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臧克家写下这篇回忆文章时与《诗刊》的诞生已是相距三十七年了，虽然他的回忆具有一定的可信度，但显得有些普泛，许多细部问题仍不明朗。比较详细全面为我们提供有关文字材料的，还有一些出自“访问者”之手的回忆文章。比如周良沛在回忆徐迟的一篇文章中，写到《诗刊》如何诞生，他的回忆就体现着一定的“历史现场感”：
1956年2月27日—3月6日的中国作家协会的第二次理事会议，要闭幕的时候，他举手从坐席上站起来发言：中国是个泱泱诗国，建议创办一个专门发表诗创作和评论的刊物，就叫《诗刊》好了。因为这事起先并未纳入提案和议程，也是与会者未曾想过之事，会场上一下为之静场，很快，谁带头一鼓掌，也就啪啪地热闹起来了。第二天，他分别找了作协党组的负责人荃麟和白羽同志，落实他在理事会上，只有掌声，还是热烈的掌声，却没有决议的，关于他那办《诗刊》的提议⑧。
这些回忆不约而同提到“党组意见”在“《诗刊》创立”这一事件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可见《诗刊》从诞生起就和政治发生了紧密的联系。
因此，向毛泽东约稿以及创刊号上对毛泽东诗词发表所带来的影响和意义的渲染也是《诗刊》政治诉求的深入表现。在诗歌史的撰写以及大多数研究者眼中，把“毛主席诗词的发表”作为历史事件加以描写仍旧不同程度地出现。为什么这个事件会产生如此巨大的影响？如果把这个历史事件从上述“叙事传统”中拓展开来，置之于一个更为开阔的社会、经济、文化的上下文中，对其基本动作、符号以及编织其间的人物加以解剖，我们就可以窥见这一事件所蕴藏的丰富复杂的历史文化含义。
二、《诗刊》创立的大环境和小环境
第一，追溯一下“五四”以来诗歌刊物的生存情况。
“五四”前后，很多杂志报纸竞相刊载新诗，刊载最多的是《新青年》和《时事新报》，但是还没有专门登载新诗的期刊，在文学刊物中，诗歌成了“填补空白”的角色。此后，20年代至50年代期间，诗歌刊物不断出现，总体看来，这些诗歌刊物共同的特点就是：同人刊物的性质，规模小，存在时间短⑨。共和国成立后，在新文化体制下，虽然出现了众多文学刊物，但还没有，—个全国性的诗歌专门刊物出现。这种缺席也为《诗刊》的诞生起了催生作用。但是为何《诗刊》出现在1957年呢？
第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政策下的文艺发展。
1956年“双百”方针的颁布，对文学期刊的发展产生了激发作用，文艺界生机勃勃。这一年年底，中国作协专门召开有关文学期刊的会议，集中讨论文学期刊如何贯彻执行“双百”方针，推动文学事业的繁荣，会上主张文学期刊可以自由、平等竞赛，而且允诺刊物可以有一定的自主权和个性。在那一两年间，不仅“新创办的刊物的数量不下数十种”⑩，而且按计划“销数还在不断增加”（11），而在不同的文学体裁之间，“特别是诗，在文学部门，它比之小说、戏剧，常是直接地抒发作者的感受，除长篇叙事诗外，一般地说也比较能够更敏捷地反映社会斗争。……因此，当方针提出之后，首先是诗歌出现了蓬勃的现象。长久被灰尘封闭笔尖的诗人、甚至‘五四’时代的诗人，也都开始了歌唱，不同风格、各种内容的诗歌，逐渐出现，报纸期刊大量发表诗歌及印行专号，这些都正力求与我们正在乘风破浪地前进的社会主义改造相适应，这也正是诗的时代”（12）。在这种大环境下，《诗刊》应运而生了。按编委吕剑的说法就是：“如果没有1956年的气候，就不会有《诗刊》，《诗刊》的创刊曾经被看作是一个吉兆，是文艺界摆脱束缚，走向舒畅的信号。”（13）
第三，将《诗刊》置于刊物群体中，看中央级刊物与地方级刊物对《诗刊》诞生的影响。
与《诗刊》一样隶属于全国文联和中国作协的刊物还包括《人民文学》、《文艺报》、《新观察》、《文艺学习》、《译文》。
第四，在一切外部环境都具备的情况下，编辑内部群体的合作和努力最终促成了《诗刊》的诞生。
1956年11月21日到12月1日，在北京召开了有47个编辑部的代表参加的文学期刊工作会议。会上曾提出几项令人耳目一新的主张，认为刊物应有独创性，有自己的特点。编辑们趋近于一种类乎“同人”或“流派”刊物的设想，“每个刊物应该能够团结一批作家在自己的周围，以这些作家（他们在艺术见解、欣赏趣味上大体是一致的）作为比较固定的中心，来支持刊物、影响刊物”。可以说，《诗刊》的编委即带有某种“同人”现象。首先观察《诗刊》第一任主编、副主编以及编委的名单：臧克家、徐迟、严辰、沙鸥、吕剑、袁水拍、田间、艾青。从中可以看出，他们均是具有革命战斗经验、丰富的编辑经验的“老诗人”。如果按照诗人的阶级立场和政治态度划分，这几位编委是“作为新诗革命传统的代表，获得高度评价”。他们作为当代诗歌话语权的拥有者，大多来自于解放区或延安，他们是新的社会制度的参与者，熟悉规则和要求，因此，他们的文学“创造性”相当旺盛，能够很好地适应新的实践条件。他们除了把向主席约稿作为打响《诗刊》的第一炮外，还向诗界前辈及老中青诗人征求意见。臧克家、徐迟、沙鸥以走访的形式征求了在北京的重要作家、诗人对《诗刊》的意见，这些人包括穆木天、黄药眠、何其芳、冯至、汪静之、冯雪峰、萧三等；向老舍、王统照、冰心、陈梦家等约稿。关于创刊号的封面、装帧也请艾青设计。在给毛泽东的约稿信上就表示：“《诗刊》是25开本，每期一百页，不切边；诗是单行排的，每页26行。在编排形式上，我们相信是不会俗气的；在校订装帧等方面，我们会恰当的求其讲究。”
种种迹象表明，《诗刊》的创立得到了各方面的支持，以此还可以看出《诗刊》在创立之初就表现出的文化和政治的两种功能。
①⑦臧克家：《臧克家回忆录》，221页，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2004。
②⑧周良沛：《又是飞雪兆丰年——忆徐迟于创刊前后》，见《难忘徐迟》，220页，上海书店出版社，1997。
③谢克强：《同志仍需努力——著名诗人徐迟同志访谈录》，载《诗刊》1997年第1期。
④中央档案馆提供手书原件，证实是臧克家笔体。载《诗刊》1997年第12期。
⑤见《人民文学》1956年12月号封底刊登的征订信息。
⑥臧克家：《诞生三件事》，载《诗刊》1982年第4期，《老琐忆》，载《诗刊》1994年第5期。徐迟：《庆祝二十五周年》，载《诗刊》1982年第1期。沙鸥：《宝马雕车香满路》，载《诗刊》1994年第5期。白婉清：《忆旧思今》，载《诗刊》1997年第1期。吕剑：《未完的回忆》，载《诗刊》1987年第1期。刘钦贤：《永远活在我心中的伟人》，载《淮风》2004年3月号。
⑨1929—1936年间，出现的诗歌刊物大致有：徐志摩、陈梦家编的《诗刊》，穆木天编的《新诗歌》旬刊，田间编的《每月诗歌》，戴望舒等编的《现代诗风》等，及其天津、南京、青岛、福州等地出版的诗歌刊物。参见吴腾：《五四以来的诗刊掠影》，载《诗刊》1957年第2期。
⑩洪子诚：《1956：百花时代》，134页，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
（11）《文艺报》记者：《中国作家协会1956年到1967年的工作纲要》，1956年4月15日《文艺报》。
（12）邹荻帆：《读》，载1957年4月21日《文艺报》。
（13）吕剑：《未完的回忆》，载《诗刊》1987年第1期。
（摘自《南方文坛》2006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