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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这么焦虑着，就见包义旭和包训才乐颠颠地走进招待所，说：“谱还在呢。趁现在大家都下田了，村里没人，我们这就走。”
程如峰一听，不虚此行，也乐得把手一拍。
于是三人出了集镇，沿着弯弯曲曲高高低低的田埂小路，边走边说，说到谱是怎么保存下来的，都开心地笑了。
原来，这谱是放在专用的漆木盒子里的。那漆木盒子很有些年代了，又经过了无数人的手，原本黑漆漆的木盒子已变得白亮亮地照人。文化大革命的风暴席卷到双河时，谱的主人惟恐毁在自己手里，急得几天不敢出门。半夜爬起来，跪在地上向谱磕了三个响头，说声：“老祖宗，对不起你老人家了，就暂时委屈委屈吧。”然后，砸碎了祖祖辈辈好不容易传下来的漆木盒子，将谱塞进一个装化肥的塑料袋子里，藏入床肚底下。因为他平日就守口如瓶，除包家少数人知道谱藏在他家，村里人大都不知情。再加上他家往上数三辈儿都是“贫农”，“扫四旧”的进门转了一下，见他家徒四壁，料定不会有个啥值钱的东西，便没再翻箱倒柜，谱就这样保存下来了。
程如峰笑着问：“谱现在还躺在床肚底下？”
包训才说：“那是风声紧的时候，现在哪能还丢在床肚底下。”
程如峰跟着包义旭、包训才走了大约五六里路，来到了一个不大的村庄。一个被太阳曝晒得很难看出具体年龄的村妇，站在村头张望。显然，她从年龄上已认出了包义旭，老远就唤起“老太”。
在她的指引下，三人走进了她的家。
家里穷得确实要啥没啥，但热情的村妇却早已把茶泡好了。她在招待三人用茶的同时，轻手快脚地从里屋捧出十几本谱来。
这是线装竖排用繁体汉字印制出来的家谱。由于年代的久远，纸早已发黄变软。也正因为它的“古色”，这谱才越发显得金贵。
程如峰极力掩饰内心的激动，把十几本谱书快速地查找了一遍，不觉皱起了眉头。这其中居然没有最想看到的内容。“不全吧，”他问主人，“好像还应该有几本吧？”
村妇想了想，不好意思地解释说，他男人非常爱惜这谱，每年逢到黄梅季节，他都会把谱翻出来，悄悄地在自家院子干燥的地方吹一吹风。有一年冬天，他随队外出兴修水利，一去就是一两个月，孩子们不知怎么把谱从床肚底下翻拾出来，用谱纸卷了香烟，撕掉了好几本。
程如峰听了，心疼得差点喊出声。这时，他还注意到，有许多本谱书的正中间，都出现有碗口大一块褐黄色的霉斑，就问村妇：“这是怎么回事？”
村妇笑着说：“那是我拿它盖腌菜罐口搞的。”
程如峰叹了一口气，再没说什么。显然，这是白跑了一趟。
回到合肥，程如峰把六安双河的情况一说，包训芝却仍有信心地说：“不要紧。谱印得多，不是一部两部；姓包的也多，东方不亮西方亮。”
她告诉程如峰：“舒城县的包家洼，岳西县的包家河，都有不少姓包的，大家都有谱，都可以去看看，不见得就会被搞光。”
程如峰想想也是。秦始皇焚书坑儒搞得那么厉害，不是照样还有“夜半桥头呼儒子，人间犹有未烧书”吗！
第六章包氏家谱
提到舒城县包家洼，包训芝就想起发生在他父亲包先海身上的一段佳话。
那是一九三八年，日本鬼子占领了合肥，全城老百姓扶老携幼，四下逃生。包先海走得匆忙，哈嘛啷的全部家什都丢下了，却没忘记把包公画像和《包氏宗谱》包裹好，随身带走。经过日夜兼程的奔波，这天傍晚时分，来到的正是舒城县包家洼。
包先海事先根本不知道，村子里会住有包氏后裔。他只是无意间发现，有处砖墙瓦房的人家十分醒目，漆黑的大门上，贴着一副鲜红的对联：“庐阳世泽，肥水家户。”
包先海一看，心中一热。他高兴地对同伴们说道：
“这是我们包家，进去讨杯水喝喝吧。”
同伴们奇怪地问：
“你怎么知道人家姓包？”
包先海有把握地说：“不会错。”
同伴们跑反跑得惊惊乍乍的，怕出门在外，人生地不熟，情况不明，冒昧行事不定会惹出什么麻烦，就说：“问清楚了再进去不迟。”
包先海虽识字不多，但黑漆大门上红通通的八个大字还是认识的，于是说：“明摆着，提到‘庐阳’自然是合肥，合肥历史上称得上‘世泽’的，不是包公能是谁？‘肥水家户’就更一目了然。”
说着，直冲大门而去，走到近前，毫不犹豫地抬手敲门。
不一会，里面的一个中年男人应声开门，见是陌生之人，便问：“你们找谁？”同伴们没容包先海回话，赶忙问对方“贵姓”。中年男子说“姓包”，又问他们从哪里来。
同伴们愣了一下，这时包先海忙上前答话：“我们是包墩来的。”
“包墩？”对方显然听说过，但说话的声音还是显得小心翼翼：“你们找谁？”
包先海信口答道：“找你的家长。”
中年男子一脸狐疑地望望包先海，又看看随行者，说了声：“你等等。”就进去喊他父亲。
包先海见这情景，不免暗忖：若不把包公画像取出来，恐怕喝口水也要费唇舌。眼下兵荒马乱的，逃难要饭的川流不息，姓包的多着呢，接待得起吗？
谁知很快就打后屋走出一位老人，老远就大声地笑问：“哪位是包墩的？”
包先海迎上去说：“我们都是，为保老祖宗，不得不到处跑反啊。”
说着，便取出随身的包公画像。老人见到包公画像，眼睛一亮，情不自禁喊了一声“好”。只见他急退三步，毕恭毕敬地行了个大礼。稍停片刻，这才顾得包先海一行，请他们进屋去。
在堂屋，老人小心翼翼地把包公画像挂在正中的墙上，招呼家人烧香点烛，拱手摘帽，向包公画像纳头便拜。边拜，边惊喜有加地道：“真的是老祖宗来了！”
村里人知道了也全跑来磕头。包先海这才知道，包家洼原来全是包姓人家，而且全是包公后裔，他们也藏有包氏家谱，可就是没有见过老祖宗的尊容。
包先海一行顿时成了包家洼的贵客。从此，合肥的包墩与舒城的包家洼，便一直有着亲密的联系。
包训芝很有把握地对程如峰说：“文化大革命前，省人事局一个叫包璋的干部，就是舒城包家洼人，他过去常到我们家来。文化大革命干部下放，据说他调回舒城，在一个‘三线’兵工厂当书记。你们先去找到他，他肯定会帮忙，他在包家洼很有威信，没有不听他的。”
程如峰一直认真在听，觉得这位“恩生”之后装有一肚子的故事。他忙追问：“你说的这个厂，在舒城什么地方？”
包训芝回忆说：“在舒城县河棚区吧。”
“具体叫什么厂？”
“好像就叫先锋厂。”
程如峰第二天就和包义旭起了个大早，乘汽车直奔河棚而去。车子出了舒城不久，便钻进了山区。一路上，程如峰直担心这趟会不会又是白跑。临近中午，能够把人五脏六腑都颠翻的长途客车，才在河棚稳稳停了下来。
他们下了车，一路问过去，想不到，十分容易地就找到了包璋书记。
包璋是个爽快人，看罢程如峰递上的介绍信，知道了二人的来意，特别是得知包义旭是包公三十三世孙，高兴得把手拍得啪啪响，连声说道：“好，好，好；行，行，行。”
中午，为表地主之谊，包璋盛情款待，摆出一桌子菜。在那个城里人每月只定量供应一斤猪肉的岁月里，这可是很高很高的规格了。
席间，包璋对包义旭格外敬重，爹爹长爹爹短的不停口，高兴得喜形于色。程如峰见此情景感慨万分，自己虽与包家毫无瓜葛，却也觉得包璋犹如亲人。
听包璋介绍，程如峰才知道河棚是区政府的所在地，包家洼是在下面的杜店公社，这中间还有二十多里的路程。不过看得出，河棚和包家洼两地的包家人是经常走动的。这天同桌吃饭的就有包家洼的两个年轻人，他们是来找包璋书记帮助解决猪饲料的。饭后，包璋就叫他们带路，先到包家洼去找大队长包训甫。临走时特别交代：“省城来的两位同志，要好生招待。包家洼有一部谱，这事我是知道的，不要打埋伏，他们要看就给看，要带走就让带走，这是任务！”
一席话，说得程如峰热血上涌，好不感动。
谢过了包璋，程如峰和包义旭跟着两个年轻人走了二十多里的崎岖小路，在包家洼十分顺利地见到了包训甫。
包家洼，这是隐在大山褶缝中的一座宁静的小山村。虽已不是刀耕火种，但生存条件的艰苦，还是让程如峰感到意外。更感意外的，当然还是包家洼人待客的纯朴热情和实诚，以致让他一时犯了糊涂：自己来到的是一个不能再偏远的小山村，是离文明更远了，还是更近了？
当时，天气已开始变得炎热，山里的各种蚊虫很多，包训甫把有蚊帐的床铺让出来给客人，宁肯自己去忍受叮咬。程如峰和包义旭都要求按当时出差的标准付粮票和伙食费，包训甫死活不肯收。程如峰过意不去，只得说：“那就算是给孩子买点饼干吃吧。”那时买饼干是要粮票的，城里人才有粮票，包家洼的孩子不可能会吃到饼干，这对他们是不敢想像的奢侈品。显然是程如峰的这句话起了作用，只见包训甫的爱人感激得双手直抖，羞涩地收下了钱和粮票。
这可是“深入批修整风”的宣传调门居高不下的一九七三年夏天，外边运动开展得轰轰烈烈，但大山深处的包家洼，却过着另外一种生活。村民们安详而平和地劳作着。不时还可以听到几声高亢而幽远的山歌，全然没有震耳欲聋的高音喇叭的嘶叫，和铺天盖地令人心悸的“红海洋”和大字报。尽管这里的山墙上，也写有几条刺眼的标语，但它在一望无边的大山丛中却显得那么微不足道。
这使程如峰一下就联想到了“天高皇帝远”这句俚语，用在这里是再恰当不过了。正因为这样，包训甫才毫无顾忌地向他们说出了保护包氏家谱的真实情况。
家谱本来是收藏在包训甫家的，这事谁都知道，公开得已无密可保。文化大革命兴起后，身为大队长的包训甫到公社开会，最早接受发动社员破“四旧”的任务。按上边的要求，他应该首先把自己保存的家谱拿出来交上去，或当众烧毁，以表明与封建社会的东西彻底决裂。但他没有这样做，苦思冥想了一个晚上，觉得老祖宗包拯毕竟是老百姓真心拥戴的一个“清官”，家谱记载的也全是包公后裔一脉相承的来由，叛祖忘宗，是要遭天打五雷轰的。
包训甫想得并不复杂，一旦决定又是义无反顾。他私下与大队书记包先德碰了个头。包先德也有同感。两人一合计，便下了个决心：谱必须保护，不能交出，更不能被销毁，即便为这挨批斗，进“牛棚”，哪怕是蹲“班房”，也不能吐露半点真情！
但是，形势又是明摆着的，谱不能再放在包训甫的家里了，必须立即转移。转到哪儿才万无一失呢？包训甫把脑袋都想大了，最后才突然想到了一个人。
这就是姚河公社三江大队的包先定。
包先定为人热情，办事机敏，有多年的农村工作经验，遇事冷静，又十分注意方式方法，这事委托给他，是最叫人放心的。再说，包先定住在姚河，姚河那边包姓的门户小，目标不大，不容易被人注意。姚河地处边界，即便有个意外，走漏了风声，只要转移几条田埂，就又是另一个公社了。
包训甫和包先德商定好了之后，趁一个夜里把谱送了过去。
包先定接到包氏家谱以后，深感责任重大，左思右想，自己也是一个生产队长，这职务算不上个鸟“官”，但这身份与这事多少有些相抵触。为更稳妥起见，他又选定了一个更为理想的角色：包训根。
包训根是一个二十来岁的小伙子，成分好，读书不多，性格耿直，是村上有名的“杠子头”。如果他说“生姜是树上结的”，他是这么认为的，你就别指望让他改变看法，用上九牛二虎之力也甭想。大家都熟悉了，就都对他谦让三分。但此人心地善良，还极有正义感，路见不平，定然相助。
包先定把包训根叫到自己家里，话往明里说道：“眼看就要扫‘四旧’了，我这儿保存着咱包家一套完整的谱……”
话只说到这儿，就被包训根打断，他惊喜地问：“队长，你家保存了一套谱？这事以前咋没听你讲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