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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而一个排长可拿600卢布，您明白吗？在前线，军官可以得到补充军响——饼干、黄油、罐头，他们吃的时候躲开我们，您明白吗？因为他们不好意思。连掩蔽部我们也是先给他们造，然后才是给自己造。我再说一遍，我当过军士。”
瓦季姆皱起了眉头。
此刻奥列格在想：这位基托夫拉斯和十五世纪的这些手稿抄录者是多么富有人性，同他们相比我们简直是一群狼。
如今谁会以折断肋骨为代价去听软话？……
但卡德明夫妇的信还不是从这里开头的，奥列格从床头柜上摸到了信。他们写道：
亲爱的奥列格！
我们遭到了很大的不幸。
茹克被打死了。
村苏维埃雇了两个猎人用枪打狗。他们在街上走来走去开枪。我们把托比克藏了起来，可是茄克却冲了出去向他们狂吠。要知道，它一向连照相机的镜头都怕，大概它已有那么一种预感！它被枪弹打中了一只眼睛，倒在水渠边上，脑袋垂向渠道。我们赶到它跟前时，它的身体还在抽动。它的躯体是那么大，抽动起来惨不忍睹。
您能想像，屋里变得空寂了。我们感到对不起茄克，因为我们没能把它阻挡住，藏起来。
我们把它埋在花园的角落里，靠近亭子……
奥列格躺在床上想像茹克的模样。不是想像它被打死后一只眼睛淌着血、脑袋垂向水渠的模样，而是它来到奥列格的土屋前用两只前爪和一颗长着一对大耳朵的和善可亲的大脑袋遮住窗口叫他开门的情状。
第三十章 老医生
奥列先科夫医生已在世上度过75个年头了，给人治了半个世纪的病，未能挣得一座砖瓦楼房，但毕竟买了一所带小花园的木头平房。那还是20年代的事情。从那时起他就住在那里。这所房屋坐落在一条静谧的街上，这条街不但有开阔的林荫道式的街心花园，还有宽敞的人行便道，使房屋同街面相隔足有15米之远。便道上排列着还是上一世纪就栽植起来的一株株粗干大树，到了夏天，树顶连接成蔽日的绿荫，每棵树干下面的土都被翻松，收拾得干净齐整，并用铁栅围了起来。盛暑中，人们走在那里，不会觉得烈日炎炎，便道旁边铺瓦的水渠中流动着清凉的灌溉渠水。这条穹顶覆盖的街道环绕着本城建筑最好。市容最漂亮的一个地区，街道本身也成为最美的点缀之一。（不过，市苏维埃里有人在嘴咕，说这些平房零落分散，很不紧凑，装置各种设备费用太贵，不如把它们统统拆除，另建五层楼的住宅。）
公共汽车并不挨近奥列先科夫的住处停靠，所以柳德米拉·阿法纳西耶夫娜得徒步走上一段。这是一个十分暖和、干燥的傍晚，天色尚未暗下来，还看得见那些或多或少地披着柔嫩绒的树木在准备过夜，而状似蜡烛的白杨还一点也没有绿意。但是东佐娃只瞧着脚下，不往上看。这一年的春天并无欢乐可言，一切都是受制约的，很难预料这些树木长满绿叶、待到秋天变黄和脱落的时候，柳德米拉·阿法纳西耶夫娜会怎样。过去她也是那么忙得没工夫停下脚步，昂起头来，眯着眼睛仔细看上一眼。
奥列先科夫的房屋有并排的两扇门：一扇是便门，另一扇是带铜把手的老式正门，镶着凸起门心板。在这种房子里，类似这种年头已久的大门通常都被打死，必须经便门出入。然而，这里门前的两雕石阶并没长出芜草和青苔，携刻着手写斜体“多·吉·奥列先科夫医生”字样的铜牌依然被擦得程亮。碗状的电铃也没有弃置不用的样子。
柳德米拉·阿法纳西耶夫娜按了按那个电铃。传来了一阵脚步声，奥列先科夫亲自来开门了，他身穿一套当年属于上等料子的咖啡色旧西装，衬衫领子敞着。
“噢，是柳多奇卡，”他只是微微抬起了嘴角，但这在他来说，已意味着是最显著的微笑了。“我正在等您。请进。我很高兴。高兴，尽管又不高兴。您来见我这老头子，恐怕不会有什么好消息。”
东佐娃曾给他打过电话，请求允许前来见他。她本可以把求他的事情在电话中全部讲出来，但这样做似乎不大礼貌。此刻她怀着歉意向他解释，说前来看他不见得有什么坏消息。其时奥列先科夫正忙着帮她脱大衣，不让她自己动手。
“让我来帮您，我还没有衰老不堪！”
他把她的大衣挂在为许多来访者备着的深色抛光长衣帽架上，带领她沿着漆得光滑的地板往里走。他们沿着走廊从这所房子最好、最亮堂的一个房间门前经过（这个房间里边放着一架大钢琴，谱架竖起，乐谱翻开，给人一种欢快的感觉，这是奥列先科夫的大孙女住的）；穿过饭厅（它那朝向院子的窗户被此时还光秃秃的葡萄藤掩映着，室内有一台很值钱的收音电唱两用机）；来到四壁全都围着书架、里边摆着一张笨重的老式写字台。一张旧沙发和几把舒适圈椅的书房。
“据我看，多尔米东特·吉洪诺维奇，”东佐娃眯缝着眼睛环视四周。“您的书比以前更多了。”
“没，没多，”奥列先科夫稍微摇了摇他那像是金属浇铸的大脑袋。“不过，前不久我确实买了大约20本，而您知道我是从谁手里买来的吗？”他微微现出欣喜的神色。“是从阿兹纳切耶夫那里买来的。他退休了，您瞧，已经满60岁了。就在那一天，大家才发现他根本不愿当放射科专家，不愿再跟医学多打一天交道，原来他从内心里喜欢养蜜蜂，今后将把全副精力放在养蜂上。怎么会是这样的呢？既然你喜欢养蜜蜂，何必把自己最好的年华耗费在别的事情上？……好吧，柳多奇卡，您想坐哪儿？”他问头发有点花白、上了年纪的东佐娃。接着就自己代她作出了决定：“瞧，坐在这把圈椅里您会感到很舒适。”
“我并不打算在这儿待多久，多尔米东特·吉洪诺维奇。我一会儿就走，”东佐娃嘴上这样说，但已深深地坐进那把柔软的圈椅，而且立刻感到放心，甚至可说是确信待会儿在这里作出的决定必定是上策。经常性负责的重担，作为一个头头的重担，必须为自己的生活作出选择的重担——这一切还在走廊里的衣帽架旁就已经从她肩上卸下，等她坐到这把圈椅里的时候，就彻底被丢在脑后了。她怀着轻松的心情缓缓地环视这间她所熟悉的书房，看到屋角一只旧的大理石洗手盆而深受感动，那不是新式的盥水盆，而是下面放着水桶的洗手盆，但全都被罩了起来，非常清洁。
她直接望了望奥列先科夫，心里很高兴，因为他还健在，会替她分担一切忧愁。奥列先科夫还站着。他站得笔直，没有一点腰弯背驼的倾向，肩膀和头部的姿势还是显得那样硬朗。他看上去永远是那么信心十足，仿佛他的使命就是给别人治病，而自己绝对不会生病。从他下巴的正中垂下一给修剪齐整的疏朗银须。他还没有谢顶，甚至须眉也未全白，分梳两边的头发还算光滑，这些年来似乎没有什么变化。他的脸属于不为任何感情动容的一种类型，五官始终各就各位。只有向上拱曲的眉毛通过微乎其微的位置变动显示出感情起伏的整个幅度。
“对不起，柳多奇卡，我就坐在这写字台前。不要把这看成是正式的接待。只不过我是在这个地方坐惯了。”
要是没有坐惯，才是不可思议的！当年几乎每天都有病人到他这间书房里来，后来人少了些，但直到今天还有；他们有时会在这里坐上很久，跟医生进行有关前途命运的痛苦交谈。在这种迂回曲折的谈话过程中，不知为什么可以使你终生难忘铺在深褐色橡木边框中央的绿色台呢，或一柄古老的裁纸木刀，或一根医用的镀镍金属棒（用于检查咽喉）、一只带钢盖的墨水缸，或杯中冷却了的、颜色深得像波尔多葡萄酒的浓茶。医生坐在自己的写字台前，有时需要让病人摆脱他的视线而稍加思考，就站起来向洗手盆或书架那边走去。一般说来，奥列先科夫医生的一双始终聚精会神的眼睛非必要时从不把视线移开去看旁边，从不垂向桌上的文件，它们从不浪费准备用于观察病人或交谈者的每一分钟。这双眼睛是主要的仪器，奥列先科夫医生就是通过这双眼睛了解病人和学生的情况，并把自己的决心和意志传达给他们的。
多尔米东特·吉洪诺维奇一生受过许多迫害：1902年因参加革命活动（当时他同其他几个大学生一起坐过一个星期的班房）；后来因为他那已经去世了的父亲是个神甫；后来又因为他本人在第一次帝国主义大战中当过沙皇军队的旅军医，而且不仅仅是个军医，据证人肯定，在那个团仓皇溃退的时刻，他曾跃上战马，扭转败局，率领那个团重新投入这场帝国主义大混战，与德国工人为敌。然而，在所有这些迫害之中奥列先科夫遭到持续最久、最难忍受的迫害，却是因为他坚持私人开业行医的权利，而这项职业处处被禁，愈禁愈严，被认为是个人发财致富的来源，是非劳动行业，无时无处不在滋生着资产阶级。有好几年他不得不摘下行医的招牌，不管登门求医的人如何恳求，不管病情多么严重，一律将他们拒之门外，因为邻近已被安插了自愿的或受雇的财政局密探，加上病人本人也难免会说出去——这可能导致医生丧失一切工作乃至住所。
而他在自己的事业中偏偏最珍视私人行医的权利。要是门上缺少这块镌率的铜牌，他就像冒名顶替似地过着木合法的生活。他奉行的是绝不谋取副博士或博士学位的原则，说学位丝毫不能证明日常治病所能取得的成就；如果医生是一位教授，病人反而会感到拘束；把时间花在写学位论文上，还不如多研究一种学派的理论为好。单是在本地的医学院里，对年来奥列先科夫就先后在内科、小儿科、外科、泌尿科、传染病科乃至眼科病院工作过，只是在这之后他才成为放射科专家和肿瘤学专家。对于“功勋科学家”，他顶多通过嘴唇一毫米的撇动来表示自己的看法。他常常说，如果在这个人还活着的时候就授予他什么家什么家的称号，而且还要冠之以“功勋”二字，那么此人也就完了，因为荣誉会妨碍医生治病，就像华丽的服装妨碍行动一样。“功勋科学家”不论走到哪里，总是跟着一帮子人；他被剥夺了犯错误的权利，被剥夺了不知道某某事物的权利，甚至被剥夺了思考的权利；他会变得自满、萎靡不振或落后于时代，并千方百计掩饰这一点，而所有的人又偏偏等着从他那里看到奇迹。
所以，这一切奥列先科夫一概不要，他只要在门上钉一块铜牌，装一只路人够得着的门铃。
不管怎么说，命运的安排使奥列先科夫三生有幸：有一次他得以救活了当地一主要领导人的一个垂死的儿子，另一次救了一位领导人，虽然不是那位领导人，但也是位要人。还有几次救了几个显要家族的成员。这一切都发生在本市，因为他从来不去外地。就这样，奥列先科夫医生在一些有影响的人物中间确立了声望，他的周围也就出现了一种保护性的光轮。也许，在纯粹是俄罗斯人的城市里，这对他仍然无济于事，但在比较好说话的东方城市里，人们善于对他重新挂牌、接诊病人的事视而不见。战后他已经不在任何地方担任固定的工作职务了，但却给好几所医院当过顾问，出席过一些学会的学术会议。就这样，从65岁起，他就不受阻碍地过着自己认为一个医生应该过的那种正常生活。
“是这么回事，多尔米东特·吉洪诺维奇，我是来求您帮忙：您能不能到我们那儿去，检查一下我的肠胃道？……哪一天对您方便，我们就定在哪一天……”
她的面色发灰，声音微弱。奥列先科夫以平稳、凝神的目光望着她。
“没有问题，我们就定个日子吧。不过，您还是先把症状说给我听听。不妨也谈谈您自己的想法。”
“症状我这会儿就告诉您。至于我自己的想法，该怎么说呢？您知道，我是竭力不去想的！就是说，这件事我想的实在是太多了，夜里睡不着觉，要是我自己一点儿也不知道就好了！这是真的。您如果作出决定要我住院，那我就住院，可是到底是什么病——我不想知道。如果要动手术，最好不要让我知道诊断意见，免得开刀的时候我胡思乱想：‘他们现在大概在做什么？此刻正在往外掏什么呢？你理解吗？”
不知是由于圈椅太大，还是由于她的肩膀完全放松了的缘故，柳德米拉·阿法纳西耶夫娜此刻看上去不像一个身躯高大的女人。她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