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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徐百柯 著
丛书名：《民国那些人》
副标题：《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最佳专栏——“钩沉”结集
内容提要
以独立的判断和诗一般低徊的笔触，唤醒一段正在消逝的历史，让已经模糊的身影清晰可感。曾经有那样一个时代，曾经有那样一批人物。他们那相样地想着，那样地活着。他们离我们今天并不遥远，但他们守护、在意、体现的精神、传统、风骨，已与我们相去甚远。读着他们，我们感觉到恍若隔世；抚摸历史，我们常常浩汉不已。民国时期的那批学人，有着与今天的学人迥然不同的风度、气质、胸襟、学识和情趣。他们的个性或迂或狷或痴或狂，但内里全不失风骨、风趣或风雅，底子上都有一个“士”字守着。总而言之，是一批不失“硬朗”，而又“好玩”、“有趣”的人。
本书为中国《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最佳专栏－－“钩沉”结集，其专栏主笔徐百柯从故纸堆里或人们的记忆中，钩起79个人物。这些人物有些是我们些许熟识的，还有一些人物，徐百柯如果不写，恐怕将会被时间或时代彻底湮没与忘记。在这里，你可以看到故去的名校校长，铁肩辣手的报人，以及在世界面前代表中国的外交家……你可以看到那些熟识的名字：梅汝璈、陈望道，你也可以忆起那些或许淡忘的名字：蒋南翔、蒋百里……围绕着他们的一幕幕鲜为人知的传奇轶事，通过本书在历史零散与完整的记忆中生动再现。他们曾经的理想，他们的面容和言行，他们的风度、气质、胸襟、学识和情趣，在徐百柯的文字中一一复活。
作者简介
徐百柯，1978年生于四川成都。1996年至2003年就读于北京大学，获比较文学硕士学位。毕业后供职于中国青年报社。目前任《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编辑、记者。2004年6月《冰点周刊》创刊，人物版设“钩沉”专栏，徐百柯主笔两载，“钩沉”被评为年度《冰点周刊》最佳栏目。其间文字在此结集成书。
序言
文／ 杜涌涛（《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主编）
底子上都有一个“士”字守着
2004年6月《冰点周刊》创办时，我主持《冰点·人物》版，“钩沉”便是其中的一个专栏。事实上，这个专栏是为百柯量身定做的。说起来也没有太多的道理，《冰点周刊》初创时，可谓兵强马壮，仅记者就有10人，而百柯只是其中的一个新人：到报社工作尚不满一年，还未写出让大家印象深刻的作品。但有关百柯没有继续留在北大读博如何可惜等等传言，我还是有所耳闻的。这让我笃定他是这个专栏的不二人选。
此前和百柯的过从谈不上甚密。他硕士毕业来报社应聘，恰巧那次我是面试人员之一。问：过去读不读《中国青年报》？百柯厚道一笑，但毫不忸怩，回答：没怎么读过，原因是身边找不到这份报纸。知道这以前百柯还参加过报社摄影部的一次考试，据说笔试第一。可当摄影部主任问他：过去拍过新闻照片吗？回答竟是：没有。又问：为什么想到摄影部工作？回答：听说《中国青年报》摄影部在摄影圈里最牛。
这样的回答别人不知如何看待，反正在我这里是加分的。百柯后来留在采访中心当记者，我们成了同事。尽管没有业务上的直接合作，但他写的东西我还是要读的。很快他这一批来的记者被派往地方记者站锻炼，百柯到了下面写的东西不多，人像消失了一样。直到《冰点周刊》创刊，在报社招兵买马时，我才又想到了他。
“钩沉”这个专栏，定位是故去的学人。有的故去久一些，有的故去不久一些，但大抵都是民国过来的那批学人。那批学人生活在一个很不一样的时代：新旧交替、中西碰撞，风云际会，因而形成一种与今天的学人迥然不同的风度、气质、胸襟、学识和情趣。他们的个性或迂或狷或痴或狂，可谓千人千面，但内在里全不失风骨、风趣或风雅，底子上都有一个“士”字守着。总而言之，是一批不失“硬朗”，而又“好玩”、“有趣”的人。
这样的调子确定下来，编辑的工作也就差不多完成了大半，接下来的工作，从选人、选材、立意，到钻故纸堆、寻访相关采访对象，全由百柯来做。我是大撒手。每周到了拼版前一天或两天，打开稿库，“钩沉”一准候在那里。最初几篇，我还需要在文字上“推敲”一番，及至后来，百柯甚至连文字“推敲”的空间也不给我留。他是一个做事情有标准的人。
从《冰点周刊》创刊之日起，百柯每周为“钩沉”提供一篇1600字左右的文字，不间隙写了将近两年时间，从故纸堆里或人们的记忆中，钩起70多个人物。这些人物有些是我们些许熟识的，而他突出的往往是其鲜为人知的那面。还有一些人物，百柯如果不写，恐怕将会被时间或时代彻底湮没与忘记。这些神态各异、个性多样、观点不一、命运多戕的学人，汇集起来便成了眼前这本《民国那些人》。作为这些文字的原始编辑，今天重读这本书稿，一时间竟变得恍惚起来：这是经我之手编辑的那些“钩沉”的文字吗？尽管当初设置这个专栏时就有了将来出书的打算，但每周读一篇和一口气读完的感受还是很不一样的。这大约就是所谓“整体大于部分之和”的道理吧。
百柯通过“钩沉””，已经聚起一批小众读者。这个至今尚不足而立之年的年轻人，经常被拥趸们误以为早已过了不惑之年。而他也确实从当初开“钩沉”专栏时的那个新手，历练成今日《冰点周刊》的核心人物之一。
我相信，百柯做了一件有意义的事情，而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社又让这种意义变得重要了起来。
目录
一、在辉煌的余光下
李济：中国考古学之父
李赋宁：说不尽的英语
冯友兰：两束雄文，一抹背影
赵元任：多“好玩儿”的语言
梅汝璈：孤寂大法官
顾维钧：民国第一外交家
叶企孙：大师的大师
吴大猷：孔子式的物理学家
丁文江：出山要比在山清
何廉：经济学一叶
谭其骧：绕不过的“悠悠长水”
陶孟和：把“社会”变成“学”
蒋廷黻：蒋廷黻的那股“劲儿”
卢作孚：一个传奇大亨
二、守护气节的身影
邓广铭：逝去的学风
雷海宗：历史的碎片
潘光旦：教育的忏悔
吴组缃：尊重自己的尺度
徐中舒：从不说假话
傅鹰：被毛泽东“钦点”的教授
容庚：宁跳珠江，不批孔子
蒋天枢：师道的重量
杨廷宝：建筑为了什么
赵紫宸：工楷写耶稣
蔡公时：民国第一位抗日烈士
蒋百里：亦武亦儒真豪杰
三、一校之长，今安在
周诒春：被遗忘的清华老校长
梅贻琦：中西合璧真君子
蒋南翔：两种传统之间
蒋梦麟：北大“功狗”
马寅初：硬朗的“兄弟我”
傅斯年：刚正不阿真书生
张伯苓：巍巍乎南开大校长
陈垣：保住民族的文化
唐文治：如何“读经”
陈序经：能请来大师的校长
许崇清：独立之思想
马相伯：一老南天身是史
李登辉：被遗忘的复旦校长
陈望道：不止译宣言
四、前辈已逝，不可追
王芸生：彻头彻尾的新闻人
张季鸾：“民国故报人”
胡政之：报人逝，报纸亡矣
邵飘萍：昔日《京报》的“铁肩辣手”
林白水：嫉恶如仇，以身殉报
黄远生：从末代进士到开山记者
孙伏园：他走了，副刊死了
方大曾： 传奇消失在1937
王小亭：“缺一半”的抗战影像
张元济：不可再现的高度
王云五：谴责与推崇之间
伍联德：留下一片旧时风月
徐伯昕：生活书店掌舵人
五、真名士自风流
王瑶：魏晋风度
金岳霖：断裂的逻辑
叶公超：还是文人最自由
陈贻煟航淌诘男郧�
曾昭抡：不修边幅的名教授
刘文典：世上已无真狂徒
黄侃：“斯文”的传说与真实
蒙文通：儒者豪迈
缪钺：清淡文人
何鲁：真名士自风流
罗念生：我不要那个，那个是虚的
周太玄：科学家的人文情怀
袁翰青：化学家的别样气质
丁西林：奇妙的混合体
施蛰存：逝去的风度
六、背影渐远，犹低徊
司徒雷登：别了？司徒雷登
杨晦：沉默的五四英雄
张申府（上）：记忆的证明
张申府（下）：真相的颜色
曹聚仁：一根会思想的芦苇
吕彦直：中山陵的记忆
吴兴华：天才的悲剧
马约翰：体育亦有名家
曹靖华：苏联文学和那个年代
杨荫榆：找不到真实面貌
陈西滢：傲慢与偏见
林庚：喧闹时代里的隐退者
在辉煌的余光下
李济：中国考古学之父
李济（1896～1979）字济之，湖北钟祥人，清华毕业后留美，获哈佛大学人类学博士学位。中国考古学开山之人，曾主持安阳殷墟等重大考古发掘。
他有一个梦想。
这个年轻的中国学生在“自撰简历”的最后写道：“要是有机会，还想去新疆、青海、西藏、印度、波斯去刨坟掘墓、断碑寻古迹，找些人家不要的古董来寻绎中国人的原始出来。”
那一年，他22岁，即将去哈佛攻读人类学。后来，他果真去“刨坟掘墓寻古迹”了，只不过并没有去新疆、青海、西藏、印度或是波斯，而是在中原的河南、山西和山东。
1926年主持山西夏县西阴村仰韶文化遗址发掘，他成为第一位挖掘考古遗址的中国学者。1930年主持济南龙山镇城子崖遗址发掘，他让龙山文化呈现于世人面前。
如今，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已成为中国远古历史的标志性术语，许多对考古学一窍不通的人竟也耳熟能详。只不过，大多数人对他却是闻所未闻。
1928年至1937年，他主持了震惊世界的河南安阳殷墟发掘，使殷商文化由传说变为信史，并由此将中国的历史向前推移了数百年。直至今日，它依旧被视为人类文明史上最重大的发掘之一。
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上，这是一个相当重要的名字———李济。
我们关于商代的知识很大程度上是由李济给我们划定的。他领导的安阳发掘，对20世纪整个下半世纪的中国考古学的发展起了决定性的影响———包括中国社科院考古所所长夏鼐、台湾中研院史语所所长高去寻在内的中国考古学界领袖人物，都是在安阳接受的考古学训练。
已故的考古人类学大家张光直以台湾中研院院士、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哈佛大学教授的权威身份，曾对自己的导师李济做过评价：近60年的岁月里，一开始作为中国考古学之父，随后又作为中国考古学掌门人，他的学术思想一直在中国这门学问的发展中占据支配地位。
如果不将张光直所说的“中国学界”缩小为台湾学界，那么他的判断显然过于乐观了。李济在1948年年底随史语所迁台，这一选择很难以优劣论，但其所造成的尴尬局面却是显而易见的。
1959年，以《考古》杂志为代表的大陆考古学界对李济发起了猛烈的“围剿”。李济的儿子李光谟甚至还收藏了当年的一期《考古》，整整一期都在批判李济。此后，和许多政治上选择错误的著名学者一样，这个名字逐渐消逝在我们的阅读视野中。
不知道李济对于此种“围剿”的反应如何，但他曾对1949年后大陆的考古发掘报告提出过严厉的批评，认为其中缺乏实际材料，充满了政治术语，对出土地、器物、尺寸等内容居然都号称“保密”。
“我想，按照他一贯的标准，这些根本都够不上考古学。”李光谟对记者感叹道。
据说，直到后来西安半坡遗址的发掘报告出来以后，李济对大陆考古学的印象才有所改变，他自己的文章中也开始引用大陆学界的资料。
李济去世后，留给李光谟一笔遗产，李光谟提出捐赠一部分设立“李济考古学奖学金”。当时社科院考古所本来已经同意了，但经“请示”后，此事却不了了之。李光谟听说，有领导在中国考古学会理事会上讲：不能以一个1949年离开大陆的人的名义来设立奖学金。
李光谟说起此事来直摇头：“那是1981、1982年吧，唉，本来是中国第一个考古学奖学金的……”
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