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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操在广揽人才，纵横捭阖的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用人经验，形成了高超的驭人之术。概括起来，叫做因人制宜，量才任使，做到仁者用其仁，智者采其智，武将任其勇，文职尽其能；既善用人力，又善用人言。择人任势，最大限度地用人之所长。
“挟天子以令诸侯”，用汉献帝的名义发号施令，这是曹操手中最有政治意义的一张王牌。曹操打着这张王牌，捞到了别人无法捞到的好处。当时，烽烟滚滚，谊强割据，皇帝被赶着到处跑，“挟天子”究竟是块肥肉，还是个累赘？起初众将有争议，曹操也有顾虑，自己看不准，就问计于荀彧、程昱等人，终于下了“挟”的决心。“修耕植以畜军资”，是曹操为实现其政治理想而奉行的又一大方针。汉末三国之际，生产力的破坏极其严重，人口锐减，土地荒芜，“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曹操为了使生产力恢复发展起来，在修耕植方面着力抓了屯田。屯田制的推行意义深远，至今为史家们称道。可是，大规模地推行屯田制的决心，曹操也是在听了枣祗等人的意见之后下定的。战乱之中搞屯田，民众逃跑、殴斗、抗交税赋的事层出不穷，曹操是按照任峻等人的高见解决的。
官渡之战，是曹操平定北方的决定性战役。曹兵与袁兵以一比十处于明显劣势。从公元200年2月抖动战幕到大战结束，历时9个多月，攻防相持，瞬息万变，以弱胜强，谈何容易！曹操曾几度陷入困境，但每到关键时刻，总是虚荣心采纳谋士意见，从而避免了决策失误，转危为安。战斗一开始，袁绍派大将郭力、颜良等东攻白马，自率兵将渡河。曹操想径直去救白马，这时谋士荀攸说：咱们兵少不敌，到延津后如渡兵去抄袁后路，袁必西应，然后出其不备，轻兵袭白马，颜良可擒。“公从之”。袁绍果然上当，曹操初战即胜。两军在官渡拉锯，曹兵几战不利，“伤者十二三”，眼看又断了粮草，曹操想退兵，写信与荀彧商量，荀彧说：现在双方主力都在这里，咱们是以弱战强，若这样退兵，必为绍军所乘，那咱们可完。袁绍不会用人，相持必败。曹操又“从之”。袁绍也有军粮不足问题，第一次运粮千车，曹操“用荀攸计”，派徐晃等将截击大破之。第二次袁绍派兵万人运粮，恰巧这时袁绍的谋臣许攸来降，建议曹操截击，“左右疑之”，荀攸、贾诩认为可行。曹操当即采纳，亲自领兵奇袭，大获全胜。从此袁绍军心大乱，众叛亲离，惨败而逃。查史书，同是这个战役，曹操对参谋人员的意见是“三从”，而袁绍则是“三拒”，纳谏优劣，高下判然。
曹营内战将云集，有的性如烈火，视死如归（如典韦、庞德等），每有大战恶斗，曹操总是派他们披坚执锐，冲锋陷阵；有的智勇双全，文武兼备（如曹仁、张郃等），曹操平时把他们放在重要岗位，遇有战事，放手让他们统帅诸军，独挡一面；有的胆识不足，犹柔寡断，曹操就因人制宜，将他们搭配在合适的主帅营中，当好配角。（最能说明问题的是公元215年的魏吴合肥之战，见另篇）曹操量才任使，既善用人，又善用言的实例很多，只要有一技之长，他就抓住不放。对于不能征战的文人，曹操也爱不释手。如果不是曹操把那些著名的文士都收拢到自己周围，并发挥他们的作用，很难想象我国的文学史上，会有空前繁荣的“建安时代”。文学大师王粲，根据自己亲身经历，将曹操、袁绍、刘表作了对比，深有感触地说，袁绍虽兵多，“然有贤而不能用，故奇士去之；刘表雍容荆楚，坐观时变，士之避乱荆州者皆海内之俊粟，表不知所任，故国危而无辅。明公定冀州之日，下车即缮其甲卒，收其豪杰而用之，以横行天下；及平江、汉，引共贤俊置之列位，使海内回心，望风而愿治，文武并用，英雄毕力，此三王之举也”。（《三国志·魏书·王粲传》）观曹操用人实践，王粲之辞并非阿谀。
曹操知人善任，王粲感怀之言深刻地说明，衡量一个领导人是否高明，不仅看他招揽聚集了多少人，更要看他如何用人。聚才是为了用才，用好才能更好地聚才。人才再多而不善用，不是造成怨声载道，就是反使内耗丛生。这样，人才越多，反作用越大，不仅不能成事，反而坏了大事。现代领导者当诫。
曹操一生最大的失误
窃以为曹操一生最大的失误，在汉中之战。汉中是益州的门户，当初，刘璋为什么引狼入室把刘备找来益州，还不是曹操开始攻打汉中，刘璋怕自己守不住益州，才找的刘备。说句题外话，这跟后来吴三桂引清兵入关有点相象。 可是曹操取了汉中之后，竟然开始畏缩不出，说“即得陇，不望蜀矣。”留下夏侯渊，张颌，匆匆的返回了中原，其结果大家都知道了，黄忠斩了夏侯渊，张飞大败张颌，汉中不复所有，如果曹操留在汉中，那么即使没有取下益州，那汉中也不至于失守。这样以来曹操失去了进攻益州的大好时机，也可以这样说，这场战役使三国鼎立的局势真正的确定下来。 当然，作为军事家的曹操不会认识不到汉中的重要性，他没有取益州而是回中原的原因有这几点 一，此时的曹操正处在加封魏王的时候，为获得更大的权利，稳定国内的局势，他返回了中原，不过，在下认为，加封魏王，本身就是一个错误，为这个错误而犯下更大的错误，实在是不值得。 二，新取下汉中，张鲁等降将人心不稳，在加上曹操的将士刚取下汉中，疲惫不堪，在这个时候，冒进地形险峻复杂的益州，实在是有些冒险。不过，那也不至于失了汉中啊。
总之，这次战役，使曹操在生前达不到统一全国的愿望，不能不说是曹操一生最大的失误！！！
曹操煮酒论五虎
操闻备自立汉中王，勃然大怒。命使臣往蜀中探听，其人回报操曰：“此事俱实，另备拜关、张、马、黄为前、后、左、右将军，赵云为翎军将军，魏延为汉中太守，孔明为军师，法正为参军，现于益州城内整顿兵马。”操叹曰：“刘备，英雄也，今封五虎，羽翼丰矣！”贾翎问曰：“何为五虎？”曰：“关、张、马、黄、赵是也。”翎问：“赵子龙现只官授翎军将军，未与关张马黄同列，为何大王将其并入五虎耶？”操曰：“云者，龙也，昔在当阳，单枪匹马，将孤五千轻骑病杀得大败，将备之后嗣救出，前汉水之战时，亦以智退孤万众。可称英雄也！”众皆叹服。旁张辽问曰：“为何刘备未封赵子龙，而独封关张马黄耶？”操答曰：“昔日备与关张桃园结义，誓同生死。前收赵云，恐其功盖关张，是以为不封也。而马黄，一人少智，一人嫌老。惟有字龙，智勇足备，若收其，孤业成矣。”辽问：“大王观五虎，有何见解？”操饮酒一口，曰： “关羽，其人有智有勇，凭其忠心而盖天下，恃其威勇而蔑群雄。此人虽武艺高强，有国士之风，然刚而自矜，不可称之为贤将。” “张飞，猛是其优处，莽是其害处。其人少智。虽葭萌关破我张合，终是智嫌不足，此人亦非为贤将也。” “马超，雄烈过人，人才出众。潼关杀得孤割须弃袍，天下扬名，令孤深痕不已。近来，超投备，是其不忠也。超，虎士也，但少智，非为贤将。” “黄忠，乃白发英雄也。前斩孤深爱之将夏侯妙才，吾深恨之，因此事而失汉中，皆此老贼之过也！黄忠曾与关公大战百余合，可见其勇。但忠甚不服老，若激之，忠必急也。此人不稳，非贤将也。” “赵云，吾深爱之。其人武勇可敌吕布，忠义可胜关公。其人智勇双全，万人不敌。吾之兵将望风皆逃，世人谁不敬之？惜随刘备，埋没英雄也！” 程昱曰：“大王如此爱才，乃天下之幸也。臣斗胆贸问，若赵子龙与文远、仲康比，何如？”操笑曰：“孤之见，多有得罪众卿之意也。”辽、楮起身曰：“臣不怒，愿闻其详。”操乃曰：“张将军、许将军非子龙之敌也。”辽手指许楮，曰：“仲康在汝南之时，尝与赵云战三十合，未分胜负，何尝见得胜不了他？”操摇首曰：“三十合后，羽、飞呐喊要杀。仲康大败而逃。仲康武艺，可敌关张，为何战赵云而至于大败？”楮曰：“是也。昔年与赵子龙战时，气力甚不加也。” 操又言曰：“五虎，皆英雄也。五人为备而效力，真吾之力敌也。”
赤壁之战中曹操的“错误”
在赤壁之战中，曹操有许多“错误”的行为，这些行为直接或间接地导致了他在赤壁的失败。
一、急于进兵
建安十三年（208年）九月，曹操兵至新野，刘琮派人持汉节向曹操投降。曹操接受了刘琮的投降。他深恐刘备据有江陵的战略物资，对以后的局势增加不确定因素，于是乘荆州大军完全敞开道路的有利条件，“乃释辎重，轻军到襄阳。”但已经晚了一步，刘备已经南撤。曹操于是命横野将军徐晃屯樊城，分兵占领中庐（在今湖北襄樊）、临沮（今湖北远安西北）、宜城（今湖北宜城北），自己与曹纯、文聘率“精骑五千急追之，一日一夜行三百余里”，于当阳县长坂将刘备追上。刘备抵挡不住五千骑兵的集团冲锋，被打得大败，全部人口、辎重都被曹操俘获。沿汉水出击的满宠、徐晃在汉水边只找到关羽留下的船只。他们击退了少量留守部队，把这些船只全都烧掉。刘备渡过沔水（即汉水）后，又遇上了在荆州内部权力斗争中失败江夏太守的刘琦及其所部万余人。两军相合，东撤到夏口（今湖北武汉）。
曹操没有继续沿汉水南下追击，而是直趋江陵，从那里发动了对江东的进攻。
司马光受《后汉书》的影响，在《资治通鉴》中假定曹操在十月出兵赤壁，按《武帝记》，这并不准确。《武帝记》的记载十分明确：“十二月，孙权为备攻合肥。公自江陵征备。”
曹操进至江陵后，做了三件事：安民、奖功、与刘璋谈判。这三件事，哪件也不轻松。这么些事，只用一个月的时间是绝办不完的。尤其是刘璋远隔千里，使臣往来一次耗时不少，曹操竟然能迫其“受徵役，遣兵给军”，绝非易事，一个月内断不能完成。
《三国志》卷31《刘璋传》记载了这次谈判的经过：“璋闻曹公征荆州，已定汉中，遣河内阴溥致敬於曹公。加璋振威将军，……璋复遣别驾从事蜀郡张肃送叟兵三百人并杂御物於曹公，曹公拜肃为广汉太守。璋复遣别驾张松诣曹公，曹公时已定荆州，走先主，不复存录松，松以此怨。会曹公军不利於赤壁，兼以疫死。松还，疵毁曹公，劝璋自绝。”这里的“张肃”，可能就是《三国志·吕蒙传》里提到的“袭肃”，他在“江陵保卫战”中投降了孙权。刘璋得知“曹公征荆州，已定汉中”肯定在九月以后，他先派出阴溥找曹操谈，曹操决定表荐刘璋兄弟为将军；阴溥返回；刘璋派张肃领300名士兵送一大堆礼物到军中。在得知张肃受封后，又派出张松。这以后才发生赤壁之战。张松到荆州时，赤壁之战已经基本结束。赤壁之战必定是速决战。此外，吴军方面的将领黄盖也判断说：“寇众我寡，难与持久。”双方在赤壁对峙两个月以上是不可能的。因此，曹操从江陵进兵当是在十二月，而不可能是十月；整个战事持续了不到一个月，甚至有可能只有几天。
一般认为，军中发生瘟疫是曹操失败的原因之一。如果从起兵到战事结束，整个过程只持续了一个月左右，那么在起兵时，曹操军中应该已经流行瘟疫了（尽管我们现在不知道它是哪种传染病，但任何一种传染病都不可能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在一个月内大规模流行到使一支一二十万人的军队失去战斗力的程度）。在有士兵染病的情况下（尽管流行的程度可能还未达到影响军队战斗力的程度）还坚持出兵，曹操是不是“有病”？
两三个月都等了，曹操再等等又有何妨？我不相信孙权会直接进逼到江陵城下与曹操决战。即便真的发生了这样的事，在江陵作战显然有利于曹操。曹操连这一点也想不到？
二、引次江北
当曹操占领江陵时，他的后勤辎重则还在新野到襄阳的路上。襄阳是当时荆州经济、文化、军事的中心，以襄阳为基地，让部队沿汉水直下夏口，既方便又省时。但曹操却没有这么办，而是把部队先集中到江陵，“自江陵征备”。也许曹操是这样考虑的：首先，江陵位于长江边，把主力集结于尽可能靠南的江陵，有利于对荆州南部各郡形成威慑，可以配合刘巴的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