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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蜜蜂卓英卡：
您让我的嘴唇接触到真正的生活，为此我由衷地感谢您。要是没有那几个晚上，我必定会感到自己完全——完全是个被偷之一空的人。
您比我明智，也许正因为如此，我现在才能离开而不受良心的谴责。您邀请我到您家去，可我没有去。谢谢！不过我想：让我们保持已有的关系吧，不去破坏它。我将永远怀着感激的心情铭记您的一切。
由衷地、诚挚地祝愿您婚姻美满幸福！
奥列格
这有点像在秘密监狱里的情形：在允许申诉的日子里也是给你这种满是纤维渣滓的墨水缸，给你跟这差不多的蘸水笔，而纸比明信片还小，墨水写上去湿得厉害，都透到纸背了。任你写给谁都行，爱写什么就写什么。
奥列格把信读了一遍，折好后放进信封里，打算封口（他从小就记得有一部侦探小说，情节的起因就在于信封的混淆），但事情不尽人意！本来，按国家标准规格，信封的斜口上应有一层胶水，可是现在那里只有一道暗淡的痕迹，不消说，胶水是没有的。
于是，奥列格把3支笔都试了试，选出笔尖不算太坏的一支，把它擦干净了，考虑写最后一封信。刚才他还那么坚定，甚至脸上露出了笑容。可现在一切都晃动了起来。他曾拿定主意写“藏拉·科尔尼利耶夫娜”，结果写的是：
心爱的薇加！
（我一直想这样称呼您，此刻总算如愿了。）
我可以完全敞开。心扉给您写信了。我跟您交谈的时候从未这样坦率，但想像中不也是这样坦率吗？您主动提供自己的房间和床铺，这就是说，我并不只是您所接诊的一位病人，对吗？
今天我到您那里去过几次！有一次还真的走到了门口。我去找您的时候非常激动，简直像16岁的孩子似的，这对于有我这样经历的人来说实在不可思议。我感到激动、羞怯、高兴、害怕。要知道，若不是经过那么多年的颠沛流离，还不可能明白什么是“上帝的安排”！
然而，薇加！倘若我去时您正好在家，我们之间就有可能出现一种不正常的、完全属于虚幻的事情！后来，我走在路上也就明白了：您不在家反倒更好。到目前为止，您所忍受的一切痛苦和我所忍受的一切痛苦，至少可以说出个缘由，可以表白！但是，我们之间所可能发生的事情，甚至对任何人都无法承认！您和我，我们之间，似乎有一条灰色的死蛇，但它愈来愈膨胀！
我比您年长，这倒不是指岁数，而是就生活经历来说。
因此，请您相信我：您是对的，您在各个方面，在一切方面都是对的！无论是在您的过去，还是在您的现在，都是如此，只是您无法预料自己的未来。您尽可表示反对，但我敢预
言：您不用等深游到对一切都淡漠的老年，就会庆幸今日没有分担我的命运。（我根本不是指自己的流放生涯，现在甚至有风声说那种情况很快就会结束。）您已经把自己的前半生像一只羊羔那样宰了，如今您就烧了自己的后半生吧！
现在，当我反正要离开这里的时候（即使流放期告终，往后我也不会再到你们医院检查和进一步治疗了，这就是说，我们将从此分手），我要把自己的肾心袒露给您：就连我们在谈论崇高精神的时候，尽管我也是那么真诚地想和真诚地相信这种崇高精神，我还是一直想，一直想把您抱起来，并且吻您的嘴唇！
这一点您尽可自己去分析。
现在，我不征求您的同意就此吻您。
第二只信封也是如此：斜口上只有一道暗淡的痕迹，根本没有一层胶水。不知为什么奥列格总觉得这不是偶然的，这是为了便于检查。
可是一瞧背后（哎哟，他的整个计谋和花招全都落空了！），列车已经靠站了，人们都往那里跑！
他提起袋子，抓起信封，挤进了邮政所：
“胶水在哪儿？姑娘！你们这里有没有胶水？胶水！”
“因为老是有人拿走。”那姑娘大声解释。她看了奥列格一眼，犹豫不决地拿出一罐胶水：“拿去，就在我这儿用，粘吧！不要走开。”
在黑糊糊的很稠的胶水罐里有一柄小学生用的毛刷，整个刷子都沾满了新的和陈的干硬胶块，简直没祛捏住任何部位，涂胶水时只得把刷子柄横过来像拉锯似地在信封斜口上拉。然后用手指把多余的胶水抹去。封上口。再就是把挤出来的胶水用指头抹掉。
而人们都在往那里跑。
现在：把胶水还给姑娘，把行李袋拿起来（它始终被夹在两腿之间，免得被人顺手牵羊），把信投入邮箱，自己也往那儿跑！
尽管他筋疲力尽，似乎马上就会倒下来，可是说跑就跑！
奥列格绕过从正门涌出来的人群，拖着沉重的行李袋从站台上跳下去，跨越铁轨，再爬到另一个站台上，待他跑到自己的车厢前，大约排在第20名。就算前面还有他们自己的人会加塞儿，那也会排在第对名左右。中层的铺位恐怕是不会有了，不过，反正他也不要那里的，因为他腿太长。然而，顶上的行李架却非占不可。
所有的旅客都带着式样相同的篮子，有的甚至还带着提桶——莫不是都盛着头一茬新鲜果蔬？会不会是运到恰雷所说的那个卡拉干达去纠正供销方面的错误呢？
列车员，一个头发斑白的老头儿，嚷嚷着让大家沿着车厢站好，不要拥挤，说人人都有位子。但最后这句话他说得并不那么有把握，而队伍却在奥列格后面越排越长。这时，奥列格立即发觉队伍里有点骚动，有人企图往车上冲，而这正是他所担心的。头一个企图钻过去的是个装疯卖假的家伙，不明真相的人会以为他是个精神病患者而任其不排队上车，可是奥列格一眼就认出这个装成精神病患者的是从劳改营里出来的痞子，这种人常用这种伎俩去吓唬人。而一些本来在那里安分排队的人也跟在这个带头起哄者后面拥了过来，说什么“他可以，为什么我们不可以？”
当然，奥列格也是能够那样往前钻的，那他就会毫不费力地占到行李架的位置，但在过去的岁月里，这种事他干得太多了，现在他希望老老实实、规规矩矩行事，就像小老头儿列车员那样。
小老头儿终究没有放那装疯卖傻的家伙过去，而那家伙已经推搡着他的胸脯，满嘴脏话地骂娘，仿佛这是很普通的语言。这时队伍里已有人在咕哝，表示同情：
“让他过去算了！一个有病的人！”
就在这个当口，奥列格腾地离开原地，三脚两步跨到那家伙跟前，不管他的鼓膜能否承受得了，对着耳朵大喊：
“晦，晦！我也是从那里来的！”
那家伙朝后一仰，操了揉耳朵：
“从哪儿？”
奥列格知道自己赖以支持的是最后一点力气，现在打起架来恐怕吃不住，不过万一弄到那个地步，他的两条长胳膊还都空着，而装疯卖俊的家伙一只胳膊上却持着篮子。于是，他改换了方式，居高临下地对着那个家伙，声音极轻地一字一句对他说：
“那里哭的有四，笑的只有1个。”
排队的人不明白是什么治好了那家伙的疯癫，但见他冷静下来，眨了眨眼睛，对穿军大衣的高个儿说：
“我倒是没有意见，我不反对，你先上好了。”
但是奥列格仍站在那家伙和列车员旁边。在最坏的情况下他从这里也能挤上去。不过，那些跟着起哄的人开始散开排队去了。
“得了！”那家伙没趣地说。“等就等会儿吧！”
人们带着篮子、提桶走来。从盖在上面的布袋底下，有时可以清楚地看到粗壮的浅紫淡红色椭圆形小萝。从出示的车票来看，有三分之二的乘客是到卡拉干达。原来，奥列格是为这些人维持了队伍的秩序！正常的旅客也纷纷上车。有一个女人相当体面，罩一件蓝色短上衣。奥列格一上车，那个装疯卖傻的家伙也就稳步跟着上来了。
奥列格在车厢里快步走，发现不靠边的一个行李架差不多还空着。
“就这么样啦，”他宣布说。“我来把这篮子挪动一下。”
“往哪儿挪？干什么？”有人惊慌起来。此人是个瘸子，但看上去倒挺健康。
“不干什么！”科斯托格络托夫答话时已经爬上去了。“人家没地方躺下。”
他很快就在行李架上安顿停当：行李袋里的熨斗拿了出来，袋子就当作枕头；军大衣脱下来铺着，把上装也脱了——这里，高高在上，随心所欲，怎么都行。他躺下来歇会儿，凉快一下。他那穿44码靴子的两条腿，半个靴筒以下都悬在过道上方，但在那么高的地方并不妨碍任何人。
下面的旅客也在归置东西，脱衣凉快，互相认识。
那个瘸子颇好交际，他说过去当过兽医士。
“为什么不当了？”有人惊奇地问。
“这你怎么不懂！每死一只羊都得上被告席，与其这样，我倒宁愿作为残疾人退休，运运蔬菜！”瘸子大声解释。
“这倒也是！”罩蓝色短上衣的女人说。“在贝利亚掌权时，贩运蔬菜、水果的是要抓起来的。如今只有贩卖工业品的才抓。”
太阳想必只剩下最后一点余晖了，而这也被车站挡住映不过来。车厢里，下面还比较亮堂，可上面已暮沉沉。有包房的旅客和软卧旅客此时在站台上散步，而这里的人则坐在占到的位子上，安置行李。奥列格把整个身体伸直。多舒服啊！可蜷着腿在囚犯车厢里待两昼夜是很难受的。在那样的车厢小间里挤19个人很不是滋味。挤对个人情况就更糟。
其他一些人没活到今天。而他活下来了。瞧，癌症也没能置他于死地。如今，流放期也已经像鸡蛋壳儿裂开了缝。
他想起监督官劝他娶媳妇的事儿。不久大家都会这么劝他。
躺着可真好。真舒服。
只是在列车抖动了一下并开始启动的时候，他才感到心脏那里，或者说灵魂深处——胸中最重要的那个地方，突然往后收缩。这时，他翻了个身，俯卧在军大衣上，闭着眼睛，脸贴在装有面包的行李袋上。
火车在运行，科斯托格洛托夫的两只穿着靴子的脚尖朝下地在过道上空晃荡，像死人似的。
1963——19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