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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似的生活时给人们以这样一个印象：除了因为愚昧保守而自食其果，这些人物的生活原也悠然自得其乐，在这里，我们看不见封建的剥削和压迫，也看不见日本帝国主义那种血腥的侵略。而这两重的铁枷，在呼兰河人民生活的比重上，该也不会轻于他们自身的愚昧保守罢？
她那时在香港几乎可以说是“蛰居”的生活，在一九四〇年前后这样的大时代中，像萧红这样对于人生有理想，对于黑暗势力作过斗争的人，而会悄然“蛰居”多少有点不可解，她的一位女友曾经分析她的“消极”和苦闷的根由，以为“感情”上的一再受伤，使得这位感情富于理智的女诗人，被自己的狭小的私生活的圈子所束缚（而这圈子尽管是她咒诅的，却又拘于惰性，不能毅然决然自拔），和广阔的进行着生死搏斗的大天地完全隔绝了，这结果是，一方面陈义太高，不满于她这阶层的知识分子们的各种活动，觉得那全是扯淡，是无聊，另一方面却又不能投身到农工劳苦大众的群中，把生活彻底改变一下。这又如何能不感到苦闷而寂寞？而这一心情投射在《呼兰河传》上的暗影不但见之于全书的情调，也见之于思想部分，这是可以惋惜的，正像我们对于萧红的早死深致其惋惜一样。
很明显，茅盾离开了艺术本身、美学本身谈论《呼兰河传》。茅盾的文学观念是“人生的文学和写实的文学”（朱自清语），同情被损害者，激励人生，唤起民心。“伟大的作家，不但是一个艺术家，而且同时是思想家——在现代，并且同时是不倦的战士……”他的创作多是这样，虽有气度、气势、气魄，但终究带强烈的政治功利。林斤澜说，《子夜》写得好，但它的“革命性”超过“艺术性”。解放后，政治气候如此，茅盾的文学观念无法改变，这种观念和纯正的艺术如同水火。
林斤澜家里，有茅盾写给他的一幅字。林斤澜说是茅盾寄来的。这幅字是茅盾自己的一首诗，内容是反苏的！直行书写，全文如下：
元戎已自化猿鹤，熙攘人间换物华。昨日偏裨新打扮，登坛谄笑幻龙蛇。翻云覆雨不知耻，浑忘当年勤舐痔。篡改经典自吹嘘，核时代道在溺屎。华灯照影一逃兵，顾影相怜起共鸣。更有叛徒相吹捧，戈操同室不留情。倒行逆施讵能久，革命风云正怒吼。它年历史有公论，小丑终究是小丑。
六三年二月十三日作
斤澜同志两正
茅盾六四年七月九日北京
在林斤澜的家里，留有沈从文的一幅字，内容却是刘桢的诗。刘桢是建安七子之一，和曹丕至交。一天曹丕设宴招待众士，曹丕命甄氏出堂与大家见面。刘桢愤然，一因曹丕夺袁熙之妻甄氏，二因甄氏有夫再嫁不忠不贞。独有刘桢立而不跪，且满面讥意。曹丕见状勃然大怒，欲问刘桢死罪，由于众人求情和曹操干预，才免于死。
这首诗是这样的：
亭亭山上松，瑟瑟谷中风。风声一何盛，松枝一何劲。冰霜正惨凄，终岁常端正。岂不罹凝寒，松柏有本性。
沈从文这幅字不标年月，林斤澜说是六十年代。这个并不重要，我想到的是，沈从文为什么要写这样的内容给林斤澜呢？
林斤澜说，建国后，沈从文的处境就非常艰难。当年鲁迅就不喜欢沈从文，但鲁迅毕竟是鲁迅，晚年时改变了，和美国作家斯诺谈话，点名几个优秀作家时，提到沈从文。茅盾对沈从文的偏见，是文学观念相左。对沈从文打击最大的，是郭沫若。郭沫若１９４８年在香港发表《斥反动文艺》，专打沈从文。对沈从文近十年背离左翼的新账老账一起算，将沈从文定性为“桃红色的”反动作家，扣上了一顶“一直是有意识地作为反动派而活动着”的大帽子！建国后，沈从文虽然如张兆和所讲，转到历史博物馆已是幸运，但日子仍不怎么样。
沈从文当了讲解员。但他没有自己的办公室，历史博物馆有很多办公室，别人都有，就是不给沈从文！沈从文有一段话，就是写他当时的情形：孤独、伤感和无望：
每天虽和一些人同在一起，其实许多同事就不相熟。自以为熟悉我的，必然是极不理解我的。一听到大家说笑声，我似乎和梦里一样。生活浮在这类不相干笑语中，越说越远。
关门时，独自站在午门城头上，看看暮色四合的北京城风景……明白我生命实完全的单独……因为明白生命的隔阂，理解之无可望……
林斤澜说，郑振铎原是沈从文的老朋友，建国后任主管文物的文化部副部长。他从没有关照过沈从文。有一回郑振铎到沈从文所在的历史博物馆，说：“历史博物馆在午门前面，国民党时期是灰溜溜的，一天只有三五人入门参观。而这几年来，进步很快、很大。”会后，沈从文遇见了郑振铎，他非常激动，掉了眼泪，说：“我现在不搞文艺了，研究文物还不够，你应该多关心文物。”郑振铎没大表情。
有件事很有意思。五十年代中，沈从文被通知参加接待市里一位领导同志。他早就去了，等了很长一段时间，终于把领导同志等来了，原来是副市长吴晗。沈从文见了就躲开了，事后领导追问，他只好说：“我怕他恭恭敬敬地对待我。”他解释说，因为吴晗是他的学生。对这件事，他的大姨子张允和是这样解释的：“当时三妹兆和是蛮疯的女孩子，活泼，爱运动，在学校运动会上老拿第一。很多人追我们的三妹，沈从文的情书最多，吴晗也写过一些。”从这件事来看，当时的沈从文又非常非常自卑。
林斤澜说，建国之后几十年，巴金一直和沈从文通信，一旦进京便访问他。朱光潜也一直看好他。除此之外，旧日朋友大多隔绝联系。沈从文伤感地说：“那些身在北京城的人，也像是在北京城打听不出我的住址，从不想到找找我。”林斤澜说：“同是沦落人，萧乾对沈从文也有一句难听的话：‘他卖乡下人。’萧乾是针对沈从文的自称乡下人说的。沈从文那里也不是找不到一句刻薄话的，但他只是轻轻地说了一声：‘他聪明过人。’”
林斤澜和丁玲的丈夫陈明关系不错。我在林斤澜家里见到一本丁玲题签送给林斤澜的书。林斤澜认为丁玲还算一个比较正直的人。可提到丁玲对沈从文的态度，林斤澜大摇其头。从前沈从文、丁玲、胡也频是有一段朋友之缘、患难之交的，沈从文是帮过丁玲不少忙的。可是建国后，丁玲对他并不友善。林斤澜说，１９６１年，在一次作协的会议后，在北京小羊圈胡同外的公共汽车站，他亲眼见到沈从文追着叫丁玲，丁玲不回头。就是丁玲被打成反党集团，尝尽“左”的苦头之后，仍然不饶沈从文，在文章中加以抨击。据严文井回忆，１９８０年他看到丁玲的文章后问她：“人家那么可怜，你何必再捎上一笔呢？”丁玲马上激动地说：“他写我们三个人睡一个被窝！”——三十年代写的《记丁玲》（此文１９７９年丁玲才读到）一文中，沈从文只说“同住”，并没有“同居共眠”的文字。李辉在《恩怨沧桑——沈从文与丁玲》中是这样分析丁玲的心态的：“她一再对人提到的对沈从文笔调趣味很不满。她是一个政治性极强的人，但她同时是一个女人，一个步入暮年的女人。女人，特别是这种年纪的女人，很难赞同将自己的私生活毫不掩饰地公开，更何况她认为有许多是‘编造’的故事。”又说，“她批评沈从文对左翼文艺的政治态度，是要向世人证明她鲜明的政治立场，表明她始终站在革命事业一边。这样，那些对她的诬陷就不攻自破。”
建国后的文艺界，年复一年，常常去看望沈从文的，可能就是汪曾祺和林斤澜了。
林斤澜在《微笑的失落》一文中，谈到结识沈从文的情景：
我认识沈先生是在解放后的北京，他已经不能教授，不能写作，打发在历史博物馆里。他的学生汪曾祺在北京市文联工作，我们同事。有回曾祺带我到天安门后边的午门楼上，看几件出土文物，也是借此引见沈先生。那是建国初年，大家都工作忙——开不完的会，大家都工作忙——改造不完的思想。倒是有春游秋游，但没有现在的旅游观念。午门院子里没有人进进出出，城墙、台阶、箭垛都还坑坑洼洼，城墙楼上红漆脱落，白木乌黑，沈先生当年已年过半百，在这里面坐着，旧窗旧桌旧藤椅。看见我们进来，招呼的声音细小，听不真。可是的确微笑……
他站起来，自己带我们去看出土文物。我们连声说不必，随便哪位青年指点一下就行了。他只是微笑，说了句什么听不清楚，只是微笑着往外走。曾祺不放心那坑坑洼洼，一路指点、提醒、警告，沈先生只是微笑。
走到一些贴在册页上的破绢烂缟面前，沈先生解说着忽然解说中断，眼光下沉，微笑也不收不放，就好像录像定格……这些东西都是他亲眼看过多少遍，亲手挑选出来的，难道又有新发现了？……
这天告别时候，曾祺大声，满屋子都听得见，口气倒像是交代几件事：注意休息，有的会可以不开，有的事让别人去做等等。
沈先生只是微笑，也说句把什么，还是细小不知所云。
这一次，主客三人没有一句提到文学，提到小说，提到写作。成心不成心，反正是回避了。
林斤澜说，其实沈从文是见过面的。文艺界搞统战，有时叫做撒大网的活动，也网罗到沈从文。沈从文大概是寂寞，过来了，脚步都不出声地走来，微笑着。见到老熟人也不笑得大点，不多说几句。见到陌生的年轻人，也不笑得小点，说两句什么。南方口音，细微，以为别人没必要认真听，或者以为别人是不会认真听的。
林斤澜说，沈从文爱坐在不前不后又靠边的位置。摸出小本和水笔，记下点什么。水笔直竖，是拿毛笔的手势。近视眼镜厚重，所以左手把小本托到胸前，才好写字。样子非常认真。像他这样的大作家，除非听政治家的重要报告，一般是不记的。
林斤澜纳闷：“沈先生为什么记？记下来做什么用？”
后来林斤澜知道，沈从文被迫在历史博物馆，多寂寞啊，多凄惨啊。自己说“天不亮即出门，在北新桥上买个烤白薯暖手，坐电车到天安门时，门还不开，即坐下来看天空星月，开了门再进去。晚上回家，有时大雨，即披个破麻袋”。他走到文艺界里来，可能心里暖和。他的心中，还藏着写作一念，这是非常好理解的事。他仍然关心文坛，１９５１年就说：“文坛太呆板了。”“巴金或张天翼、曹禺等高手都呆住了。”１９５９年写给他亲戚的一封信，说道：“一些作家写作差不多永远在写，永远写不出丝毫精彩过人之处，真如四川人说的‘不知咋个搞法！’”
实际上，他也曾尝试写过。他曾写过一篇小说叫《老同志》，是写一个老炊事员的。建国后，思想改造，沈从文进入“革命大学”，他和一个老炊事员每天在一起。这个老炊事员给他印象很深，觉得自己应该向老炊事员学习，“不声不响干下去，完全对”。但这篇小说失败了。失败是理所当然的事。当时家人“觉得他拖后腿，一家人乱糟糟的”。（张兆和语）又经过思想改造，小说总得是亮色，显得新社会新气象。脑中有框框，怎么写小说？
林斤澜在《沈先生的寂寞》一文中，写了亲见的一件事。那是１９６１年，有了个“小阳春”的政治气候，这个气候的出现，可能是反右太惨了，才给知识分子“怀柔”一下。在北京新侨饭店，开了一个五百来人的“文艺座谈会”，接连几天。林斤澜写道：“开幕式上竟说，全国的精华，差不多全在这里了吧。我那时年轻，环顾左右，也知道不都是精华，也知道确有精华，离这里远着呢。
接着宣布了三“不”——不打棍子不戴帽子。第三个“不”记忆不清，大约是不给穿小鞋。过后，人们还是信不过，领导又作保证：大家回去，若是单位里揪你们的发言，凡是在这个会上说的，可以来找我们。保证的是在这个会上发言……”
有一天，周扬来参加文学组的小会。老前辈陈翔鹤徐徐说道：“沈从文想写小说，听说打算写一个革命家庭，是长篇，可不可以安排……”周扬“立即收起笑容，一沉，一绷，静默几秒钟——这几秒钟很长，仿佛有一个沉重的生锈的大针，走动一下先嗤嗤作响，再‘咚’的一声。沉吟道：我们给安排时间，创作假，几年？十年，够不够……”
不久，中国作协办公室给沙汀及作协四川分会发出一封公函，意思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