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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舒卢宾用脖子做了一个奇异的螺旋式扭动的姿势，脑袋转了个圆圈。坐在长凳上前俯后仰的他，就像栖木上的一只蹲够了的大鸟。
科斯托格洛托夫竭力不现出听得津津有味的样子：
“阿列克谢·菲利波维奇，这全看抓的是什么问儿了。你们要是处在我们的地位，也会吃苦头；而我们要是处在你们的地位，也会充当那样的打手。不过，像您这样看透个中原委的人，精神上不免受到煎熬。有的人很快醒悟了。至于一直信以为真的那些人，精神上倒也轻松。他们即使双手沾满了血，也不觉得是血，因为他们糊里糊涂。”
老头那贪婪的目光斜着向他一扫：
“谁会信以为真？”
“就说我吧，也曾信以为真过。在对芬兰的战争以前。”
“可是有多少人信以为真呢？有多少人糊里糊涂呢？对不懂事的小青年自然不能苛求。但是要我承认，我们的老百姓一下子都变成了头脑迟钝的人——我做不到！我想不通！过去有过那样的情况：地主老爷站在台阶上胡说八道，庄稼人在下边听着只是暗暗发笑；老爷也看见了，管事的在旁边也觉察到了。到了行礼的时候，大家‘就像一个人一样’对他弯腰。这难道意味着庄稼人把地主老爷的话信以为真？那么什么样的人才会信以为真呢？”舒卢塞交性激动不已。他的脸在强烈的情感冲动下，整个儿变了样：没有一个器官无动于衷。“一会儿说，所有的教授、工程师都成了暗害分子，他会信以为真？一会儿说，国内战争时期的那些优秀师长是德田间谍，他会信以为真？一会儿说，列宁的那些久经考验的老战友是十恶不赦的叛徒，他会信以为真？一会儿说，他所有的朋友和熟人是人民公敌，他也会相信？一会儿说，千百万俄罗斯士兵背叛了祖国，这他都相信？一会儿说，成批成批的男女老少都被斩尽杀绝，他会统统信以为真？请问，要是这一切他都信以为真，那他自己又是什么人？对不起，他岂不是傻瓜？！请原谅，难道全体人民都成了傻瓜？！人民是聪明的，而且要活下去。大多数的人信守着这样一条原则：熬过一切，活下去！将来，历史面对着我们每一个人的坟墓问起‘他是何许人物？’那就只能借助于普希金的诗句了：……
在我们这丑恶的世纪，无论在哪一种自然领域里，人都无非是暴君、叛徒或因犯。”
奥列格哆喀了一下。他不知道这几行诗，但其中蕴含着铭刻于人心的那种思想是毋庸置疑的，作者和真理都有血有肉。
舒卢宾举起一个粗大的指头冲着他扬起：
“普希金的诗里甚至没有给傻瓜留下一席地位。尽管他知道，世上随时可以遇到傻瓜。不，我们只能在三者之间作出抉择。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我没有坐过牢，而且，确信e已不是暴君，那就是说……”舒卢宾凄然一笑，咳嗽起来，“那就是说……”
在咳嗽过程中，他那坐着的躯体前后摇晃。
“您以为这样的日子比您的好过吗？我提心吊胆过了一辈子，现在很愿意跟您换换呢。”
跟他一样，科斯托格洛托夫也缩着个脖子坐在狭窄的长凳上，前俯后仰他晃动着身子，像一只羽毛蓬松的鸟蹲在栖木上。
他们始起的两腿在各自面前的地上投入清晰的斜影。
“不，阿列克谢·菲利波维奇，这样下定论过于轻率，也过于苛刻。我认为写告密信、充当证人之辈才算叛徒。这样的人也是数以百万计的。假定囚犯同告密者的比例是二比一，就算三比一吧，他们的人数岂不也是以百万计？但是，把所有的人都算作叛徒，就未免太偏激了。普希金也是一时激动才那么说。在暴风雨中树木被折断，而草只是倒伏，难道能说小草出卖了大树？刚才您自己就说过：熬过去——这就是人民的守则。”
舒卢宾整个面部都堆起了皱纹，皱得嘴巴变成了一条线，两
只眼睛不见了。本来是圆鼓鼓的大眼睛，此时已经消失了，眼窝里只剩下一堆皱皮。
皱纹终于舒展开来。还是那淡褐色的虹膜，四周围着微微泛红的眼白，但目光比先前澄净了些：
“说得好听一点，这可以叫做合群性。是一种害怕单独留在隼体之外的心理。这不是新发现。弗兰西斯·培根早在16世纪就提出了这种学说——关于偶像的学说。他说，人们不喜欢靠纯粹的经验过活，他们宁可让偏见污染经验。这些偏见就是偶像。培根把它们称为种族偶像、洞穴偶像……”
他说到“洞穴偶像”时，奥列格的想像中便出现了一幅穴居时代的情景：洞穴中央燃着一堆黄火，整个洞内烟雾腾腾，野人在烤肉，洞穴深处竖立着的一座蓝幽幽的偶像依稀可辨。
“……剧场偶像……”
这种偶像放在哪里？前厅里？舞台的帷幕上？不，比较体面的位置当然是在剧院广场的花坛中央。
“剧场偶像是什么？”
“剧场偶像——这是指别人的权威性意见，别人在探讨自己不曾亲身体验过的事物时喜欢把这类意见奉为指导思想。”
“哦，这种情况是多么普遍！”
“有时自己也有亲身体验，但还是觉得相信权威的意见更合适。”
“这种人我也见过……”
“另一类剧场偶像则指与科学论点牵强附会地联系。一句话，是自愿把别人的谬误接受下来。”
“说得好！”奥列格非常赞赏。“自愿把别人的谬误接受下来！确实是这样！”
“最后，还有市场偶像。”
“嗅！这是最容易想像的！人头攒聚的集市上耸立着一座雪花石膏的偶像。”
“市场偶像——这是由于人们互相联系和交往而导致的谬误。这是使人的头脑受到禁烟的一些谬论，因为人们习惯于沿用强奸理智的说法。举例来说：人是公敌！异己分子！叛徒！于是人人与其划清界限。”
舒卢宾神经质地时而挥动左手，时而挥动右手，以加强感叹的语气——这又像被剪短了翅膀羽毛的鸟歪歪斜斜检试图起飞的笨拙动作。
不像春天那样的灼热的太阳，晒着他们的背部。尚未连接一起的树枝还没有形成绿荫，只是各自披着新绿。尚未被南方那样的烈日烤得炎热的天空，在白昼飘动的片片白云之间保持着蔚蓝色的背景。但舒卢宾由于没看见或者不相信，却晃动着举得高过脑袋的一个手指头说：
“而在所有偶像上方的是恐惧的天！是阴云低垂的恐惧的天。您是知道的，傍晚的时候，虽然没有任何雷雨的迹象，有时低空中也会飘来这种浓厚的阴云，晦暗提前到来，整个世界变得凄凉，使人只想躲进屋子里去，尽快挨近炉火和亲人。在这样的天空下我生活了25年，全靠弯着腰子活和沉默不语才保全了自己。我沉默了25年，也或许是28年，您自己可以算去，有时是为了妻子而沉默，有时是为了孩子而沉默，有时是为了自己这罪孽深重的肉体而沉默。可是我的妻子死了。我的躯体竟也要变成一只粪袋，还得从旁边开一个窟窿。而孩子们也都长大了，变得不可思议，变得冷酷无情！要是女儿突然给我写起信来了，而且是寄来了第三封信（不是往这里寄，而是寄到家里去，我指的是两年之内），那原来是因为党组织要她跟父亲的关系正常化，您明白吗？对儿子么，连这样的要求也不提了……”
舒卢宾皱着毛茸茸的浓眉把脸转向奥列格，他那毛发蓬乱的模样使奥列格一下子想起《美人鱼》中发疯的磨坊主。“我哪儿是什么磨坊主？？我岂不是一只乌鸦！！”
“我简直不知道，那几个孩子是不是我做的梦？也许我根本没有孩子？……您倒说说，人难道是木头？！只有木头才不在乎自己是单独躺在那里，还是跟别的木头放在一起。而我是那样生活的：一旦我失去知觉，昏倒在地，甚至一命呜呼，几昼夜之内邻居都不会发觉。尽管如此，您听我说，您听我说！”他用力抓住奥列格的肩头，唯恐他听不见似的，“我仍然小心翼翼，步步留神！像我在病房对你们讲的那些话，在费尔干纳我是不敢说的！在我工作的地方也不敢说！至于我现在对您讲这样的话，那是因为很快就要让我上手术台了！即便是这样，有第三者在场我也不会讲的！事情就是这样。您瞧，我被挤到什么样的角落里去了……可我是农业科学院毕业的。我还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高级进修班毕业。我曾开课讲授过好几门专业知识——这都是在莫斯科的事情。然而，后来一棵棵橡树开始倒下。农业科学院里倒了穆拉托夫。教授们成批地被抓了起来。要我表态承认错误？我也就承认错误！要我同被捕者划清界限？我也就划清界限！不是有那么百分之几的人得以幸免吗？我就是属于这百分之几里的。我转而专门研究生物学，以为找到了一个安静的避风港…不料那里也开始搞清洗，而且那又是怎么个搞法！生物系各教研室的人全部受审查。要我停止授课？好，我也就停止授课。我退而充当助教，我甘愿做一个小人物！”
这个在病房里是沉默寡言的人，竟是如此健谈！他的话是如此滔滔不绝。仿佛演说才是他最擅长的事情。
“伟大学者们写的教科书被销毁，教学大纲要变更，那好，我同意，就按新的要求上课！那时向我们提出，解剖学、微生物学、神经病理学得按一个不学无术的农艺师的学说和园艺家的实践彻底改造。好啊，我也是那么想的，完全赞成！不行，还得把助教的位置让出来！好，我没意见，我可以去搞教学法。不行，作出牺牲也没有用，在这个位子上也被撤了下来。那好，我没意见，我就去当图书馆管理员，到遥远的浩罕当图书馆管理员！我先后不知降了多少级！但毕竟算是活了下来，我的孩子也都念完了大学。而图书馆管理员们则会接到上边下达的秘密条子：把遗传学这门冒牌科学的书籍销毁！把某某作者、某某作者的书统统销毁！这我们岂不是已经习惯了吗？四分之一世纪以前，我自己不就从教授辩证唯物主义的讲台上宣布相对论是反革命的蒙昧主义邪说吗？于是由我起草文件，党组织书记和特别科负责人在上面签字，随后也就把遗传学、左派美学、伦理学。控制论、数学书籍—一扔进炉子里去，付之一炬！……”
他还笑了起来，这只发了疯的乌鸦！
“…我们何必搞街头焚书这种多余的戏剧性举动？我们只是在僻静的角落里把书往炉子里填，还可借以取暖…您瞧，我背靠炉子被挤到什么样的角落里去了……但我总算把孩子拉扯大了。我的女儿还成为区级报社的编辑，她写过这样的抒情诗：
不，我不想后退！
求饶我可不会。
既然非打架不可，那就打吧！
是亲爹又怎么样？还不是照脖子上捶！”
他的病号长衫像无力腾飞的翅膀耷拉着。
“是，是啊……”科斯托格洛托夫只能如此应道。“我同意您的看法，您的日子不见得好过些。”
“正是这样。”舒卢宾喘了口气，让自己坐稳些，语调也缓和些。“您倒说说，这一个个历史时期的更迭究竟该怎么解释？人民还是这些人民，可是经过十来年工夫，全部政治热情一落千丈，勇敢的冲动走向了反面，变成了怯懦的冲动。要知道，我从1917年起就是个布尔什维克。要知道，在唐波夫，我是怎样奋勇地去驱散益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控制的议会的，尽管那时候我们只能把两个指头塞进嘴里打一声电哨算是发出了冲锋的号令。我还参加过国内战争。当时我们根本没有考虑自己的生死！而且，我们简直把为世界革命献出生命看成是幸福！可是后来是怎么对待我们的？我们怎么会低头的？再说，主要是向什么低头？是向恐惧低头吗？是向市场偶像？向剧院偶像？赌，我是个小人物，不必说了，可是娜杰日达惊斯坦丁诺夫娜·克鲁普斯卡妮呢？难道她不明白，她看不见吗？为什么她不大声疾呼？只要她出来讲话，甚至她为此付出生命代价，那会对我们大家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也许我们就会变成另一个样子，也许什么都能顶住，事情岂不就不会愈演愈烈？而奥尔忠尼启则怎么样？要知道，当年他可不愧为一只雄鹰啊！无论是施吕瑟尔堡要塞，还是苦役，都未能使他屈服，可究竟是什么把他阻挡住了，使他一次也没有说出反斯大林的话？他们宁愿神秘地死去或自杀——这难道是勇敢吗？请您给我解释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