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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靠裙带关系上来的人。他要求仁宗皇帝迅速把张尧佐调离三司，改授其他闲散职务。
不久，张尧佐果然被免去了三司使的职务。
包公正感叹仁宗皇帝能从谏如流呢，谁知，仅隔了几天，宋仁宗突然降下圣旨，提拔张尧佐担任了比三司使职务更高的宣徽南使，还同时给他加封了淮康节度使、景灵宫使和同群牧制置使的职务。一次性地给了四使的职务，这在北宋的历史上从来没有过。
制命一出，朝野上下舆论大哗，却又敢怒不敢言。
包公却拍案而起。他毅然再次上章弹劾，直言道：国家的典章制度，有明确规定，宣徽南使、节度使不是德望兼备之人，是从不轻授的，而张尧佐何德何能兼领四职呢？这样做只能使天下人议论皇上偏爱后宫，政治风气颓废。他恳请宋仁宗以大局为重，将张尧佐调出朝廷，以顺天意人情。
张贵妃知道自宣布张尧佐四使后，谏官御使们反对者众，她怕宋仁宗顶不住压力，会改变主意，每次上朝，都会把宋仁宗送到宫门口，细语叮咛一番。因此宋仁宗不管包公如何反对，也只当成耳旁风。
御史中丞王举正平日是个老好人，大事却不糊涂，他见包公数次弹劾张尧佐，丝毫不起作用，便也站了出来，上疏批评仁宗对张尧佐恩宠过甚，希望撤去四使的任命，调他为一郡之长。如意见不被采纳，便请罢去自己御史中丞的职务。这一着，大出仁宗和执政大臣们的意料，但仁宗仍然不为所动。王举正万般无奈，只得行使起御史中丞的杀手锏——廷辩。一日，百官快要退朝时，王举正突然招呼百官留下，他率领御史张择行、诏介，谏官包公、陈旭、吴奎等人集体上殿，与仁宗皇帝当面诤谏。
就在那次诤谏中，包公挺身而出，置个人安危于不顾，慷慨陈词，言语尖锐，情绪激动时，唾沫都溅到了仁宗的脸上，满朝文武大惊失色。
仁宗哪见过这等场面，他想发怒，却又慑于包公的一身正气，无法招架之时，为顾全面子，只得站起来拂袖而去。
那天，张贵妃送仁宗上朝后，就不断派小宦官前去打探消息。当得知包公冒死进谏当面顶撞仁宗，仁宗尴尬退朝，连忙到宫门迎接。宋仁宗虽然恼怒之极，头脑却还清醒，他把一肚子火发到了张贵妃的身上，斥责道：“你只晓得你的养父张尧佐，不知道朝中有个包拯吗？”张贵妃眼看这事成了僵局，搞得宋仁宗进退两难，她知道如果自己一意孤行，到最后可能会危及自己的地位。于是，只好暗中通知张尧佐主动辞去四使的职务，这样既可解脱宋仁宗的困境，又使仁宗皇帝落个喜闻直谏的美名，还可获得皇帝的欢心。张尧佐就这样体面地退让了，这事才算有个了结。
其实包公弹劾国丈张尧佐的故事，在不少史志笔记中都有记载，说得活灵活现，却很难让人相信是真的，有了吴奎的这个包公墓志铭，不仅令人信服，包公的形象也越发使人肃然起敬。这事别说出在北宋，放在任何一个朝代，能够具备包公这种风骨与胆识者，也确实不多。
表面上看，包公这种刚毅的性格，坚持原则有时到了不近人情的程度，很容易授人以柄。他既不愿随波逐流混日子，又不想同流合污谋升官，还要有所作为求发展，是很难行得通的。但包公竟然走通了。这里面其实并没有什么奥妙，也没有特殊的背景，说到底，他也只不过是从合肥走出来的一个“进士”。其原因，正如世世代代人们对他的称颂：“清官”。这“清官”二字贵在一个“清”字！清廉。清白。清正。清明。惟其爱国，尽管言词激烈，但无二心，因而仁宗皇帝可以容忍，多数情况下还能予以采纳；惟其爱民，尽管官居高位，但平易近人，因而得到民众支持，并由衷爱戴；惟其正直，虽不与人苟同，但不偏袒，因而没有卷入党争，免遭攻击；惟其廉洁，虽有很好的条件，但不谋私，因而没有把柄可抓，保持清白。
正因为这样，他在“伴君如伴虎”的专制时代，没有被皇帝罢官；在朋党激烈纷争的北宋政坛，没有被浪潮卷走；在官民隔阂的封建社会，没有被民众抛弃；在贪官盛行的腐败环境，没有被污染！
程如峰把包公墓志研究得越深，一旦回到现实的生活中，便越发感到一种深深的悲哀。他所以能接触到这些珍贵的东西，完全因为合钢二厂一个愚蠢的决定。要不是他们需要建个石灰窑，包公墓群必须搬迁，包公的墓志铭不可能重见天日，他和他的同事们，乃至当今还在心中惦记包公的人，永远也不可能这么具体、这么翔实、这么权威性地了解到一个真实的包拯！
包公墓的出土，极大地丰富了《宋史》和包氏家谱中所告诉我们的包公的故事，并对《宋史》和包氏家谱中出现的谬误，作了一次无可置疑的校正。
包公祖父包士通，被谱写成“包世忠”，这种谬误尚可理解，至少音还比较接近，但是包本是包公的次子，而家谱却当做包公之孙，包之子，把一代人变成了两代人，这就使整个包家世系增加了一代。
包公家事上的错误，就更是随处可见了：几乎所有可见到的包氏家谱上，包拯之妻均写作“李氏”。若非董氏墓志的出土，若非九百多年后的今天清理了包公和董氏合葬墓，曾一辈子与包公朝夕相处，且同舟共济、恩爱有加并给过包公最大帮助的贤内助——董氏，将沉冤九泉，无人知道。董氏和包公的两合墓志同时出土，透露出了一个《宋史》绝对没有、包氏家谱也不可能会有的非常重要的事实，这就是，包公有过三个女人：既有原配夫人“张氏”、续妻“董氏”，还有“媵孙氏”！
“媵”，可以理解为“陪送出嫁之人”，也可以解释为“身边的佣人”。墓志上刻得明明白白，包家的“香火”借以延续的“独根独苗”包，正是包公与这位“陪送出嫁之人”或压根就是“身边的佣人”生下的孩子！
“媵孙氏”在包家侍奉包公多年，因为怀上了包公的孩子，囿于她的这种身份，被包公遣回了娘家。这时包公已是五十九岁，先前由董氏生养的儿子包，好不容易长大成人，和名门之后崔氏结成夫妻，想不到婚后两年便染病身亡。包公六十大寿时，百官前来祝贺，宋仁宗也派人送来了礼物，但年届花甲的包公，膝下无子，难免有孤独之感，又怎么乐得起来呢？谁知就在这时，他的大媳妇崔氏抱出了一个活蹦乱跳、牙牙学语的孩子，告诉他：“这就是您的儿子啊！”包公不免惊诧，待问清情况，才知“媵孙氏”将孩子生了下来，还是个男孩。从不开笑脸的包公，不禁笑容满面，一旁的董氏也喜形于色。包公当即认下了孩子，还将孩儿取名为包。
墓志就此写得十分清楚，包公一生有过四个孩子：长子“，太常寺太祝，先公卒”，过早地夭折了；两个女儿，一个远嫁“陕州硖石县主簿王向”，一个许配给了“国子监主簿文效”。包氏家族繁衍至今靠的全是包公的这个次子包！
这么说，包公不仅有妻有媵，惟一之子，还是包公临近花甲之年与媵所生。这事，居然发生在铁面无私“自是阎罗气象”的包公身上，不仅有损于“凛凛然如不可夺之节”的清官直臣包公的形象，更会导致包氏后裔对自身血统的怀疑。会不会有碍于此，才篡改历史，伪造家乘？
第八章包夫人的一大失误
董氏墓志铭被整理出来后，不仅让人们知道了包公生前那许多不入史志和家乘的故事，以下的一段文字，也引起了程如峰的注意：
初，孝肃薨，有素丑公之正者，甘辞致唁，因丐为之志，夫人谢曰：
“已委吴奎矣。”既而喟家人云：“彼之文不足，罔公而惑后世，不如却之之愈也！”
从这段话可以看出，包拯去世后，董氏并没想到非要请吴奎为包拯写墓志，只是有人主动向她要求撰写墓志时，因这个人过去曾经公开批评过包拯，她才拿吴奎做挡箭牌，谎称吴奎已为包拯写了墓志。以致后来真的成为现实，被发掘出来的包公墓志铭确实是由吴奎所写。
是谁在包拯生前公开批评过包拯，又在包拯死后不久主动提出要为其撰写墓志铭呢？
程如峰对历史上撰写墓志的大体情况作了一番探究之后，他发现，封建社会的等级制度是十分森严的，像墓志铭这种盖棺论定的大事，更有着严格的要求。墓志的撰写者，都要比死者的社会地位高，至少，也应与其旗鼓相当。这是物色人选时的一种约定俗成的规定，或是一种时尚。好像只有这样，对死者的评价才具权威性，更能提高死者的威望，给死者以安慰，给生者以激励。
撰写者还必须要有相当的写作水平和撰写墓志的特长与热情，再就是对死者要有不一般的了解，敢于对他作出“盖棺论定”。
除具有以上几个特点外，要闹清曾主动提出要为包公撰写墓志铭的人，首先应是“有素丑公之正者”，让董氏担心“彼之文不足，罔公而惑后世”者。
也就是说，此人曾经与包公有过矛盾，可能会在为他写墓志时不怀好意，以诋毁包公一世的英名。程如峰据多方史料推测，极有可能是大文豪欧阳修。
欧阳修学识渊博，文采横溢，当时就被文坛奉为泰斗。他与包拯的关系，在《包拯集》的全部文章中几乎寻不到一点蛛丝马迹。可是在欧阳修的著述里，包拯的名字却是屡见不鲜，对包拯有褒有贬，而且相当深刻，倒是研究包公不可多得的重要史料。
还是在“庆历新政”期间，参知政事范仲淹锐意改革，在审核大行政区长官转运使和提点刑狱的名单时，一笔勾销了庸碌无为的人，提拔了一批精明强干、年富力强的人。这些具有改革精神的新生力量一被委以重任，便雷厉风行大刀阔斧地整顿吏治，引起州县官员的恐惧与抵制。许多官员迅速地纠集在一起，给新政造成极大的阻力。这其中，一些人抓住江东转运使杨、提点刑狱王鼎和判官王绰三人大肆攻击，诬其为“江东三虎”，企图使刚刚实施的新政陷入难以招架的困境。在这场空前激烈的较量中，以王拱辰为首的御史台是倾向保守的。但正因为王拱辰的推荐，包拯此时才从远离京城的端州调进御史台，刚从地方进入中央。当时包拯对围绕“庆历新政”所展开的这场严肃的政治斗争，既不十分了解，又缺乏足够的经验，由于受到王拱辰的影响，曾先后两次出面向宋仁宗上章《请不用苛虐之人充监司》。文中虽没点名指出“江东三虎”，却历数了他听到的三人苛虐的“恶迹”，这就从客观上使得本就举步维艰的“庆历新政”雪上加霜。当时身为谏官又衷心拥戴“庆历新政”改革的欧阳修，对不明真相的包拯竟替御史台捉刀的这种做法十分反感，便拍案而起，要求御史台指出“苛虐者”的姓名，以利查处，否则笼统指责，以偏概全，乃是妄说。
这是欧阳修同包拯一次间接而又十分激烈的思想交锋。
从这一点看，包拯的才学、政治经验乃至治国的方略，较之于欧阳修确实稍逊一筹。
六年之后，皇三年，即公元一〇五一年，已当上谏官的包拯，知道当初在御史台的上章实属幼稚，严重地伤害了江东献身改革、立志新政的三位官员。包拯知错就改，为此，他又专门奏了一章《请录用杨等》，积极为“江东三虎”平反昭雪。包拯在给仁宗皇帝的奏章中，沉痛地写道：“顷岁以来，凡有才名之士，必遭险薄之辈假以他事中伤，殆乎屏弃，卒不得用，议者迄今痛惜之。”
由于杨等人惨痛的遭遇，使得在“庆历新政”时期冲锋陷阵的许多有为之士，普遍受到压制和迫害。这种社会现象引起了包拯的反省，也引起宋仁宗赵祯的警觉，包拯的这次上章被宋仁宗采纳，很快为杨等一批改革者官复原职。
这次上章，和发生在御史台的那两次上章，都在朝野产生不小的影响。从前后这两件事情上，欧阳修对包拯有了本质的认识，认为包拯到底是个堂堂正正的坦荡之人，光明磊落，就把包拯与许多同朝的御史区别开来。
又过了四年，到了至和二年，即公元一〇五五年，做了将近两年庐州知府的包拯，任期尚有一年，他正勤勤恳恳地为家乡的父老努力工作的时候，一件意想不到的事落到了他的头上。原来，八年前，包拯在出任陕西转运使时，曾保举过凤翔盐税、柳州军事判官卢士安。因为朝廷信任包拯，荐举获准，卢士安得到了提拔，谁知卢士安犯了错误，受到了处分。按照北宋行政上的规定，举荐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