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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的确是这样，既然这个自由的人不能抛弃列宁格勒的住宅，岂不也无法离开这里？当然，幸福在于跟谁一起，而不在于在什么地方，但在大城市里毕竟……
薇拉·科尔尼利耶夫娜在瓦季姆床边待了很久。她看了他的腿，摸了两侧腹股沟，尔后又触摸了腹部、骼部，不断问他觉得怎么样，还提了一个对于瓦季姆来说是陌生的问题：饭后有什么感觉，吃了不同的东西有什么不同的感觉。
瓦季姆思想集中，她轻声地问，他也轻声地回答。当出乎他意外地摸到右骼并问起饮食的时候，瓦季姆问：
“您是在检查肝吧？”
他想起母亲；陆走之前似乎无意中也摸了摸那个地方。
“你什么都想知道，”薇拉·科尔尼利耶夫娜摇了摇头。“如今的病人们什么都懂，简直可以把白大褂脱给你们穿了。”
头发乌黑油亮。皮肤黝黑泛黄的瓦季姆，脑袋端端正正搁在白枕头上，他以严肃而敏锐的目光望着医生，有如一尊少年神像。
“这我明白，”他轻声说。“我看过一些书，知道是怎么回事。”
这话说得一点也不咄咄逼人，没有要汉加尔特表示同意或立即向他解释一切的意思，这反倒使薇加感到窘迫，无言以答，坐在他那床边上，好像很对不起他。他模样端正，年纪轻轻，想必也十分聪明，他使我加想起与她家很熟的一个家庭里的一个青年。那人垂死期拖得很长，头脑十分清楚，医生们却都束手无策。正是由于看到他的这种情况，当时还在上8年级的激加才改变了将来当工程师的主意，决心成为医生。
但是如今面对着眼前的这个病号，她也无能为力。
瓦季姆床旁窗台上一只罐头瓶子里盛着深褐色的恰加煎汁，常有其他病人怀着羡慕的心情来看这种药汁。
“您在喝矿？”
“是的。”
汉加尔特本人并不相信恰加，她过去从未听人说起过这种东西，不过，它至少没有害处，这不是伊塞克湖草根。如果病人相信这种药，那只会有好处。
“关于放射性金的事进行得怎样了？”她问。
“不管怎样还是答应了。也许最近能给，”他还是那么全神贯注而沉郁地说。“但是这东西看来还不能直接拿到手，得从上面逐级往下转来。请您告诉我，”他直盯着汉加尔特的眼睛，“如果要过……两个星期才能送到，是不是就会转移到肝脏了？”
“不会，您说什么呀！当然不会！”汉加尔特确有把握而又兴致勃勃地说了个谎，看来也使他信服了。“如果您愿意知道的话，那我可以告诉您：这个过程是以多少个月来计算的。”
（可是她在骼骨那儿摸来摸去干什么？为什么还问饮食后有什么反应？……）
瓦季姆倾向于相信她的话。
要是能够相信，那就会好受些……
在汉加尔特坐在瓦季姆床边上的这段时间里，卓娅由于没什么事情可做，便转过头去就近从侧面瞧瞧奥列格窗台上的一本书，之后又瞧瞧他本人，并通过眼神向他问了什么问题。但究竟问什么，闹不清楚。她那眉毛扬起并发出疑问的眼睛看上去很美，不过奥列格却无动于衷，默然不答。现在，爱克斯射线也给照够了，何必紧接着来这种秋波游戏，他不理解。别的还无所谓，玩这种眉来眼去的把戏，他觉得自己未免太老了些。
他根据今天巡诊的做法，正准备接受详细检查，所以已脱去了病号上衣，正欲把贴身的衬衣也脱下来。
但薇加·科尔尼利耶夫娜结束了对扎齐尔科的巡诊，擦擦手朝这边转过脸来时，不仅不向科斯托格洛托夫微笑，不仅不请他详细述说，不坐到他的床边上，就连看他的时候也只是目光一惊而过，仅够表明巡诊的下一个对象就是他了。不过，仅凭这短暂的一瞥，科斯托格洛托夫就已看出这双眼睛是多么冷漠。给他输血的那天这双眼睛所焕发的那种光彩和喜悦，甚至原先那种亲切的好感以及原先那种关切的同情——一下子全从她眼睛里消失了。眼睛变得视而不见了。
“科斯托格洛托夫，”汉加尔特说，但视线却基本上是投向鲁萨诺夫。“还是那么继续治疗。倒也奇怪，”她看了卓娅一眼，“激素疗法好像没有引起什么反应。”
卓娅耸了耸肩膀：
“莫不是由于机体的局部特殊性？”
她显然把汉加尔特医生的话理解成作为一个同行跟她商量，因为再过一年她医学院毕业也将成为医生了。
但是汉加尔特对于卓娅所提出的看法根本没听进去，而是用完全不像商量的口气问她：
“是否按严格规定给他打了针？”
反应迅速的卓娅稍稍把头一昂，略微瞪大了她那浅褐色的。有点凸出的眼睛，直盯着医生，流露出由衷的惊讶：
“这不会有什么疑问吧？……凡是规定的疗程……总是严格执行！”要是再进一步，卓娅简直会认为是受到了侮辱。“至少在我值班的时候是这样……”
别人值班的情形问不到她头上，这是明摆着的。可是“至少”这两个字她是一带而过的，不知为什么正是这含糊而匆促的声音使汉加尔特确信卓娅在撒谎。既然针剂没有充分显示作用，那就是说必定有人没给他注射！这不能是玛丽亚。也不可能是奥林皮阿达佛拉季斯拉沃夫娜。而众所周知，卓娅在值夜班的时候……
然而，根据卓娅那大胆的、准备反击的眼神，薇拉·科尔尼利耶夫娜意识到这是无法证明的，卓娅也知道这无法证明而决心顶住！单娘硬顶的劲头和否认的决心之强，使薇拉·科尔尼利耶夫娜反倒坚持不住，从而垂下了眼睛。
每当她对人产生不快的想法时，总是把眼睛垂下。
她负疚地垂下了眼睛，而得胜的卓娅却继续用自尊心受到伤害的坦直的目光审视着她。
卓娅胜利了，但她当即明白不能再冒这样的风险：万一东佐娃也来盘问，而病号里的某个人，比如鲁萨诺夫出来作证，说她什么针也没给科斯托格洛托夫打过，那就可能失去医院里的这个位置，并在学校里造成不良的影响。
冒险——究竟为了什么？那游戏的轮子已经到了无法继续再滚的地步了。于是卓娅以撕毁协议（即不给他打针的协议）的眼神对奥列格打量了一下。
奥列格明显看出，薇加连看都不想看他，但完全不明白原因何在，为什么如此突然？似乎什么事情也没发生。思想上没有任何准备。诚然，昨天在穿堂里她背过身去没有看他，但当时他以为那是偶然的。
这就是女人的特点，他把这些特点完全忘了！她们身上的一切都是这样：一吹也就没了。只有跟男子汉才可能有持久、平稳、正常的关系。
卓娅也是一样，她把睫毛一扬，不也是在责怪他。她胆怯了。既然针要开始打，他们之间还会剩下什么，还会有什么秘密？
然而，汉加尔特的想法是什么？一定要他把这些针都打下去？为什么她对这种针剂如此重视？听她摆布是不是代价太大？……去她的吧！
而薇拉·科尔尼利耶夫娜此时正以关切和温暖的口吻跟鲁萨诺夫谈话。这种温暖更衬托出她对奥列格的态度是多么生硬。
“在我们这儿您现在对打针已经习惯了。您适应得很好，大概还不愿停止呢，”她开玩笑说。
（明摆着，你是想拍人家的马屁！）
鲁萨诺夫在等医生给他巡诊时，看到和听到了汉加尔特同卓娅之间的冲突。作为病房里的邻居，他是知道那丫头为了自己的野汉子在撒谎，知道她跟啃骨者是串通一气的。假如问题只涉及啃骨者一个人，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大概会向医生告密，当然不是在巡诊时公开说出来，而是有可能在医生工作室里偷偷地谈。但他不愿得罪卓娅，说也奇怪，在这里住了一个月的医院，他懂得，就连最不起眼的护士也能把你气火，狠狠地报复你。医院里有自己的一套从属体系，在他住院期间，为了与已无关的一点小事，哪怕是跟一个护士的关系搞僵也是不足取的。
如果啃骨者因执得连针也不愿意打，那就让他坐以待毙好了。即使死了也是活该。
至于他自己，鲁萨诺夫坚信现在是不会死的。肿瘤消得很快，他每天都怀着满意的心情等候巡诊，以便让医生向他证实这一点。今天薇拉·科尔尼利耶夫娜也证实肿瘤在继续消退，疗程进展顺利，而虚弱和头疼随着时间的推移也能渐渐被克服。她还说要给他输血。
现在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非常珍视那些了解他最初肿瘤情况的病人所提供的旁证。如果啃骨者不算在内，这样的见证人病房里只剩下艾哈迈占一人，还有就是这几天刚从外科病房回来的费德拉乌。他脖子上的刀口愈合得比较好，不像当初波杜耶夫那样，而每一次换药，缠在上面的绷带都减少一些。费德拉乌回来以后睡的是恰雷的那张床，这样也就成为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的第二位邻居。
让鲁萨诺夫睡在两个流刑犯之间——这件事本身，毫无疑问，是有辱他的尊严的，也可说是命运的嘲弄。如果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还跟从前一样，那他一定会去找院方作为一个原则性的问题提出来：能否这样把领导干部跟有害于社会的不轨分子混在一起。然而，在这五个星期里，一直被肿瘤牵着鼻子折腾的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好像是变善良了些，或者说想开了些。对啃骨者可以把背朝着他，况且他近来已不大出声，很少动弹，一直躺着。至于费德拉乌，如果迁就一下，作为一个邻居还是可以容忍的。费德拉乌感到非常兴奋的首先是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的肿瘤消退得那么快——只有原先三分之一了，而且，按照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的要求，他看了又看，赞了又赞。他很有耐心，不好胜争强，随时准备听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对他讲什么，从来也不反驳。关于工作，可想而知，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是不能在这里多讲的，但是关于自己衷心喜爱、不久就会回到那里去的家，为什么不可以详详细细地谈呢？这方面没有什么机密，费德拉乌当然愿意听听别人是怎么舒舒服服生活的（将来大家都会有那样的生活）。一个人过了40岁，根据他的住房就完全可以判断出他的贡献。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分作几次娓娓道来，谈及他的住房的布局和陈设，第一间席二间、第三间如何如何，阳台是什么样的，有哪些设备。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记性很好，他清楚地记得每一个立柜、每一张沙发是在何时何地。花多少钱买的，都有什么优点。他尤其详细地向这位邻床的病人介绍了自己的洗澡间，用什么材料铺地面、什么材料贴墙壁，介绍瓷砖的踏脚板、放肥皂的小台、枕脑袋的圆凹口、热水龙头、淋浴装置、挂毛巾的装置。这一切可并不是无足轻重的小事。这就是生活的组成和存在，而存在决定意识，应当使生活愉快。舒适，这样也就会有正确的意识。正如高尔基所说：健康的头脑寓于健康的体魄。
头发和眉睫谈得几乎没有颜色的费德拉乌，听着鲁萨诺夫动人的叙述，简直目瞪口呆，从来不顶嘴，甚至在缠着绷带的脖子允许的范围内连连点头。
这个沉静的人虽然是日耳曼血统，虽然是个流迁者，却可以说是个相当体面的人，跟他在病房里作邻居倒还可以。要知道，这个人形式上还是个共产党员呢。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曾以其直截了当的一贯作风当面对他这样讲：
“把你们流放，费德拉乌，乃是国家的需要。您懂吗？”
“我懂，我懂，”费德拉乌带着不能弯曲的脖子直哈腰。
“要知道，当时不这样做不行。”
“当然，当然。”
“对于国家所采取的一切措施，应当正确理解，其中也包括流放。无论怎样，您应当珍惜这一点：可说是还保留了您的党籍。”
“那还用说！当然……”
“而党内职务您过去不是也没担任过吗？”
“没有，没担任过。”
“一直是普通工人？”
“一直是机修工。”
“我也曾经是个普通工人，可是您瞧，后来怎样被提升了！”
他们还详细地谈到各自的子女，原来，费德拉乌的女儿亨里埃塔已在州立师范学院念二年级了。
“啄，您想想！”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惊讶地说，简直是感慨万千。“‘这可是应当珍惜的：您虽然被流放，女儿却照样上大学！在沙俄时代谁能做这样的梦想！没有任何阻碍，不受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