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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令人振奋的是，在墓门外一米处的封土里，发现了墓志盖上的一个角。把它和从“一号墓”出土的董氏的墓志盖相比照，结果，不大不小，不长不短，不厚不薄，严丝合缝，正好补上。
这一实物证明，这个一向被包家人认作主墓的大坟头，确实正是包拯夫妻的原葬墓。遭到破坏之后，包公的棺骨就被包氏家族偷偷迁到了“一号墓”。因为迁移时的惊慌，也可能因为董氏棺木已朽，没来得及或没办法随同迁走，才造成后来的一号小墓成了“一棺两铭”。也许是质地坚韧的楠木棺材使得包公的遗骨大多留存至今，而董氏的遗骨，早就在自己的墓棺中化成了泥土，总之，找遍了“六号墓”的地宫内外，也没有发现一片残骨。
从包公夫妻原葬墓的最后确定，越发看出建造“疑冢”的重要。平地堆出那么一座“疑冢”，就掩护了下面的包公的迁葬墓。包公的原葬墓屡被盗墓者穿穴而入，而包公却在迁葬墓里，安安静静地长眠了七百多年。
只是为了乱人耳目才发生的这些重要的变故，连包氏家谱上也都没有一点文字记载，竟害得包氏的后裔们全蒙在鼓里，年年岁岁去为一穴空墓祭扫。
但是，不管怎样说，包公墓之谜到底解开。剩下的，就只有请有关专家把从包公墓棺中收集到的遗骨作一科学鉴定，搞清是包公的，还是包公与董氏二人的。如果时间允许，那就一鼓作气把其他坟墓也都清理一下，估计还会有新的发现。但又似乎可以肯定，剩下的都不会是太重要的坟茔了。至少，不会再有奇迹发生了。
对遗骨进行鉴定的任务，很自然地落在了专搞旧石器研究的方笃生的身上。本来这事在方笃生看来并不难，因为他过去在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学习过半年，里面的专家学者大都熟悉，可是，眼下正闹着文化大革命，这一类的研究所是“反动权威”和“臭老九”的云集之地，这几年都发生了哪些变化，他不可能知道。所里还有没有熟人？这封信他应该寄给谁？他甚至怀疑，经过“横扫一切”，那个“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还有没有了，也都难说。
不管怎么样，都得试一试。方笃生挑选出部分最典型的遗骨，细心地装入邮递专用的木盒子。开始，他很想以自己的名义把信写给著名的古人类专家吴汝康，等到把“吴汝康”三个字写出来后，他又改变了主意。他怕这事会给吴教授惹出不必要的麻烦。社会上在批判清官，他请人家来鉴定包公的遗骨，没事都会添出乱子来。
这么一想，方笃生就干脆公事公办，对清理包公墓的事也只字不提。他写道：“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此骨一九七三年四月间出土于合肥市东郊大兴集宋墓中，请鉴定是男性，还是女性？及其年龄。鉴定结果，请给正式鉴定书。”写完，又看了一遍，觉得希望鉴定的内容以及要求都提到了，只是考虑到此次吴兴汉是头头，为慎重起见，他还是把老吴和自己的名字都写了上去。
他把这包裹邮给了中国科学院业务处。他以为即便有回音，也需要很长时间，没想到只隔了一个月，对方不仅寄来正式的鉴定书，遗骨也“完璧归赵”，尽数邮了回来。
鉴定书写在一张中国古生物学会的公文纸上，流利的钢笔字写出了三点鉴定意见：
１、头骨片：额骨片附连顶骨前囟部残片，骨片很厚，额骨中心部位厚度十一点二毫米，顶骨前囟点附近为七点八毫米。这个数字与北京猿人五号头骨接近；冠状缝内外面均全部愈合，矢状缝仅看到前囟点附近一小段，亦全部愈合。
２、肱骨：左肱骨干一段，肱骨比较粗壮，三角肌粗隆比较发达。肱骨干中部最大径为十七点二毫米，最小径为十五点六毫米。
３、年龄性别：根据头骨比一般人厚得多、肱骨干比较粗壮和三角肌粗隆比较发达，具有男性骨骼的特征；从矢状缝和冠状缝全部愈合判断，年龄应在五十岁以上。
由于材料过分残缺，以上鉴定仅供参考。
鉴定书的下端，签有“四室韩康信”字样，日期为：一九七三年七月三十日。鉴定的结果，没出方笃生所料。鉴定的结果进一步证实：这正是包公的遗骨！
第十二章包公墓守护人的传人
为了便于包家另行安葬，也是出于一种尊重吧，发掘清理工作一开始，合钢二厂就批来木材，做了许多长五十厘米，高和宽各三十厘米的小棺匣子。凡是可以确定下来的死者，其遗骨都分别装进那些匣子里；无遗骨的，只能抓上两把墓土。为防止相互混淆，程如峰还在那些匣盖子上用毛笔工工整整地写上姓名。
六座无名墓里的尸骨几乎都腐烂得难以辨认了。因为没有墓志一类的文字留下来，家谱上又无记载，难以确认他（她）们的名字，程如峰只得在那些小木匣子上，姑且写上“无名氏”，连男女性别也一概省略了。
有一天，包公三十三代孙包义旭指着墓地西南边的一大片稻田对程如峰说：“那里原有几座老坟，农业学大寨搞农田基本建设时，全给平掉了。其中还有个王朝墓呢。包公去世后，一直跟随包公的张龙、赵虎、马汉，都流落江湖了，只有王朝一人死活不肯走，他不仅护送着包公的灵柩回到合肥，为了照顾包公的一家老小，从此他还留在了包家，直到生病去世。因为王朝对包公的一片忠心，他与包家的那种特殊关系，包公子孙也就把他看作了包家人，死后自然就葬在了包公墓园。从前我们每年清明节上坟，也都要给他培一锹土，插一根‘纸标’，像对自己的祖先一样地祭拜他。”
包义旭指指点点说给程如峰听，但那些地方早已改为水田，确实没有了坟包。至于王朝其人，程如峰原只当是文学作品中的人物，史书上、墓志上，并无记载，但他还是被包义旭讲的这个故事深深打动。
这倒使程如峰想起了《包公铡包勉》的故事来。
那故事流传得很广，还产生了一出著名的京剧。剧中包公怒斥其侄包勉，有两句唱词几乎家喻户晓：“骂一声小包勉胆大的畜生，初为官你竟敢不清不正，贪赃银受贿赂苦害黎民！”
但是，在整个包公墓群的发掘清理中，查遍了包氏三代墓志铭，压根儿就找不出一个叫包勉的人。有史可考的是：包公祖孙三代都是克己奉公、廉洁守法，深受老百姓爱戴的清官。
从包公墓动土那天起，围观的人就没有间断过。在人山人海的围观者中，有一位极不起眼的老人。每天，他农活一干完，就会出现在清理现场，风雨无阻。常常是大家已陆续散去，他依然还站在铁丝网外边，不急不躁，不言不语，又很有兴趣。
这一天，主墓发掘结束，清理工作也已经收尾，发掘清理的队伍正准备从黄泥坎撤走，他突然说了一句奇怪的话。
“这墓是假的。”他说。
他说得不紧不慢，却十分认真，丝毫没有一丝玩笑的成分。
他的口气是十分肯定的：“包公是单独安葬的，他的墓还在上头呢。”
程如峰这时正站在离他不远的地方，听了老人的这番话，不免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这怎么可能？”程如峰想，黄泥坎地面上的所有坟头，都被清理得一干二净，连“无名氏”的都一一“解决”了。老人说的“上头”，那里不是水田就是公路，并无隆起的土丘。
程如峰认真打量眼前的老人，他发现，这是个年逾古稀之人，在他的脸上，写满了人世沧桑；一双皴裂的手，足见他的一生是多么辛劳。
但是，老人说罢那句话后，并不嗦，转身就要离去。
老人的这种肯定，引起了程如峰的注意。胡适有句著名的话，就是：“做学问要在不疑之处有疑，待人要在有疑之处不疑。”他喊住老人：“请问贵姓？”
老人倒是爽快：“我叫夏广宏。”他往不远的村子一指，“就住在附近。”
“你怎么可以肯定这座主墓不是包公墓？”
“信不信由你们。”老人说罢，便管自离开。
第二天，程如峰和吴兴汉一道，在大兴公社双圩大队夏大郢东村，找到了夏广宏老人。这真是天上落下一根线，正好掉进了针眼里。原来他们寻访的这个夏广宏，他的祖先世世代代都是耕种包公墓田，看护包公墓的。
听老人介绍，解放以后，特别是人民公社化以后，包公的墓地不断受到蚕食。他急得猫抓心似的，但又想不出别的办法。合钢二厂一兴建，这一片发生的变化就更大。夏广宏说：“二钢一建，周围的农民就‘三改’了，土墙改砖墙，草屋改瓦屋，烧草改烧煤了；但包公墓园也就随着二厂的扩建，彻彻底底消失了。”
他说，文化大革命开展以后，包公墓地受到了一次更大的破坏。背地里他流了好几次泪，痛苦得几宿睡不着觉，却又无能为力。今年春上，听说包公墓群整个儿要迁走，这使他如闻晴天霹雳。一家人世世代代就是这样守护着包公墓过来的，要把包公墓迁走，他心里怎么也接受不了。因此，打从清理的队伍开进黄泥坎，他就变得丢三拉四，说是在田里忙活，心却飞到了清理现场，一天不到坎上转上一转，人就像丢了魂似的。后来他终于看出，来清理的这些人，都还不错，并不是来破坏的，对包公的墓群没有恶意，工作认真，言谈举止对包公充满着崇敬。
主墓清理结束了，眼看大家抬腿要走人了，夏广宏老人这时才觉得有句话不说，就像一根鱼刺梗在喉管里，一辈子都会不好过。
他对程如峰和吴兴汉回忆道：“我自小就听说，真的包公墓不是坎上那座最大的坟头，而是埋在了一块油菜田的田埂底下。虽然那儿以后再没种过油菜，我却牢牢地记住了它。”
程如峰忙问：“现在那块田还在吗？”
夏广宏果断地说：“就在公路下面。”
吴兴汉疑惑地起身向窗外望去，程如峰也不禁打起了眉结。夏广宏看出二人的疑虑，便带着他们出了门。他竭力地回忆着，然后，走到公路的一处，肯定地说：“就在这段公路的下面！”
为了要他们相信，夏广宏又用不容置疑的口吻说：“是这儿，不会错。”
要切断公路，绝不是一件小事，但是老人坚定的态度，又让程、吴二人不能不信。二人回到工地后，请探墓高手陈廷献使出看家本领，先用“洛阳铲”在夏广宏老人圈定的范围，纵横交叉地打出“十”字形的两排探孔。为保险起见，陈廷献又上下左右地补了几眼探孔。
结果出来了：夏广宏老人没有说错，公路的下面确有一个石造的地宫。其规模远比坎上的“主墓”还要大。夏广宏老人十分高兴，大家也都惊喜不已。已经准备回市局的公安民警张西觉，这下又有了用武之地。要从中切断人家的公路，免不了有许多麻烦事，也只有张西觉出面才合适。这时，合钢二厂基建处的张国麟和王占魁也忙碌起来，他们领着一帮民工，在需要挖开的公路旁边，连夜抢修出一条便道作暂时通车之用。
一九七三年七月三日，这座被编为“八号墓”的坟茔，正式开工清理。
“八号墓”挖进公路四点一六米的深处时，地宫的遗迹便初露端倪。这确实是墓群中最大的一座。墓门朝南，与原先认定的那座“主墓”，正好坐落在同一条中轴线上，南北长四点八米，东西宽五米，横宽纵短，几近正方形。掘开以后，认真丈量了一下，其总的面积约为二十四平方米。因为早期已被盗，封土堆荡然无存，墓室上方的地平面又作为公路使用，墓室的高度便不甚明了。
总之，从墓室上部，直至墓底，在东西长六米、南北宽五米的范围内，大面积的填土十分混杂，显然是盗掘时所扰乱。填土内找出朽木六段，周边为圆形，没经加工，推测这些木头可能是盗墓者弃置的盗墓工具。在填土中还发现了大量块状的灰白土，以及零碎的砖石，而石块与砖块的质料又是和墓底出土的砖石十分相似的，这说明当初的盗墓者是用大揭顶的方式，明火执仗公开破坏的，绝非一般小偷小摸！
整个墓底居然没发现一块铺地的砖石，由此看出，那次盗墓的目的不仅仅是获得包公墓中的文物，更多的是一种发泄，而且，显得穷凶极恶！
清理的工作是十分仔细的。为了不让任何一点有价值的东西被遗漏过去，下墓室的同志动作都是格外小心的，因此，进度明显慢了下来。
一天天过去，几乎一无所获。
这天，程如峰和吴兴汉一大早就来到市政府广场，像往常一样，赶上开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