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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女人，主要是靠性技巧的竞赛来进行争宠之战。这就是《金瓶梅》中性描写的最主要内容。如果全部删去，我们就不可能明白：西门庆这样一个淫乱之人，为什么总是恋着潘金莲不忍长期离去，以致终于做了她的花下鬼？别的女人又为什么能屡次从潘金莲的怀里暂时地把西门庆夺走？作者把金莲、瓶儿、春梅做出反差极大的对比，甚至定为书名，究竟又是为了表达什么？
尤其重要的是，如果没有这些性描写，我们就很可能忽略了作者的一大功绩：作者在世界文学史上，第一次完整而又深刻地描绘出，男女之间基于性技巧和性生活的高度完美而产生的那样一种激情澎湃的爱情。
西门庆对潘金莲的态度，当然不可能脱出当时男尊女卑的社会框子。但是我们无法否认，西门庆虽然有过众多的性伴侣，虽然似乎根本不讲恩义，但是他一辈子真正爱的（在他的水平上），还是只有潘金莲一个人。
同样，潘金莲当然也不可能是一个具有现代平等思想和爱情意识的新女性。她的性竞争还是为了争宠。但是我们也同样无法否认，她对待西门庆的态度，就是她所能达到的最高水平的爱（就那个时代而言）。
反过来说，莫非他们两个互不理睬才叫爱情吗？我们总不能说，西门庆跟那些过眼烟云般的女性之间才是真爱吧？也总不能说，潘金莲必须是个冷血动物，才可能产生和实现真爱吧？说到底，如果我们要求西门庆遵守《婚姻法》。要求潘金莲变成刘胡兰，那肯定是我们自己错了，肯定与《金瓶梅》这本书的好坏无关。
我们现在的人，常常人为地把爱情的定义无限拔高，似乎坏人就必定没有爱情，似乎以性生活为主要载体的爱情就必定不是爱情，似乎我们天生就有无限的权力去贬低、干涉甚至镇压那些不符合我们的定义的爱情。这，恐怕就是知书达理的人总是把《金瓶梅》定为淫书的主要心理依据。（按照福科的说法，这叫做人人心底的法西斯。）
我们还常常会产生另一种错觉：似乎我们只要容忍那些不符合我们的定义的爱情的存在，我们自己的高尚纯洁浪漫的爱情就必定会遭到威胁与破坏。尤其是，一个自认高尚的人，如果不去贬低那些不符合高尚定义的爱情，那么他（她）自己似乎就必定不可能拥有任何高尚的爱情，似乎他（她）就必定也是流氓荡妇之辈。这，恐怕就是很少有人能够正视《金瓶梅》里的淫秽描写的深刻文学意义的根本社会原因。（按照笔者的说法，这叫做等级化人格所带来的恐怖。）
《金瓶梅》所描写的，是一种在双方不断的互相争斗之中，在与别的女人不停地竞争之中，一步步发展起来的真正意义上的性之爱。而且，这种以性为主线、以性为载体、情与性交融合一的爱情，恰恰是在文学中空前绝后的。
在1700年以前的中国文学史上，可曾有过这种本来意义上的真正的小说？可曾有人描写过这种真正的性之爱？甚至，可曾有人真的把市井之徒当作人来描写，而且居然写出了他们的情感生活？
往后说，《红楼梦》虽然也写爱情，但那完全是另外一种东西。它像诗词，像琴棋书画，甚至有些像是贵族们的矫情。大概，这就是历代文人捧《红》而贬《金》的主要原因吧。
即使到了现在，即使有的作品被认为是在模仿《金瓶梅》，但是仍然没有什么人能够做到：同时审视两大性别（而不是把女人简单化为性机器）、专心塑造个性人物（而不是添加性佐料）、如此深刻、如此精妙地描绘出这种性之爱。
即使进行当时的横向比较，那么，这种性之爱与牛郎织女、《西厢记》等作品中的爱情，显然是全然不同的；与古代的房中术也大相径庭；与孔孟之道所宣扬的性道德和夫妻规范当然更有天壤之别。如果来点中西对照，那么它也大大不同于西方20世纪之前文学中的骑士之爱、宫廷爱情、维多利亚时代的所谓贞洁爱情。
为什么会是这样？因为在《金瓶梅》产生的那个时代里，中国出现了世界历史上第一次性革命。而且，《金瓶梅》所描绘的这种性之爱居然能够出现、能够广为流传，本身就是性革命的表现之一。
因此，无论从文学的典型性来说，还是从它所具有的社会历史意义来说，《金瓶梅》都是中国和世界几千年文学史中独一无二的黄山。不管我们能不能认同它所描绘的这种性之爱，我们都无法否认它的巨大价值。
因此我要说：《金瓶梅》是天下第一奇书，但绝不是淫书。《金瓶梅》，不能删！
《金瓶梅》文献学百年巡视
梅新林/葛永海
作者工作单位：浙江师范大学
《金瓶梅》在明晚期一问世，就震惊了当时的文坛，因其惊世骇俗的性行为描绘，被目为“淫书”而屡遭禁毁，直至清康熙年间，徐州才子张竹坡独具慧眼，第一次对《金瓶梅》进行系统研究，对《金瓶梅》的艺术成就给予高度评价，从而奠定了后世“金学”的基础。有清一代，尽管有张竹坡鼓吹在前，后继者却寥寥无几，而且在研究形式上多以序跋、评点为主，缺乏理论批评的深度。时间推移至二十世纪初，在西学东渐浪潮的冲撞下，《金瓶梅》研究始呈崭新气象，其重要标志之一即是单篇专论的大量问世，同时在内容上也逐步走出以简单的价值评判代替学术研究的限囿，借鉴西方文学理论与方法提出了许多新见，充分显示了中国现代学术肇始期金学开拓者的勇气。
纵观二十世纪的《金瓶梅》研究走向，大略可分为三个时期：第一期从本世纪初至1949年，是《金瓶梅》现代学术研究的开拓期。以吴晗、鲁迅、郑振铎等为代表，以社会历史批评的视角和现代小说的观念，对《金瓶梅》进行新的审视和阐释，历四十余年之久，成绩颇引人注目。第二期从1949年至1976年，是《金瓶梅》研究在国内冷落、海外热闹的时期。由于屡次政治运动影响，国内金学比之其它领域的文学研究，更被视为畏途，研究陷于停滞，二十七年间只有十余篇文章发表，鲜有拓进之作，几无争鸣之声。而在海外汉学界，这一时期却成为金学成果的高产期，涌现出为数众多的力作。第三期为1976年至今，是《金瓶梅》研究在海内外全面走向繁荣的时期。自七十年代末以来，有关《金瓶梅》作者、版本等问题的争鸣不绝，论战激烈，对《金瓶梅》的思想主旨、艺术结构、人物塑造、审美价值的研究也逐步走向深入，“金学”蔚成热潮，成果斐然，大有与海内外显学“红学”争鼎之势。
《金瓶梅》研究有“瓶内”、“瓶外”之说，“瓶外学”乃指小说文本以外的作者、版本、源流之考证求索，重在文献研究，本文所谓《金瓶梅》文献学，即此。回顾百年《金瓶梅》文献学研究，现当代学者继承了乾嘉朴学的优良传统，在考证小说作者，探讨版本流传，求索小说源流时，爬罗剔抉，披沙见金，投注了大量的心力，使《金瓶梅》文献学研究成为金学中最为丰盈充实的一片沃土。本文拟先从横向的作者、版本、源流三个方面，然后结合纵向的三个时期，对二十世纪的《金瓶梅》文献学作一梳理，鉴往知来，以期对二十一世纪《金瓶梅》文献学建设以及整个“金学”研究有所裨益。
一、作者研究
世纪之初的作者研究以现代学者的“破王世贞说”肇始其端。由于明代沈德符在《万历野获编》里提出“嘉靖间大名士”一说影响殊广，“嘉靖间大名士”人选遂被依次提出，其中流行最广则为嘉靖年间的王世贞。此说为清康熙十二年（1673）宋起凤首倡，谓王世贞父王忬因献“清明上河图”赝画而构罪严嵩父子，后被杀，王世贞为报父仇，特作小说《金瓶梅》献严世蕃以投其所好，小说寓意严氏父子，揭露其丑行。又于书页敷上毒药，毒杀了严世蕃。尔后张竹坡即以此演绎为“苦孝说”，一时流行于世。进入现代之后，此说为著名史学家吴晗等学者所否定。1934年1月，吴晗于《文学季刊》创刊号上发表著名长文《〈金瓶梅〉的著作时代及其社会背景》，以极其严谨的考证，证实历史上的王世贞父并非因献赝图死，严世蕃亦非中毒身亡，“一切关于王家和《清明上河图》的记载，都是任意捏造，牵强附会”。由此廓清了萦绕于《金瓶梅》之上种种传说的迷雾，有力否定了所谓的“寓意说”和“苦孝说”。吴文进而指出，《金瓶梅》用了大量山东方言，王世贞虽在山东做过官，但并不能由此说明他能用当地方言写书。另外，吴晗还考证出《金瓶梅》应当作于万历十年至卅年之间，所以作者也就不可能是“嘉靖间大名士”。除吴晗外，否定王世贞说的还有鲁迅、郑振铎、王采石，姚灵犀等，一时之间，“王世贞非《金瓶梅》之作者”庶几成为定论矣。
1949年之后，金学研究迈入了第二个时期，但为特定的政治环境所限，学术界未能对现代《金瓶梅》研究的得与失做一番认真的总结，金学研究刚刚启动，又被匆匆搁浅。可以说，1949年至1976年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界只是在“评红”、“批水浒”、“批孔”等一系列政治文化怪异结合的运动中，呈现了一派畸变的热闹风景，真正的学术遭到冷落。《金瓶梅》研究在中国内地成果寥寥，便是明证，在这二十七年间，唯一的一次有关《金瓶梅》的争论是围绕《金瓶梅》的作者展开的，这次争论开启了《金瓶梅》作者研究的一个话题，对后来者影响较大。1954年8月29日，潘开沛在《光明日报》上撰文《〈金瓶梅〉的产生和作者》，指出《金瓶梅》不是哪个大名士、大文学家创作产生的，而是“在同一时间或不同时间里由许多艺人集体创作出来的，是一部集体创作”。此说一出，即引发不同意见，徐梦湘于次年4月17日在《光明日报》上发表文章认为，《金瓶梅》完全是“有计划的个人创作”，《金瓶梅》之所以称为“词话”，其中又多说话人的语气和词曲，是因为最初小说由于发展的局限都曾模仿评话创作。潘徐之争只是个开端，但当时学术氛围不可能将论争引向深入，真正的激烈论争要迟至八十年代以后。
1976年后思想解禁，学术逐步走向繁荣，《金瓶梅》研究获得新生，尤其是八十年代初开展的作者争鸣更使它骤然成为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一大热点。面对“兰陵笑笑生究竟是谁？”这一金学的最大谜团，新时期的研究者多方求索，严谨考证，并进行极其激烈的论战，其参与者之众，求证材料之细，持续时间之长，使得前二时期的作者研究无法望其项背。迄今为止已发表考证、综述论文计百余篇，提出作者人选凡五十余人（包括未坐实某人的）。
在清人首倡的“王世贞说”遭到现代学者否定近半个世纪之后，朱星再倡此说，他于1979年在《社会科学战线》上发表《金瓶梅考证》和《〈金瓶梅〉作者是谁》二文，再次确认王世贞是《金瓶梅》的作者。另一学者周钧韬在其专著《金瓶梅新探》中亦支持此说。1980年徐朔方在《杭州大学学报》上发表《〈金瓶梅〉的写定者是李开先》，提出“李开先说”，此说的支持者有吴晓铃、赵景深，杜维沫以及日本的日下翠等，青年学者卜键还于1988年6月出版了专著《金瓶梅作者李开先考》，对此说作了系统的总结。1982年，张远芬在《徐州师院学报》上发表了《金瓶梅作者新证》等文章，提出“贾三近说”。黄霖则在1983年第3期《复旦学报》上首倡“屠隆说”，有魏子云、郑闰、李燃青、吕珏等支持此说。另外，1988年《社会科学研究》第4期发表鲁歌、马征的论文《〈金瓶梅〉作者王稚登考》，提出“王稚登说”。以上合之为《金瓶梅》作者“五大说”。各说在拥有一些支持者的同时，又几乎都面对着强而有力的驳论，以致于众说纷纭，难以定论。
在对《金瓶梅》作者人选的考证中，又贯穿了有关作者属性的三种争论，分别是集体创作与个人创作之争、大名士与中下层文人之争、北方人与南方人之争。其中以集体创作与个人创作之争参与者最多、影响最大。争论肇始于前文叙及的潘徐之争，八十年代初期，支持潘开沛的有徐朔方、支冲、赵景深、蔡国梁等学者，其中以徐朔方主张最为有力。徐在《〈金瓶梅〉的写定者是李开先》和《〈金瓶梅〉成书新探》二文中，力主“非个人创造说”，而认定《金瓶梅》是世代累积型集体创作的产物。这一派观点在八十年代后期有所变化，蔡敦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