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他的学生吴天墀说：“先生豁达大度，不拘小节，行乎自然，喜交朋友，社会上三教九流，一视同仁，所以有不少和尚、道士跟他有交情。喜欢上街坐茶馆，和人作海阔天空的闲谈，也爱邀熟人上餐馆小吃一顿。”
另一位学生隗瀛涛回忆说，一次，遇见蒙先生坐三轮车去学校。蒙先生一眼看见他后高声喊道：“隗先生（对他的戏称），我家有四川近代史资料，你快来看了写文章。我的文章发表了可以上耀华餐厅（成都著名的西餐厅），你的发表了也可以吃一顿回锅肉嘛！”
蒙文通爱听川戏，戏园子里好多人都认识这位“蒙先生”。他又好酒，据蒙默说，父亲喝黄酒至少有一两斤的量。
许多学者都曾慕名到成都拜访蒙文通，交往过后，他们往往发出这样的感叹：“读先生的书，以为只是一个恂恂儒者，没想到先生还这么豪迈。”
缪钺：清淡文人
缪钺（1904－1995）字彦威，原籍江苏溧阳，生于河北迁安。历史学家、文学史家，诗词、书法亦堪称大家。
若喜欢中国古典诗词，缪钺的书，大概是不能不看的。
上世纪40年代，开明书店出版了缪钺的《诗词散论》。曹聚仁评价，文艺批评家之中，周作人、朱自清、王力为前辈权威，而“后起的钱钟书、缪钺，他们的见解以及贯通古今中外的融通之处，每每超越了王国维、鲁迅和周作人。”
久居海外，于上世纪80年代回国的诗词名家叶嘉莹曾回忆说：“我对缪先生之钦仰，盖始于30余年前初读其著作《诗词散论》之时。我当时所最为赏爱的评赏诗词的著作有两种，一种是王国维的《人间词话》，另一种即是先生的《诗词散论》。我以为这两本书颇有一些共同的特色，那就是他们均不只是诉之于人之头脑，而且也是诉之于人之心灵的作品。在他们的著作中，都是既充满了熟读深思的体会，也充满了灵心锐感的兴发。”
从那时始，缪钺和叶嘉莹合著了《灵谿词说》。这是又一部于词学研究和鉴赏领域，不可不读的书。
缪钺的儿子缪征明回忆父亲：他常在屋里走来走去，背诵古人的诗词，或者自己作诗填词。“他的声音有高有低、有长有短，像唱歌一样。可能那种时候，对他来说是很大的享受吧。”
缪征明是四川教育学院的退休教授。在他记忆中，从没见过父亲暴怒，也没见过父亲欣喜若狂。“大概只有在逗小孩的时候，他会哈哈大笑。”
缪征明说，父亲这辈子最高兴的时候是听到抗战胜利。“当时他就在屋里走来走去，欣然四顾，嘴里不停念叨着‘好了，好了，这下好了’。”
而父亲这辈子最烦闷的时候，是在抗战中，当时他为了国事、为了学校欠薪，经常在屋里踱步。“他也只是叹气，就这样，‘唉……唉……’的。”
缪钺生性清淡。文人的习惯中，他于酒没什么兴趣；喜欢喝茶，而且非常讲究。秋天，他喜欢吃螃蟹。虽然在四川大学任教授几十年，但螃蟹是不会做成麻辣味的，而是最简单的清蒸。
在缪征明家中，两面墙上分别挂着父亲的两幅字，临王羲之“兰亭序”和“尺椟”。有研究者认为，缪钺的书法“颇得学养之助”，“缪先生当千余年后，其诗文书法皆能得魏晋之髓，若非其学养至深厚，是难以达到这一境界的”。
缪钺为人也颇具魏晋风度。红学家周汝昌上世纪50年代初任教于四川大学，出版了他的名作《红楼梦新证》，于是送一本至缪钺处。不久，时值大年初二，他要进城，在汽车站遇见缪钺。缪钺老远就打招呼，过年过节的话一概不及说，开口便是：“你的书，我接到后很‘贪’地一下子读完了，甚至耽误了吃饭和入睡。我已作了两首七律咏它。”说着，就将诗逐句地高声念给周汝昌听。
当时，在站台候车的人们都惊讶地望着这个“怪人”，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后来，周汝昌回忆：“先生当时的那种兴奋的神情，旁若无人的风度，至今历历如在目前。”
缪钺不是一个幽默的人，但偶尔也会有一两句妙语。抗战期间，他任教于内迁遵义的浙江大学，和数学家苏步青是同事。苏步青喜好诗词，常来缪家谈论。缪钺会指着他告诉儿子：“苏伯伯是大数学家，他‘数不清’还当数学家！”
缪钺的孙子缪元朗从小和爷爷长大，他说：“爷爷从来喜欢安静。”一次，儿时的元朗在家中跑来跑去，踩得地板嘎吱作响。缪钺也不呵斥，而是把他叫进书房，抱起放在自己身旁的藤椅上，说：“咱们比赛闭上眼睛打坐好不好？”
缪元朗笑着回忆：“于是我就上当了，闭着眼睛一心要比过爷爷。坐了半天，睁开眼睛，发现他早在那儿写他的东西了。”
关于文史大家，总是会有很多记忆力超群的故事，比如陈寅恪。缪钺也不例外。上世纪70年代，他患严重的白内障，双眼一度完全失去视力，但仍坚持给研究生上课。当时，缪先生坐在讲桌前，全凭记忆引经据典，他的一位学生则站在他身后，在黑板上书写。
1989年，缪钺获得了一项很高的荣誉，国家教委普通高等学校优秀教学成果国家级特等奖。
他去世以后，史学大家周一良曾撰一联：“文史回翔，绛帐春风三千弟子。诗词并美，灵谿妙谛一代宗师。”
很多人认为，这是对缪先生最精当的评价。
何鲁：真名士自风流
何鲁（1894－1973）字奎垣，四川广安人。数学家，最早将近代数学引入中国的先驱之一，在民国时期的科学界、教育界、文化界具有极高声望。
有许多关于何鲁的传奇。其中最“玄”的一则流传于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因为何鲁智慧超群，美国人愿以50万美元在他死后买下他的头颅，以供研究。
记者向何鲁的儿子何培炎求证。何培炎听后大笑，称自己很早就听说过这个传闻。“应该是没有这回事的。不过父亲一直负才子之名，所以也一直有很多夸张的传闻。”
何鲁早年入清华留美预备学校，因外籍教师侮辱中国学生人格，仗义执言，率同学严辞批评教师，被校长认定为“闹学潮”。在开除他的全校大会上，矮个子何鲁面对校长侃侃而谈：“经此次学潮，清华能改革进步，何鲁一人纵牺牲学籍也无关系。若不改弦更张，而使最高学府萎靡腐败如故，就请我来读，我也不得来的。”说罢，在全场学生的掌声中，扬长而去。
作为最早赴法勤工俭学的中国留学生，何鲁1912年入里昂大学，1919年获得数学硕士学位，成为第一个获得科学硕士学位的中国人。
何鲁的学习能力曾倾倒了他的教授，以至于教授经常在课堂上赞扬这个来自中国的小个子：“你们猜，谁的作业做得最好？连法文也写得最好？还是那个中国娃娃！”
当后来大批中国学生赴法时，他们中许多人在下车伊始就听说，曾经有一个中国天才在这里学习过。据何培炎回忆，1949年后，一些曾经赴法勤工俭学的国家高层领导，见到何鲁时，还会双手抱拳，尊称一声“老前辈”。
从何鲁25岁归国担任教授起，不少著名学者都曾受业于他。如物理学家严济慈、钱三强、吴有训、赵忠尧，数学家吴文俊、余介石，化学家柳大纲等。
华罗庚是数学家熊庆来的学生，但他一直说，何先生虽然没教过我，但也是我的老师。华罗庚在西南联大时期完成数论经典著作《堆垒素数论》，送交中央研究院，竟无人能审。后送教育部，交由何鲁主审。
时值盛夏，何鲁在重庆一幢小楼上挥汗审阅，其间不时击案叫绝，一再对人说：“此天才也！”阅后，他不仅长篇作序，还利用自己是全国仅有的6位部聘教授之一的声誉，坚持给华罗庚授奖。1941年，华罗庚终于成为国民政府惟一一次数学奖的获得者。
在南京高师教授数学时，何鲁有时会趁着兴致高，开讲座讲古典诗词。据说，每逢此时，连窗台上都挤满了学生。在中央大学时，他更与国学大师章太炎门生黄侃等结为忘年交，意气相投，诗酒相和。代理安徽大学校长期间，他以数学家身份，却被学生视为与郁达夫等著名文人相比肩的“风流名士”，尊其为“酒仙”。
何鲁是现代著名书家。在重庆时，他与沈尹默谈论书法，慕名而来的听者如云。日本前首相田中角荣极为推崇何鲁的书法，曾邀请他率中国书法代表团访日，终因何鲁不久即去世而未能成行。
许多人回忆，何鲁平易近人，对求字的人几乎有求必应。40年代在重庆大学时，他甚至经常在讲课之前，在休息室为学生们写条幅或对联。
上世纪50年代，何鲁调到北京。荣宝斋极为珍视他的书法作品，曾派人拿着他的字拜访他，问他如何标价。何鲁却扔下一句：“我的字，千金不卖；朋友要，分文不取！”
何鲁敢言，批评蒋介石犹烈。国民党特务头子康泽曾在重庆著名的沙利文西餐厅“宴请”何鲁。康泽问他：“何先生是否有过对委员长不敬的言论？”何鲁一笑：“是啊，经常骂。不知你说的是哪一次？”
1949年春末，解放军渡江战役后，重庆局势恐慌，何鲁在暗杀黑名单上名列榜首。幸而重庆卫戍司令杨森与他有同乡之谊，见黑名单后说：“这是一个喜喝酒的读书人，不会造反的。”将其名字勾掉，何鲁这才幸免于难。名单上的其他人全部被枪杀。
后来，毛泽东接见全国政协委员，在与何鲁握手时，专门说：“你的胆子不小！”
自1919年回国后，何鲁西装一脱，一辈子穿长袍。何培炎给记者看了一张老照片，第一次全国高等教育会议合影。前排中间6人，毛泽东、周恩来、马叙伦、郭沫若、何鲁、钱俊瑞。
惟何鲁一人，一袭长袍。
罗念生：我不要那个，那个是虚的
罗念生（1904年～1990年）四川威远人，具有世界声誉的古希腊经典著作翻译家、中国社科院外文所研究员。他穷毕生之力完成了近千万字的翻译和文论。
几天前，筹备近10年的10卷本《罗念生全集》终于出版了。但百年诞辰的罗念生依旧寂寞着。
当下，正在热映的好莱坞史诗巨片《特洛伊》，突然激起公
众对古希腊的某种热情，但人们不会想到，特洛伊、海伦、阿喀琉斯，这一个个美妙的名字，全都出自罗念生上世纪50年代制定的《古希腊语专用名词译音表》。
老人一生中的最后岁月，完全沉浸在“原汁原味”的特洛伊战争中。他首次尝试用汉语新诗体，翻译古希腊原文《伊利亚特》。
罗念生的一生，只有一个单纯的主题：古希腊。他的成就让雅典科学院折服。他们将“最高文学艺术奖”的殊荣，授予这位中国老人（迄今为止，全球只有4人获得过）。在答谢辞中罗念生说：“每天早上，我展开希腊文学书卷，别的事全部置诸脑后，我感到这是我生平的最大幸福。”
出川赴京，就读于清华学校的那个弱冠少年，第一次念的英文课本就是“阿喀琉斯”大战“赫克托耳”―――这是英译本的《伊利亚特》；留学美国，在俄亥俄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康奈尔大学，他攻读的是古希腊文学和英美文学，并开始尝试从古希腊原文翻译悲剧作品；作为第一个留学希腊的中国人，他在雅典学院选修了古希腊戏剧、建筑、雕刻和雅典城志。
回国后，罗念生将翻译和研究古希腊经典著作作为自己的终生事业。抗战期间，颠沛流离，在避乱的平房里、昏暗的油灯下、躲警报的间隙中，翻译仍是他每天固定的工作。即使在“文革”期间，这个“反动学术权威”仍抱定一条宗旨：红卫兵、造反派来找他，他就跟着他们出去“运动”；来抄家，他也“配合”他们的工作；但只要他们不来，他就一头扎进他心爱的古希腊翻译。
罗念生几乎翻译了古希腊三大悲剧家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和欧里庇得斯的全部传世作品，而在他自己的“戏剧”里，最重要的“道具”就是那张伏案翻译的书桌。那是一张小桌子绑了几块床板做成的加宽书桌，上面摆满了他的书和稿纸。
每晚，桌前的身影映在窗户上，引起院子里孩子们的好奇。有一次，他们联合起来，向里面大声齐呼“书呆子，书呆子”，于是老人离开书桌，凑到窗户跟前，笑着向孩子们招手。老人耳背，怕有人敲门自己听不见，于是在门上贴了一张纸条，“有事请敲窗户”。
他一生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