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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你瞧，给波杜耶夫开过两次刀了，又管什么用呢？……
要是癌并不打算爬到别处去吧？要是它已经不存在了呢？
不管怎样，得跟妻子商量一下，尤其是得听听女儿亨里埃塔的意见，她是他们家里最有学问、办事最果断的人。可是他占着这里的床位，医院不可能等候信件往返（况且从火车站到他们草原腹地每周只送两次邮件，这还得道路没问题才行）。出院回家去商量很困难，比医生们和那么轻易就给他出主意的病人们想像的要困难得多。为此，必须到本市的管理处去在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刚刚弄来的外出证明上盖章，注销临时居留登记，然后坐车上路；光穿一件短大衣和矮迹皮鞋坐火车到一个小站，在那里穿上来的时候交给不相识的好心人保管的皮袄和毡靴（因为那边的气候同这里不一样，那边还是寒风凛冽的严冬），再坐150千米汽车，颠簸到自己那儿的拖拉机站，路上说不定不是坐在驾驶室里，而是坐在货舱里；一到家里，马上就得给州里的管理处打报告，再次申请外出，等批准就得花上两三个乃至四个星期；州里批下来之后，再向本单位请假，而那时候正好开始化雪，道路泥泞，汽车停驶；这且不说，在那个每昼夜只有两班火车、每次只停靠一分钟的小站上，还得向一个又一个列车员烧香磕头才上得了车；来到这里，又得去本市管理处办临时居留登记，然后还得在医院里待上那么几天等候床位。
与此同时，大家又在讨论普罗什卡的事儿。瞧，怎能相信什么不祥之兆！他岂不刚刚换到这张不吉利的床上！大家都向他祝贺，劝他接受临时发给的残疾证明书。“他们给——你就拿！既然给，那就是说应该给。现在他们给，以后你就甭想要。”但普罗什卡还是说，他要干活。大伙劝他：你这傻瓜，日子长着呢，活儿够你干的！
普罗什卡去办出院手续了。病房里静了下来。
叶夫列姆又把那本书打开了，但他一行行地看下去，却不明白写的是什么，这他很快就意识到了。
他不明白字里行间是什么意思，因为他坐卧不宁，心神不定，时不时看房间里和走廊上在干什么。要看明白书中的意思，他必须清醒地意识到，自己已经什么也来不及了。什么也改变不了。也说服不了任何人。他自己也只剩下屈指可数的日子能够对自己本身作一番分析了。
只有在那种情况下才能看懂这本书写的是什么。书虽然是普通的黑字印在普通的白纸上，但要读懂它，光靠认得字还不行。
普罗什卡已经办完了手续，兴冲冲地上楼来，在二楼的穿堂里他遇到了科斯托格洛托夫，便把手中的一份份证明拿给他看：
“瞧，上面都盖有圆圆的图章！”
其中一张证明是要求火车站让刚动过手术的这个病人买票时不用排队。（如果不写明动过手术，车站上照样让病人排队，那就有可能两三天也走不成。）
另一张证明是写给当地居民医疗单位的，上面写着：
（tumorcordls，casusInoperabilis．索尔位尼巴文集·癌症达）至终记得自己亲爱的爷爷的一句口头禅：“傻瓜好为人师，而聪明的人甘当学生。”甚至在部队里的那几年，他也经常吸收一些有益的知识，倾听富有智慧的话语，不管说话的是其他团的军官，还是自己排里的士兵。诚然，为了不伤自尊心，他听的时候总是装出无所谓的样子，实际上能记就拼命往脑子里记。但科斯托格洛托夫在与人结识的时候，从不急于炫耀自己，而是首先设法了解对方是何许人物，来自哪儿，为人怎样。这大大有助于他增长见闻。要说在什么地方吸收的知识最多，那要算战后在拥挤不堪的布特尔监牢里。那里，每天晚上都有教授、副博士和其他有学问的人在自发地宣讲——关于原子物理、西方建筑，关于遗传学、伦理学、养蜂学等等，而科斯托格洛托夫是所有这些宣讲最热心的听众。还有，在红色普列斯尼亚的板床下，在取暖货红色普列斯尼亚系莫斯科的一个区，此处指设在该区的监狱。车的粗糙板铺上，在押解途中席地休息时，在劳改营的列队过程中，他无时不按爷爷的那句口头禅去努力弥补大学课堂里没能学到的东西。
就这样，在劳改营里，他曾求教于一位医务统计员——一个上了年纪的怯生生的小老头儿，他在卫生所抄抄写写，而有时也被派去打开水，此人原来是列宁格勒大学古代语文和古希腊、罗马文学讲师。科斯托格洛托夫想到可以跟他学拉丁文。为此，他们有时只好在警戒区内冒着严寒来回地走，身边既没有铅笔也没有纸，这位医务统计员偶尔脱去手套，用手指头在雪地上写什么。（老头儿授课毫无私心，他只是为了短时间之内感到自己是个人罢了。再说，科斯托格洛托夫也付不出什么代价。但他们差点儿没在看守长那里付出代价，他把他们分别叫去审问，怀疑他们是在策划逃跑，而在雪地上画的就是地形图。他怎么也不相信写的是拉丁文。从此，授课也就中断了。）
根据所学过的几课，科斯托格洛托夫脑子里还记得，casus是“病例”的意思；in是否定性前缀。or和cordis他也是从那里知道的，即使不知道，也不难猜测出来，因为“心电图”这个员便来自同一个词根。而tumor一词，他在向卓妞借来的《病理解剖学》的每一页上都能见到。
因此，这会儿他没花什么力气就明白了医生对普罗什卡的诊断：
“心脏肿瘤，不宜于手术治疗的病例。”
既然给他开的药是抗坏血酸，那就意味着，不仅不能开刀，而且任何疗法都不能用。
科斯托格洛托夫俯视着楼梯井口，脑子里想的不是拉丁文的翻译，而是自己昨天向柳德米拉·阿法纳西耶夫娜提出的一条原则——应当让病人了解全部情况。
但那条原则只适用于像他这样见过世面的人。
而对普罗什卡是否适用呢？
普罗什卡手里几乎没提什么，他东西不多。送他的是西布加托夫、焦姆卡和艾哈迈占。3个人都小心谨慎地走着：一个注意自己的脊背，另一个当心自己的腿，第三个毕竟是拄着拐棍。
普罗什卡则轻松愉快，他那一口白牙烟用闪光。
这真有点像过去偶尔送出狱的人那种情景。
可一出大门他又会被逮捕，这该不该说呢？……
“那么，那上面写的是什么呢？”普罗什卡一边将证明收起，一边漫不经心地问。
“鬼知道写的是什么，”科斯托格洛托夫撇了撇嘴，他的疤痕也随之扭动了一下。“医生们变得那么狡猾，写得让你看不懂。”
“躇，愿你们早日恢复健康！小伙子们，愿你们大家都恢复健康！都能很快回家！跟爱妻相聚！”普罗什卡同大家—一告别，从楼梯上还高兴地不时回过头来，向大家连连挥手。
就这样，他满怀信心地走下楼去。
去迎接死亡。
第十章 孩子们
她只用手指摸了摸焦姆卡的肿瘤，还轻轻抱了一下他的肩膀，接着就走往别处。但焦姆卡感到，似乎发生了不幸的事情。
这他不是一下子感觉到的，病房里先是在议论普罗什卡的事并送他出院，后来是他打算搬到他那靠窗的、现在来说是挺吉利的床上去，那儿看书光线好些，跟科斯托格洛托夫学立体几何也方便些，可就在这时进来了一个新病号。
这是一个皮肤晒得黝黑的青年人，漆黑齐整的头发略略卷曲。论年岁，他大概已有20多了。他左边腋下夹着3本书，右边腋下也夹着3本书。
“你们好，朋友们！”他一进门就打招呼，那么大方而又诚恳，使焦姆卡产生了很好的印象。“我该睡哪儿？”
可不知为什么他不是看床位，而是看墙壁。
“您看书的时间多不多？”焦姆卡问。
“整天都看！”
焦姆卡想了想。
“是看专业书还是消遣书？”
“专业书！”
“那好吧，你就睡在靠窗的那张床上。被褥很快就会给您铺好的。您的书是关于哪方面的？”
“地质学，老弟，”新来的病号说。
焦姆卡看到其中一本的书名是《地质化学探矿》。
“睡在靠窗那儿好了。您什么地方疼？”
“腿。”
“我也是腿疼。”
是的，新来的病员迈步时有一条腿特别小心，可他的体态简直可以跟冰上舞蹈演员媲美。
新来病员的床已经铺好了，真的，他好像是为了读书专程而来的，他立刻把5本书摆在窗台上，而第六本他埋头看了起来。他什么也不问，什么也不讲，看了有一个小时的书，随后被叫到医生那里去了。
焦姆卡也在用功看书。先是读立体几何，还用铅笔搭图形。可是定理怎么也进不了他的头脑。而各种图形，无论是直线的截距还是锯齿状的截面，都总是提醒和暗示焦姆卡那件事。
这时他便拿起一本比较容易读的书——得过斯大林奖金的《活水》。各种书出得很多，谁也来不及将它们都读完，而哪一本你读了，却又觉得不如不读。不过焦姆卡还是有一个宏伟蓝图，至少要把获得斯大林奖金的书都读一遍。这样的书每年都有近40本，焦姆卡还是来不及读完。在焦姆卡的头脑里，甚至书名也混淆在一起。概念也搞糊涂了。他刚刚掌握了一条——对事物要进行客观分析，就是说要看到事物在生活中的本来面貌，可是随即读到有人骂一位女作家的文章，说她“陷入了站不住脚的、愈来愈不能自拔的客观主义泥淖之中”。读着《活水》，焦姆卡总也闹不清楚，怎么自己的心也像书中那么乏味和烦闷。
他心中茫然若失的感觉渐渐增强。莫不是他想找人商量商量？还是向谁诉诉苦衷？只要有人跟他推心置腹地谈谈，哪怕对他表示一点同情，也是好的。
当然，他从书本上读到过，也听人家说过，怜悯是一种有损尊严的感情：既有损于怜悯者，也有损于被怜悯者。
然而，他仍然希望别人对他表示同情。
在这医院的病房里，听听别人的谈话，或者自己跟人谈谈，都很有意思，但此时他所渴望的并不是那种谈话内容和谈话方式。跟男人们在一起，得保持男子汉的气派。
医院里女人很多，可以说多得很，但焦姆卡是不会愿意跨进她们那喧闹的大病房的。如果凑在那里的都是健康的女人，经过门口时顺便往里面看一眼倒是会挺有意思，说不定能看到点什么。但在这么一大窝子女病人面前他不敢正视，惟恐看到什么。她们的病是一道比寻常的羞耻心更强的禁幕。在楼梯上和穿堂里，焦姆卡经常会遇见这些女病人中的几个，她们颓丧得连病号长衫也不好好系，焦姆卡甚至可以看到她们胸前或腰下的内衣。然而这种情形在他心里总是引起痛苦的感觉。
所以他在女人面前总是垂下眼睛。在这里结识女人可不是那么简单。
不过斯焦法大婶自己注意到他，主动向他问这问那，于是他也就跟她结识了。斯焦法大婶不仅是一位母亲，而且还当上了奶奶，她脸上已经带有老太太们那种共同的特征——皱纹和对弱点迁就的微笑，只是说话的声音像男人。他和斯焦法大婶有时会站在楼梯顶上附近的什么地方聊好长时间。别的人从来没像她那样满怀同情地听焦姆卡倾诉，仿佛她自己再没有比他更亲近的人。谈谈自己，甚至谈谈他不愿向任何人透露的关于母亲的事，他会感到轻松些。
父亲在战争中牺牲时，焦姆卡才两岁。后来有了个继父，虽然对他并不亲热，却是个讲道理的人，跟他完全可以相处，但母亲成了一个婊子（对斯焦法大婶，他没说出这个词来，可是心里早就下了这样的断语）。继父离开了她，他做得对。从那时起，母亲就把男人带到家里来，而她和焦姆卡住的只有一间屋子。带了男人回来，就必然一起喝酒（他们还硬要焦姆卡也喝，可他总是不肯），而男人们在她家留宿的情形也不一样：有的到半夜，有的到早晨。屋子里没有任何隔板，也并不太暗，因为路灯的光亮从街上映照了进来。这简直使焦姆卡厌恶和感到恶心，这种事情他的同龄人想起来就会打冷颤的。
就这样，他念完了五年级和六年级，上七年级的时候焦姆卡走了，住到学校里看门的老头儿那里。学校每天供他吃两顿饭。母亲也不怎么上劲要他回去——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