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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名叫高延昌的工人作家，当时红头红脑，一天都在人群中串。他不张扬，只和这个那个交头接耳，微露微笑，神色是“忍俊不禁”。这时仍然不见疲劳。
眼见冷场即将来临，本着救场如救火，也是自救的精神，一位颇有名气的女作家应声：
“我揭发。”
她身轻如燕，跃上花坛。她说：
“老舍拿美金，出卖小说剧本给美国。”
林斤澜同我谈到这位女作家时，用温州话的“苦恣恶”三字形容她的品性。温州话“苦恣恶”的意思就是“又可怜，又可恶”。林斤澜笑着说：“她说这个话的第三天，廊道里出来一张大字报，揭发她抗美援朝时候出访东欧，当地一个出版商询问出书稿酬，要什么货币支付，女作家答道：‘美金。’”
这时她揭发，女红卫兵得救，高呼打倒老舍，欢态可掬。不料老舍抖擞精神，两眼圆睁：
“我有话说……我不但拿过美金，还拿过英镑，那是解放前，我靠这个生活……”
老舍还居然列账目，说一九多少年，在英国，什么书，英镑多少。又说一九多少年，在美国，什么书店，多少美金。
口号声起：
“老舍狡辩！”“老舍污蔑！”“老舍反攻倒算！”
只见六十七岁的老舍奋力呼叫，凭着浑厚的嗓音，让人听见一声两声：
“我有话说……”
“我没说完……”
老舍从一天的委琐里挣扎出来，他奋不顾身了：“我有话说”、“我没说完”、“我有话说”……
有人发现老舍胸前没挂牌子，觉得大逆不道。很快就有牌子递到女红卫兵手中。女红卫兵往老舍头上套。那牌子吊着根细铁丝，又短，匆忙中，勒着耳朵了，勒不下去，但还是拼命勒。只见老舍双手往上托铁丝，托出头顶，犹有余力，不知是收不住，还是没有收，反正是连手带牌子碰到了红卫兵的脸。于是，院子里一片哗然，只听见“打打打”的声音，花坛上女红卫兵劈啪打过去，男红卫兵跳上花坛劈啪乱打。老舍立刻矬下去，非跪，非蹲，是成团堆在地上。
林斤澜说，副主任浩然那时的确怕老舍出事，他打了不少电话，声称这样的人物，若是打死了，大家不干净。最后，来了两位警察。警察上了花坛，一左一右，站在老舍身边，起了把红卫兵隔开的作用。可是全无表情，也无话说。老舍还堆在地上，警察不去碰，也不看，最后还是造反派的人上去，拽起老舍，也拽过警察的手，算是完成了交给专政机关的“手”续。
林斤澜说：“老舍起身还没有站稳，就对警察咧开肉皮，一笑。表面上看，这是皮笑肉不笑。可是叫人心里——这里得用一个北京土字：‘？’！”
从此，林斤澜永远不见老舍。林斤澜说，那一天，大家的思维都像麻将上的一张牌：白板。老舍走后，只见骆宾基说道：“把人打得糊里糊涂的。”另一位操胶东口音的老“走资派”，人称老倔头，接嘴道：“我几道几几有罪，可我几道几几不几反革命。”一个青年造反派喝道：“什么几巴几巴的，解散！”于是大家便回家。
“老舍最后的日子是个研究题目，文章一写再写都值得。”林斤澜这句话，我以为同样值得研究。林斤澜认为老舍之死，原因是多方面的，有表层的，也有深层的。把账算在负责人浩然身上，是不公平的；不懂事的女红卫兵、“苦恣恶”的那位女作家固然有责任，但她们都是引子。由整个文化大革命去负吗？那也只能负一部分。
２００３年３月，诗人邵燕祥在温州活动，回京时我送他到温州机场。谈到政治死人的事，他说自己和王蒙他们后院没有起火，而老舍、郑君里后院起火。
林斤澜说，老舍之死，最大的原因还是“工具论”，老舍是“工具论”的牺牲品。建国之后，老舍紧跟政治，积极配合，所以高层非常看好他。人民艺术家、劳动模范、语言大师，衔头多多。他在单位的架子很大很大。他给报刊写文章，甚至附上一句话：“改我一字，男盗女娼”。北京要拆城墙的时候，老舍居然同彭真当面争论：“拆了干吗？在外面盖不就行了吗？”但，中国政治变化太快，运动太多，老舍的笔力也不够，也吃不消了，疲劳了，跟不上了。原来的好“工具”没用了，锈了。没用而且锈，因此他慢慢地被冷落，被遗弃了。北京文联的事他也做不了主了，基本上是书记和秘书长说了算。他早被架空了。赵大年写过一篇散文《怀念老舍先生》，他称呼老舍“二爹”，因为他们都是满族，两家又是世交。散文中有这样一段话：
由于“反右”的问题，我虽然没戴上帽子，却被部队“复员处理”回到故乡北京。我的父母早已去世，老舍这位北京市文联主席，想在文联或文化局给我找个工作，不成；他拄着手杖亲自领我到北京人艺，恳切地说：“我送这个侄子，来给你们当文艺学徒，搬布景”，还是不成。二婶告诉我：“老舍是个空架子，没权。”
１９５９年，庐山会议之后，拔白旗差一点儿拔着了老舍。１９６５年，从日本回来写了一篇游记，居然发表不出去。他的日子并不好过。他几次对文联机关的人说：“七十岁以后我就退休，闭门不出。你们不要弄我了。”
老舍之子舒乙回忆，老舍有一天回家，微笑却凄凉地说：“他们不晓得我有用，我是有用的，我会写单弦、快板，当天晚上就能排——你看我多有用啊……”他在苦闷之中曾给周恩来写信，周恩来居然把信转给了康生，康生批示道：“回原单位参加劳动。”林斤澜曾听老舍亲口说，后悔年轻时候，不听人劝他不要搞文学。
前后的反差实在太大。林斤澜说：“老舍和沈从文同是‘工具论’的受害者。与沈从文相比，老舍受的是另外一种苦楚，他的苦楚并不比沈从文小。”
尊严的老舍受不了了。
林斤澜家里，保存着老舍写给他的两幅字。这两幅字耐人寻味。一是抄录毛泽东《七律·答友人》一诗：
九嶷山上白云飞，
帝子乘风下翠微。
斑竹一枝千滴泪，
红霞万朵百重衣。
洞庭波涌连天雪，
长岛人歌动地诗。
我欲因之梦寥廓，
芙蓉国里尽朝晖。
二是直幅的四个字。老舍对林斤澜说，纸是清初的纸，极好。我见到的是这样四个字：
挖火者
从维熙
从维熙当代著名作家。五十年代初开始发表文学作品。代表作有：中篇小说《大墙下的红玉兰》、《远去的白帆》、《风泪眼》，长篇小说《北国草》、《断桥》、《鹿回头》、纪实文学《走向混沌》等。
２００２年１２月２２日，在一个会议上碰到了纪实文学作家赵瑜。他说了一件让我勃然情动的事：“前两年，我曾到晋东南一个劳改煤矿采访。那儿曾有老煤黑子对我说：‘你知道吗，我们劳改的煤黑子中间，曾经出过一位作家，他叫从维熙。’我说：‘知道，我们还通过信呢。’老煤黑子说：‘你要是能见到他，给我们带个好去。’我说：‘行，这事我一定办到。’”赵瑜说完了这段趣事之后，希望我深挖这段生活经历，因为其中深埋着的不仅是知识分子的咏叹，还蕴藏有中国历史上的阴霾。
他的话令我感伤和感动。我已经离开大山中的地下宫殿三十多年了，居然还有人记得我，这种来自人间底层的情愫，沉甸甸的压得我心痛。其实，不仅当年的“煤黑子”没有忘记我，就连当年管理过我的劳改干部，也还记得我。前几年，我接到山西劳改局的一封来信，当年劳改矿山办公室的尹干事，在来信中除了表达对我们受难者群体的问候之外，还特别言及在我挖煤岁月里对我关爱不够，表示了他个人的歉意。
这是人性的光辉的复明，更是人类良心的苏醒。其实，在那个极端政治的年代，他们作为对敌人施行专政的工具，能够自保平安就不错了，谁能有神力拯救知识分子于雪路炭途呢！为此，我向他们深深地鞠躬，并表示一个曾经的煤黑子的谢意！
——笔者
Ａ
火神普罗米修斯，是因为偷了天上的圣火给人间，而遭遇厄运的；而我是遭遇１９５７年的厄运之后，在“文革”年代才去山西一座名叫晋普山的劳改矿山，去地下开采地火的。
本世纪初的２００２年秋天，我在“文学馆”借演讲的间隙，正在院子里吸烟缓解疲劳的时候，一个听众向我提问：你漫长的流放生涯中，最富有生命特色的记忆是什么？我说：当煤黑子的岁月，我真正了解了地火的性格；同时，在那大山的腹地，我找到了中国知识分子的生命象征。一个学习矿山地质的右派同类，曾经给过我一块龟化石，龟背上粘连一块直立的煤矸石，很像一座写满经文的石碑，压在了龟背之上。
提问者很年轻，似乎没有听懂我的话。时代不同了，知识分子的坐标，随着历史的变迁，而有了新的定位。但是历史每每前行半步，脚下常常是淌着血痕的——说得确切一点，它需要一代人的付出——我只是其中的一个而已。“文革”年代，我被流放山西，到一座超级瓦斯劳改矿山去挖煤矿。我从井上一直干到井下，一段时间之内，我还成了大山之腹的一个幽灵，一个人独行于地下蜘蛛网般的巷道，在受难知识分子的群体中，享受阴曹地府里独有的快乐和痛苦。多少年了，我至今还留着当年我在地下行走时，既当拐棍又当防险使用、一根长长木棒两头分别安装着铁锤和铁铲的工具，这是用来敲帮问顶时使用的。去年，凤凰卫视来采访我时，一开始他们不知这东西为何物，当我向他们讲述了我挖煤的经历之后，他们将这个利器连同我在矿山挑水用的扁担，以及我装煤使用过的铁锹，都录进我风尘岁月的镜头之内。
人是有情物。面对这些已然锈迹斑斑的挖煤时的器皿，我常常回忆起我当煤黑子时脚踏水靴，头顶矿灯，在大山之腹穿行的日子：眼窝里永远带有洗不净的煤尘，指甲缝里藏着黑黑的煤粉，浑身上下像个黑鬼，连睡觉囚号里的被褥，都永远带有一种黑色盔甲的颜色……按情理说，那是我生命中最为凄苦的一段时日，有的人害怕回忆那种人鬼相间的生活，但是我还是经常咀嚼那一段时光，因为那三年多凄苦生活，不仅锻造了我的躯体，还给予了我许多人生的真知。这些真知，或许只有在地下才能获得，因而对黑色的地火世界，我永远难以忘怀。
我是在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早期，被发配到这座劳改矿山的。当时，地面上阶级斗争正进行得如火如荼，劳改矿山也不例外，人人斗人，人人挨斗，成了那个年代的国情标志。地面上是难觅一个防风洞的，而我们这些劳改的煤黑子，有洞可钻——那就是地壳之下一百多米深的矿井。下得井后，天黑地黑人黑煤黑，谁也看不见谁的脸，加上开山的风钻的声声轰鸣，开山的炮声隆隆，因而只有在这儿，谁都可以忘乎所以地呼喊：“我日你娘哩！你怎么这么黑？下到这阴曹地府来的，个个都是黑李逵——”除去黑人黑骂之外，还能听到国骂的音响：“他娘的，你脑袋就是花岗岩，风钻也要给你钻上个窟窿，然后装上雷管炸药，让你小子脑浆开花，尝尝无产阶级专政的厉害！”
是谁在海骂？
骂的又是谁？
没有人过问。老鸹落在了猪身上，都属另册公民的黑人，有人发泄出劳改犯的心声，心里还挺舒坦哩——煤黑子不理睬煤黑子们的歇斯底里。倒是有矿灯的灯光，在黑墨般的煤壁上跳跃，那些灯光是在巡视着煤顶，防止矿井突然塌方，我们都成了石饼下的肉馅；当然，那闪烁的灯光，也是防止劳改队长突然出现，而听到海骂声音，从而发现张三和李四。可能正是缘于此故吧，尽管挖煤这个活儿，十分危险而又埋汰，但我还是感悟到，大山之腹远比山上宽容。这儿是个无人问津的自由世界，黑是黑了一点，但是黑色比地面上的“红海洋”显得更有胸怀，更有气度。因而，每每下班出井，矿车把你送到了阳光世界，你先要闭上一会儿眼睛，以适应光线的突变；然后就是缄默无声，带着煤尘走向哑巴般的世界。
这是我怀念地火的原因之一。之二，在地壳深处，还能给我另一种失落中的孟浪，常常唤起我死了文学心之后的幻觉：当隆隆的开山炮响过之后，炮药崩下来的既有煤炭，也有石头。当我挥锹往矿车车斗里，分门别类地装运这些东西时，时不时会发现各种动物化石。其中有鱼，有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