，从史料分析，赵云上不去的原因大概有三个：
首先与赵云的“专业”有关。赵云是在“白马将军”公孙瓒手下开始军旅生涯的，公孙瓒素以擅长骑兵作战闻名，赵云的看家本领可能也在于此，果然，在转投刘备后，他的职责正是“为先主掌骑”——骑兵部队指挥官。 在那个时代，这个身份相当于现代的机械化兵团司令，不可谓不重要。可是“先主”偏偏没有几个“骑”供他来“掌”。刘备前半生，“多败少成”，总是在当靠别人收容的“客将”，没有地盘，没有税收，又不像吕布那样抢劫、曹操那样掘墓，这位“刘使君”当然穷得不堪，要发展骑兵这“高投入”兵种，简直势比登天。这可能也是他的军队战斗力不强的原因之一（吕布、曹操，甚至袁术都能欺负他）。在小沛时，居然穷极生变，连吕布的马都敢抢，也可见刘备是多么希望“拥有我们自己的骑兵”。 在这种情况下，可以想见赵云麾下人马一定少得可怜，多不过百八十人。这样的小部队，当然不可能在战斗中起决定作用，而且，刘备大概也舍不得拿这点门面打冲锋，而是派他们干点侦察、骚扰或者联络、保卫工作。所以，在很长时期里，赵云的身份更像一个保镖，除了短期担任过桂阳太守，其他时候多是作为刘备和诸葛的随从。因为单独作战的机会很少，也就难以成为关羽那样独当一面的大将。当然，这也有个好处，他没吃过需单独负责的败仗。可是这点好处抵消不了给他造成的不利：１、没有多少立功机会；２、兵微将寡，很难形成袍泽势力，在论功行赏、加官晋爵时，也显得形单影只、缺乏“话份”。 等到刘备拿下了荆州和西川，财力上似乎可以解决了，但是别忘了，当时马比人还要贵，对底子很薄的刘备来说，大规模的骑兵部队只是一个奢侈的梦。而且，这些地方几乎全是山川密布的南方地区，不但缺少马匹，而且骑兵的作用也有限，所以，在刘备的军队中，骑兵永远是一个很不重要的辅助兵种。 其次，这与赵云在刘备集团里的地位有关。坐上汉中王，刘备依靠的是三种人：老部下，即关、张、赵云，以及简庸、糜竺等人；在荆州获得的人才和军队，主要是赤壁之战前后收降的原刘表部；东西两川的原刘璋、马超部。分析“升官”名单可以看出：正是这三大势力的平衡。在感情上，刘备当然不会不倾向赵云，但是老部下人数太少（只有数千，又在长坂坡被曹操击溃，剩下的就更少了）在全军中比例很低，而且已经有了两个席位（关、张），再增加有点说不过去；黄忠、魏延是荆州军队的代表，前者刚刚立下了斩杀曹军方面军统帅夏侯渊的大功，不能不赏；后者又是他最看好的优秀人才（刘备善于相马，也很会看人），都不能放弃；马超帮他获得成都倒算不了什么，但此人在西部的巨大影响却无法忽视。再说他也是得到朝廷认可的官最大的人之一（都亭侯、偏将军，与关羽平级），也算得上“世代公侯”的高门了，前面说过，当时是很讲这一套的。 算来算去，被牺牲掉的只有资格说老不老、缺乏“代表性”的赵云了。 当然，刘备这么做是因为他知道不会有太大的负面效果。这就是我们要说的第三个原因：赵云本人的素质。 史载：取得西川后，“时议者欲以成都名田宅分赐诸将。赵云曰：‘霍去病以匈奴未灭，无用家为。今国贼非但匈奴，未可求安也。须天下都定，各反桑梓，归耕本土，乃其宜耳。益州人民，初罹兵革，田宅皆可归还，令安居复业，然后可役调，得其欢心，不宜夺之以私所爱也。’备从之。” 与当时众多的骄兵悍将不同，赵云时时处处，都能表现出顾全大局的谦让精神。赵云的地位尴尬已非一日，换个别人可能早就牢骚满腹（蜀汉这种人出过好几个，关羽不屑于和黄忠为伍，是不是也有为赵云抱不平的意思呢？），但赵云没有。刘备相信，这个明智的人会接受这个结果。后来，赵云也确实没对此表示过什么不满。 这么看来，赵云的命运似乎有点“老实人吃亏”的意思，其实倒未必。换个不那么明智的人，当然会闹，但结果却不一定好。也许闹也没用（那几个人选条件确实够硬）；即使闹成了，也会引起上上下下的不满和纷争，弄不好还会成了祸胎。一个总是惹麻烦的人，放在什么环境，都是不讨人喜欢的。 正好相反，赵云的故事的寓意（如果真有什么寓意的话）可能是“吃亏是福”：平和谦冲让他得到了寿终正寝，后人的广泛同情更让他成了人见人爱的完美英雄。善良的人有福了。
军神
赵云在民间的名声很高 被看做是理想军人英武善战智勇双全的最佳化身。有多少人对他推崇备至。以至于赞美之声盖过了他的光芒！！！
赵云虽有出道战文丑、汝南斗许褚、长坂坡于百万曹军中几进几出救少主、汉水救黄忠、七旬力杀五将等巅峰之作，但是真正体现其实力的还是在刺杀许褚、三十合击败张郃的力量之举。甭管许褚当时有无准备，他被赵云于马上刺死，即是明证。三十合败张郃，便是实力所在！
赵云是一个最符合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大将，他忠君、信义、谦虚、谨慎、清廉从来不违逆上峰意思，生平作战，总是身先士卒，冲锋陷阵，大胆心细，严格执行命令。据史实记载，云一生历经恶战，仅负一次，这也是对其良好品质的回报。这种人是最符合中国文化造神、完美化的标准的，所以，任何版本的三国故事，从来都只会把赵云完美化。
赵云长坂坡救少主，如入无人之境，杀死曹营名将五十余员；曹营惊惧。此役足以体现赵云武艺之高超！！！连曹操也不得不讲：〃吾当生致之〃汉水救黄忠，赵云利用了心理战术。在他常胜不败的赫赫威名下，当他杀入重围时，张郃、徐晃等名将居然连迎战也不敢，眼睁睁看见赵云救出黄忠，突围而出！ 以寡胜众更是聪明智彗的体现！！！
公正地评价，赵云在民间是被神化了的。被看做是军神的化身！！！
阶级的局限，深刻的矛盾——谈曹操用人之三
谗言和诬告，历来是社会一大公害，尤其对干部队伍，危害更大。公害不治，人才难保。曹操既将各种各样的人才聚集在一起，也等于将各种复杂的人事矛盾加在了一块，在他那个庞大的干部队伍里，一个时期内，上下之间，内外之间，流言蜚语和谗言诬告不断出现。对待这个问题，中前期的曹操头脑相当冷静，采取的措施也很妥当，从而有效地保护了人才，保证了整个干部队伍的团结和稳定。
蒋济，最后官至太尉，是魏国的“四朝元老”。在蒋济刚走上仕途时，正赶上曹操兵败赤壁，曹操一边撤兵，一边想把江淮之间的民众北迁。在那一带任职的蒋济坚决不同意。曹操执意去办，不但没有办成，反把十多万人吓得跑到了吴国。在这种情况下，有人给曹操写了秘言，告蒋济要率众造反。曹操根据蒋济的一贯表现，认为这纯是诬告。于是，他立即把与蒋济在一起任职的于禁、封仁等人找来，拿着告蒋济的信说：蒋济怎么会有这事呢？如有，算我认错了人。这一定是有人自己想叛乱，嫁祸于蒋济，以搅乱我的视听，达到叛乱的目的。他不仅没有责怪蒋济，反把蒋济调到自己身边工作，这样处理真是太恰当了，既将蒋济被告的事公布于众，公开保护了蒋济，也给在那个地区工作的于禁等人壮了胆。
曹操推行屯田制所以取得巨大成功，除了任用的枣祗、任峻等人发挥了重要作用外，还有一个叫国渊的人也做了大量工作。国渊很有才干，早年曾避乱到辽东，曹操平定北方后，被辟为“司空掾属”，主管屯田。国渊从实际出发，多次给曹操提建议，改进管理，官与民的积极性都调动起来了，受到了广大百姓的欢迎。“渊屡陈损益，相土处民，计民置吏，明功课之法，五年中仓廪丰实，百姓况勤乐业。”（《三国志·国渊传》）国渊的实绩很突出，但不知什么原因，老是被人诽谤。曹操见了诽谤国渊的信，十分生气，坚决要把诽谤者查出来。他把这个任务交给了国渊本人。国渊仔细揣摩信上的字迹和用语，采用招考学馆教师的手段，从试卷中顺藤摸瓜，终于挖出了诽谤者，使事实大白于天下。把诽谤信交给被诽谤人，请被诽谤人自己破案，充分显示了对被诽谤者的信任，国渊岂能不更加努力地工作？
曹操的智囊团，都是由名震当时的高级知识分子组成。其中有个叫程昱的人，虽为曹操所钟爱，但个性太强，时常与别人闹不团结，时间一久，就有人告他要谋反，想借曹操的手泄私愤。曹操深知，程昱是有缺点，但绝不会背叛。有人越是告他，曹操就越厚待他。告状人见目的难以达到，只好作罢。郭嘉是曹操的“高参”，对他的话，曹操一般是言听计从。起初，有个叫陈君的人对郭嘉很不服气，就抓住郭嘉作风松散，行为不够检点的看病，有机会就在大庭广众告他的状。每遇这种情况，曹操总是肯定陈君的态度是好的，但不说郭嘉不好，反倒对郭嘉更器重。这样，自然而然地把陈君引导到多看对方优点上来，气也消了，与郭嘉的矛盾也逐步缓和了。
曹操不听谗言，惩治诽谤，使朝外官得以安心工作；用看去似“和稀泥”，实则是废流言的手段，解决了朝内官员中的摩擦。这些做法乍看去很是简单，细分析，在当时是多么的难能可贵！
曹操毕竟是封建地方阶级的政治家，他虽有丰富的人才思想与实践经验，但时代的局限和阶级的局限又决定了他不可能将其人才理论与实践很好地结合起来，善始善终地贯彻下去，何兹全先生说曹操是一个充满了矛盾的人，确是如此，他最大信，也最大诈；最能不杀人，也最能杀人。特别是在他称王以后的晚年，很难再听不同意见，猜忌骄横，使许多优秀人才死于他的刀下。
曹操推行“唯才是举”，选崔琰、毛玠具体负责选举事宜。崔琰这个人“清忠高亮，雅识经远，推方直道，正色于朝，甚有威望”，为曹操广招博揽人才出了大力，曹操曾称他“有伯夷之风，史鱼之直”。（《三国志·崔琰传》）曹操当魏王后，有个叫杨训的人，对曹操歌功颂德过了头，引起了人们的讥笑，崔琰也冲着杨训发了几句牢骚。这件事传到曹操耳中，操大发雷霆，“遂赐琰死”。毛玠见自己的好友遭此厄运，心怀不满，曹操又“收玠付狱”，多亏桓阶、和洽等人相救，才免于一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