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拆了电话的苏威又关了手机。这天晚上没收到任何电话。在黑暗中，苏威觉得很冷。他想自己是发烧了。
第九日
这天苏威请了假。二姐打手机说宝宝昨天晚上找到了，给苏威电话，想报个平安，可是怎么都不通。苏威觉得自己发烧了，眼睛里的物体都是倾斜的。他飞快地骑着自行车跑到二姐家。十六岁的宝宝正蹲在沙发上吞面条，肩膀上爬着一只猫，左腿上卧着一只猫，他边吃边和猫说话。二姐说是派出所的警察把宝宝送回来的。他们在超市旁的一个路段发现了宝宝。宝宝正在和一个乞丐乞讨。那个乞丐是个从河南过来的专业乞丐。乞丐说宝宝要和他一起生活，因为宝宝好像很喜欢他的那管口琴。宝宝和乞丐白天乞讨，晚上在垃圾箱旁睡觉。说到这儿姐姐就哭了。
为了安慰姐姐，苏威说要带着宝宝出去散步，这样一下子把他闷在家里他会有抵触情绪的。宝宝就和苏威要糖。宝宝最喜欢吃苏威给的糖，只有苏威给他糖吃。他的牙齿全被蛀坏了，一笑就露出一排黑糊糊的牙床。既然他喜欢吃甜食，为什么不满足他呢？除了吃甜食，好像没有能让宝宝更快乐的事情了。
苏威带着宝宝去了电信局，销了自己家的电话号码。手续并不繁复。办完手续后苏威牵着宝宝，给他买了管口琴。宝宝就吹口琴，一些音符被夏日的热风荡漾开去。宝宝吹着口琴在前面小跑，后来他扭着粗脖子对苏威说：“舅舅，你真好，我好爱你哦。你再给买些巧克力吧。”
苏威心里一凛。他又想起了午夜时那个女人的声音。也许不是一个女人的声音，是很多个女人的声音。当然，也许只是一个女人的声音……这些都已经不再重要。他还依稀记得女人温热的、平静的语速。“以后她再也没有打扰我的机会了……”这么想时，他的眼睛湿润了。
２００４年１月８日
包公遗骨记
陈桂棣 春 桃
陈桂棣男，安徽蚌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国家一级作家。其作品曾获首届鲁迅文学奖、“人民文学”奖、“当代”文学奖等奖项。现供职于合肥市文联。
春桃女，湖南醴陵人，毕业于南京大学中文系。创作涉足小说、散文、报告文学、电视剧等领域，其作品获“当代”文学奖。现供职于合肥市文联。
【责编手记】
一
包公的遗骨，在他的故乡合肥，曾经难寻安放之地；世人对包公的怀念，竟然难有真实的寄托。这样的故事，让陈桂棣和春桃知道了，当然放心不下。
几年前就有写作的心思。只因为“三农”问题吸引了他们的目光，耗费了他们这些年的全部心血，才搁置下来。“三农”之后，很多读者都希望他们再一次“振聋发聩”。那也是他们的愿望所在。我知道，他们为下一个选题，也做了很多前期调查。本想再接再厉一鼓作气，没想到在过去的一年里，经历了一些意外，搞得身心疲惫，短期内实在没有精力做再一次冲刺。
转告所有关心他们的读者，他们真的不忍心让你们失望，在又一次“振聋发聩”之前，他们真的很需要休息调整。借助这次休息调整，他们也正好了却一桩多年未了的心愿。
那是他们作为包公故乡的作家，实在搁置不下的心愿。
二
征得桂棣和春桃同意，我们将这部作品定性为“纪事”。
之所以不沿用“报告文学”，是因为有太多的疑惑。说声名狼藉太过分，但的确有太多的读者早已经不习惯报告文学的“高屋建瓴”、“滔滔不绝”、“振聋发聩”。通常的“报告”，应该有三种角度：１．平等的告诉；２．下面向上面的汇报；３．上面对下面的教导。但既然有了“告诉”和“汇报”，所谓“报告”，实际上就剩下“教导”的意思了，所谓报告文学的“报告”，大约也是这个意思。
多少年前，没有改革开放，思想没有解放，我们都很蒙昧，且承认自己蒙昧。期盼启蒙，期盼教导，期盼振聋发聩，如久旱的禾苗盼甘露。报告文学所以应运而生，那滔滔不绝的慷慨陈词所以让我们热血沸腾，那义正词严的报告文学家所以让我们敬仰。二十来年过去了，现如今，我们已经不蒙昧了，至少以为自己不蒙昧了，连北京的出租司机都能够滔滔不绝了，再听报告文学家滔滔不绝，会是什么感觉？会觉得自己傻还是报告文学家傻？
或许，这就是我们反感报告文学的理由？
其实，我们远没有自以为的那么聪明，我们还常常需要启蒙，需要振聋发聩。只是希望作家的确比我们聪明，所“报告”的思想和故事的确能够振聋发聩。即便如此，我们也不希望居高临下的磅礴口吻。
桂棣和春桃这回讲的包公遗骨故事，与农民故事相比，离振聋发聩远了。所以他们试着用平和的口气讲述，也希望我们用平和的心态阅读。这也是他们同意将作品定性为“纪事”的初衷。
第一章一里三公
安徽省的省会合肥，古称庐州府。自秦嬴置县，已逾两千年。这是一座有着悠久历史的古城了。
合肥城东南十五里，史书上称其为“公城乡公城里东村”，过去很长一段时间，这里就叫它合肥市郊区大兴公社双圩大队黄泥坎村生产队。现在虽说它已是黄土裸露，几无树木，在早却是草木葳蕤，松柏森然。其周遭皆为开阔的平畴之地，惟独兀兀然隆出一个缓缓的岗头，这岗头虽不似峻拔的山岭，亦无峭崖矗削的惊心动魄，然而却也地势高亢，气宇非凡。
就在这气势非凡的岗头之上，长眠着闻名天下的“包青天”包公。
包公生前大家就尊称他为包公了。宋代称呼做官的人，通常是姓加上官名。开始时，人们称他包待制、包学士、包龙图；在他调任开封府尹后，由于他革除陋习，撤销门牌司，让老百姓直接进入大堂诉说冤情，于是，人们开始称他为“包老”。还编排出民谣：“关节不到，有阎罗包老”。后来包公进入“二府”，成为北宋最高决策机关的成员之后，虽贵为宰辅，但他的衣着、饮食和器具，却依然“如布衣时”，人们于是尊称他为“包公”。如今，一千多年了，人们相沿不改，一直就都这么叫着，以致许多人甚至不知道包公的正名叫包拯。
一千多年来，岁月延宕，战乱不断，黄泥坎屡遭兵燹，包公墓也早就被破坏得残碑断碣。但历朝历代又都不乏修缮之人，每每又使其焕然一新。历史上这里似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大凡庐州府知府或是合肥县知县来此赴任，头一件要办的事，便是前往护城河边的香花墩上拜谒包公祠。这既是为了顺应民意，更是为给自己的脸上贴金。而且，每年的春秋两季，府学教授和县令也都少不了亲率全体师生出城祭扫包公墓。
包公墓其实早在北宋年间就已经名播天下了。只是到了明代之后，在合肥近郊大兴集的包公墓地的附近，又多出了两座坟茔，于是，黄泥坎的岗坡上就有了三座巨冢鼎立相望。当地人会指着另两座墓丘告诉你，包公墓右前方那隆起的坟包，葬的是明朝初年的开国元勋张得胜；右后方突起的坟墓，埋的是大清王朝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李鸿章。
也许知道张得胜其人的并不多，他是明太祖朱元璋的一名赫赫大将，最后战死疆场，被太祖敕葬于包公墓侧。
李鸿章与包拯本是同乡，光绪八年母亲病故，李居丧回到合肥，目睹自己年少读书时经常光顾的包公祠在太平军的炮火中变成废墟，感慨万千。这位历经过咸丰、同治、光绪三朝皇帝，出访过欧美见过大世面的文华殿大学士，论职位比包公高，论管的事也比包公多。包公生前只留下不过十万字的《包拯集》，而累计足有两千多万字的《李鸿章全集》，则几乎涵盖了近半个世纪的中国近代史。李鸿章对包公尊崇有加，联想到自己多次出面签订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将给后人留下“卖国贼”的骂名，竟也忍不住掉泪。后来，他独自捐出白银两千八百两，重新兴建包公祠，并在他亲自撰写的《重修包孝肃祠记》中，借包公之名，向世人敞开了他苦涩的心扉。临终时，还一再嘱咐他的后人，要把他葬在包公墓的附近，以表明他精神上以包公为依归，了却他“高山仰止”的夙愿。
包公病殁谥号“包孝肃”，张得胜战死后被追封为“蔡国公”，李鸿章去世谥之为“李文忠”。这样，在合肥郊区大兴集黄泥坎不到一平方公里的弹丸之地，竟长眠着宋代包孝肃公、明代张蔡国公和清代李文忠公三位历史名人，以致被后世称之为“一里三公”。这在中国的国土上也是绝无仅有的。
尽管三公得到的历史评价不尽相同，但三座巨冢的遭遇却是大同小异的。
公元一千九百五十八年，中国的大地上掀起了全民大办钢铁的狂潮，合肥钢厂为扩建第二钢铁厂，李鸿章墓首先被摧毁。因为墓是水泥砖砌的，挖不动，有人就在墓前掏了个沟，直掏到大墓的底下，把里面值钱的东西先搞出来，卖钱炼钢铁；最后将棺材也拖了出来。当时的尸体还没化，有人找了根绳子，套着李鸿章的脖子，把他拖到公路上，暴尸三天，又抛到沟里去。幸好李家的后代趁一个夜里偷偷将李鸿章埋了，李鸿章才落下个全尸，但坟墓却被炸掉。
接着，钢厂为兴建厂区的一条铁路支线，蔡国公墓被坚硬的铁轨无情地覆盖，遭到了灭顶之灾。
因为包公墓在这之前的一九五六年十一月，曾被安徽省人民委员会明文公布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将其置于国家法律的保护之下，才躲过了大跃进年代的劫难。
可是，躲过了初一，躲不过十五。七年之后，当姚文元抛出《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之后，一场以批臭清官发端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便疾风暴雨般地席卷而至。一时间，包公受到海瑞的牵连，也成为众矢之的。合肥市包河公园中的包公祠被洗劫一空，包公塑像被粉身碎骨，包公后裔世代相传保存下来的包公画像和《包氏宗谱》被付之一炬。研究包公的专家学者随之也犯了弥天大罪，遭到残酷的批斗。
“红色风暴”中，负责保护文物的文博干部在“上山下乡”的号召中被驱逐出城市，安徽省博物馆更名为“毛泽东思想胜利万岁展览馆”，简称“万岁馆”。文物安危无人过问也无法过问，作为“省级文物”理应受到保护的包公墓，自然就在劫难逃，很快遭到了令人发指的践踏。
先是坟头被扒开，地宫上的条石被撬坏，几场风雨后，墓室内便有了黑洞洞的一池污水。接下来的是盗墓者，他们在寒气扎骨的冷水里硏来硏去，将可能残留的零散碎片，也扫荡一空。
到了一九七三年的春上，合肥二钢要建石灰窑，在《安徽日报》登出了《通知》，要让在此长眠了九百七十四年的包孝肃公挪挪地方。
《通知》全文如下：
合肥市革委会冶金建设指挥部因建设需要，在东郊大兴公社双圩大队征用土地一片（包公墓处），东起合肥造纸厂道路，西至黄泥坎土路，南自铁路专用线，北到双圩大队办公室，上述范围内坟墓急需迁移，希各坟主于一九七三年三月十二日至三十一日前，持当地革委会证明前往大兴公社双圩大队办公室办理迁坟事宜，逾期按无主坟墓处理，特此通知。
《通知》的内容是十分明确而又不容置疑的。这在当时，没人会觉出其中的荒诞与野蛮。文化大革命中，一切工作都被看作是“革命”，工矿企业不仅是政府的直属部门，组织上实行的也一律是军事编制。这个《通知》以“冶金建设指挥部”的名义出面，就一点也不奇怪。奇怪的倒是，迁坟的范围已通知得那么具体了，偏偏又要用括号特地注明“包公墓处”，其用意当是不言自明。
到此时，“一里三公”早已去其二，黄泥坎上剩下的坟茔中，不是包公本人的，也就只能是包公家族的，“冶金建设指挥部”要墓主迁走的，显然不仅是包公之墓，而是包公整个家族的墓群。
在中国，最忌讳的莫过于“挖祖坟”，今天这里要挖的，又将是一个不剩！
当然，建设石灰窑就是建设社会主义，谁的祖坟也得让路！只是，合钢二厂的头头们还算清楚，报纸上对清官开展的批判与老百姓心里所想并不一样，还是怕招惹出什么麻烦。他们也还知道包公墓曾经被列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怕有人注意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