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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明时代，刘家港既是漕粮的海运港，又是我国对外贸易的重要商业港口，时入誉之为“天下第一码头”（新《太仓县志》）。刘家港内“番（指外国）船云集”、“巨艘万斛樯林林，夏秋之间来东南，象犀翠羽珠金贝，苏合熏陆及水沈”（明桑悦《太仓州志》）。就连当时太仓南码头（古称张泾关），中外商船纷繁而至，号称“六国码头”，成为“东南巨州”（明张寅《太仓新志》）。《金瓶梅》中所写“临清码头”的繁盛景象，其实写的是太仓刘家港、“六国码头”的繁荣景况。
据以上几点，我认为《金瓶梅》中明显留有王世贞家乡太仓的影子。而这个暗含着的太仓，又贯穿着小说的始终。
四、破解“金吾戚里”
明末《金瓶梅》以抄本流传时，对于作者有多种不确定的传闻，其中谢肇浙《金瓶梅跋》中说：“《金瓶梅》一书，不著作者名代。相传永陵中有金吾戚里，凭怙奢汰，淫纵无度，其门客病之，采摭日逐行事，汇以成编。”谢文是最早全面评价《金瓶梅》的专论，具有很高的史料学术价值。其中这个“金吾戚里“一般是当人名理解的，即将“金吾”以复姓解，“金吾”也可当官名解，但联系“永陵（明世宗嘉靖朱厚熜墓陵）中”及“戚里”，两种解法均似乎难以理解。我反复思考，总感这个“金吾戚里”大有蹊跷。这一说法极有可能出自《金瓶梅》作者，乃是作者给某人打的一句哑语，原语应为“金吾嵌里”，意思为“《金瓶梅》中我嵌在里边”，由于用了“金吾”这个常见词，具有很大的隐蔽性，再加用“门客”加以遮掩，对方竟然没有理解，以为是“金吾戚里”，于是稀里糊涂传而不究其深意。这个人极有可能就是谢肇浙，谢在《金瓶梅跋》中说《金瓶梅》“唯弇州家藏者最为完好”，从语气上看，谢似乎亲眼见过王世贞的手本，如果是这样，谢一定会打听其作者为谁，于是王世贞就打了这句闷萌芦。这也十分符合《金瓶梅》惯用笔法。
以上是就《金瓶梅》本身内容破解其作者为王世贞。下来从另一个角度看《金瓶梅》的作者究竟是不是王世贞。
五、王世贞对《金瓶梅》讳莫如深，无异“此地无银”
根据记载，《金瓶梅》以抄本流传时袁宏道（《袁中郎集》），袁中道（《袁小修日记》）、谢肇浙（《金瓶梅跋》）、沈德符（《万历野获编》、《顾曲杂言》）、屠本畯（《山林经济籍跋》）都有对《金瓶梅》的评述文字，据考证当时有抄本的有王世贞、徐阶、刘承禧、王肯堂、王稚登、董其昌、袁宏道、袁中道、丘志充、谢肇浙、沈德符、文在兹等人，但他们大多其实都只是有残缺不等的部分抄本，而有全本的据记载只有王世贞。屠本畯《山林经济籍跋》曾说“王大司寇凤洲（即王世贞）先生家藏全书”，谢肇浙《小草斋文集》卷二十四《金瓶梅跋》也说：“此书向无镂版，钞写流传，参差散失。唯弇州（王世贞）家藏者最为完好”。这就准确地透露出即便王世贞不是《金瓶梅》的作者，但他至少是当时仅有的拥有《金瓶梅》全本的人。王世贞及其弟王世懋（亦为文学家）阅读过《金瓶梅》当是毋庸置疑的。然而只是读过部分《金瓶梅》者就非惊即喜，且有许多评述，而唯独博学多才、著述浩繁的王世贞及其弟却为何只字未提过《金瓶梅》呢？这难道不值得我们深思吗？在我看来，王世贞愈是守口如瓶，就愈有“隔壁王二不曾偷”之嫌。
再根据目前可查到的记载，《金瓶梅》最早抄本是从徐阶（即徐文贞，明嘉靖严嵩后宰相，与王世贞既是同乡，又为世交）家传出的，对此，朱星先生推断徐阶家又是从王世贞家抄来的（参见朱星《金瓶梅考证》39、149页），否则，无从查考《金瓶梅》抄本之最初来源。因而朱星先生说：“从历史材料上看，《金瓶梅》书稿只能追查到王世贞，而王世贞又从何处抄来就无从追查了”。我和朱星先生看法一样，《金瓶梅》必出王世贞之手无疑。
六、《金瓶梅》所体现的文风与王世贞完全一致要确定王世贞为《金瓶梅》的作者，不得不讨论二者文风是否一致，因为前人曾以此立论否定过王世贞的著作权。
确实，王世贞作为“后七子”盟主，宣称过“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主张，对不讲“骈骊”的通俗文学有过激烈的批评。但据此就认定王世贞时时处处、丝毫不差、一成不变的贯彻其主张，却既不符合人性，也与创作规律相悖。苏轼是宋代豪放派词人的杰出代表，其既能写出如《念奴娇？赤壁怀古》那样气象磅礴、格调雄浑、境界宏大的豪放之作，也能创作出《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这样感情深婉、语句柔绵的作品。古今中外没有那个作家可以终生不变的贯彻其最初的文艺主张，因为这不仅违背文艺规律（文学创作有其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身规律），也是违背历史发展规律的。文学巨匠托尔斯泰由《一个地主的早晨》所体现出的企图调和阶级矛盾，开历史倒车的幼稚可笑的幻想到《复活》无情的揭露沙皇统治的黑暗，典型地说明了任何作家的思想都是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发展，随着社会的变化而变化的。
王世贞早期的文学主张是针对戏曲的，不能简单地推而广之。事实上王世贞后期的文艺思想发生了不啻巨大的变化。《四库全书总目》介绍其作品《读书后》时有这样一段评价：“书影记世贞初不喜苏文，晚乃嗜之，临没之时，床头尚有苏文一部。今观是编，往往于苏轼辨难，而其文反复条畅，亦皆类轼，无复摹秦仿汉之习。又其跋李东阳乐府与归有光集、陈献章集，均心平气和，与其生平持论不同。而东阳乐府跋中自称，余作《艺苑卮言》时，年未四十，方与于鳞（即李攀龙）辈是古非今，此长彼短，未为定论。至于戏学世说，比拟形似，既不切当，又伤儇薄。行世已久，不能复秘。姑随事改正，勿令多误后人而已”。评述《弇州稿选》时说世贞：“晚年悔其少作，而未得及手自删定”。从这里可以看出王世贞后期对文学的认识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推翻了自己过去的主张。
其中还有一点值得注意，世贞晚年嗜苏几近入迷，所以“临没之时，床头尚有苏文一部”。《金瓶梅》中至少有三处引用过苏轼的文字，一处是小说第八回嘲讽和尚时说：“苏东坡又云：‘不秃不毒，不毒不秃；转毒转秃，转秃转毒’”；一处是小说第二十一回作者在一篇咏雪赋后说正是：“冻合玉楼寒起粟，光摇银海烛生花”。此二句诗出自苏试《雪后书北台壁》；还有一处是小说第五十五回写西门庆东京庆蔡太师寿诞归来时有两句诗：“诗人老去莺莺在，公子归来燕燕忙”。此为苏轼戏赠张先（字子野，北宋词人）的二句诗（见《石林诗话》）。可否也作为王世贞作《金瓶梅》的一证呢？
从《金瓶梅》大量引用词曲、韵语等民间文学即可看出，当时词曲歌赋在民间广为流传，深得群众喜爱，再加《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以及其他话本小说的盛行，不可能不引起王世贞的注意、反思，难道才高若世贞辈是逆历史潮流者吗？
这说明《金瓶梅》与王世贞的后期文艺 思想并不矛盾。 再看《金瓶梅》中所体现出的作者知识面之宽泛，涉及宗教、卜筮、星相、医药、冠服、画妆、饮食、弈棋，凡此种种，不一而足（可参朱星《金瓶梅考证》45页），简直令人怀疑是在展览、炫耀才学。《四库总目》说：“世贞才大学博，自谓靡所不少，方成大家”。难怪沈德符谓《金瓶梅》为“大名士手笔”，是为不过。
即便是从《金瓶梅》大量随手引来的词、曲、韵文、宝卷以及从别书中抄来的故事等资料（前人论述很多，此不赘），也同样反映出与王世贞文风相投。
赵景深先生在质疑朱星先生王世贞说时道：“《曲藻》全文四十一条中有不少是从别的书里东拼西凑的抄下来的。……这就看出他（指世贞）著书的草率”。其实赵先生的看法正好与《金瓶梅》的情况相吻合，也与王世贞一贯文风相符。这里引述几则《四库总目》对王世贞几部书的评价：
《异物汇苑》：“是书二十七门，大抵捃摭类书，冗碎无绪”。
《汇苑详注》：“凡二十七部，首列引用书目，似乎浩博。其实就唐宋诸类书采缀而成”。
《弇州山人四部稿》：“负其渊博，或不暇检点，贻议者口实。”
《弇州稿选》：“故其正续部分颇伤芜杂”。
《尺牍清裁》：“然真赝错杂，简择未为尽善也”。
这就充分看出，无论“草率”也罢，“抄书”也罢，乃世贞一贯文风，《金瓶梅》岂能异乎！
足见“云霞满纸”非世贞不能作，草率抄书亦世贞之痼疾也。
综前所论，并非《金瓶梅》“不著作者名代”，实在是阅者未能识破。加之所谓“兰陵笑笑生”与“山东方言”的干扰，再兼二十世纪的众说纷纭，使《金瓶梅》作者问题愈趋迷雾重重。《金瓶梅》中利用汉字谐音，隐寓深意，广泛运用“障眼笔法”是客观存在，曾为曹雪芹《红楼梦》广为借鉴，早已是定论。《金瓶梅》比其前及同时的小说有许多独特的创造，就不允许作者在“署名”上也别具一格？我坚定的认为《金瓶梅》的作者就是明代江苏太仓人王世贞，并切盼有同好者不要囿于大师们的成说，重新审视明清以来的有关史料记载。《金瓶梅》可谓是一部长篇寓言小说，其中尚有许多问题值得深入的探讨，容另文再论。
－－此文原载《徐州教育学院学报》2002年第2期
《金瓶梅词话》出版轶闻
人民文学出版社曾经先后出版过两种版本的《金瓶梅词话》，时间相隔28年。一是根据卷首有明朝万历丁巳年东吴弄珠客作序的刻本重印的线装本，两函，共20册，用的是人文社的副牌子“古籍刊行社”
的名义，于1957年出版。一是署名“兰陵笑笑生著戴鸿森校点”的《词话》，作为中国小说史料丛书的一种，由人民文学出版社于1985年出版。平装，大32开，分上中下三册。据熟悉内情的人告诉我，这两部书的出版，皆与毛泽东同志有关。
尽管搞文学的人都知道，无论是鲁迅著的《中国小说史略》，或是郑振铎著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对《金瓶梅》都有很高的评价。
但是，这部书关于性的描写比较多，而且写得过于露骨，一向被视为禁书。
我在上面曾经提到，古籍刊行社是在1957年重印该书的。众所周知，在50年代初，政治运动和思想批判一个接着一个，出版社里都是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还忙不过来呢，谁还敢想到出版什么《金瓶梅》。
忽然有一天，从上头传来讯息，说是毛主席在一次讲话中提到，《金瓶梅》虽有许多淫秽之处，但是从中可以看到16世纪城市居民日常生活的广阔图景，看到官场，看到生意人。主席觉得该书可以作为内部读物来重印。此书不但可以供专家教授看，也可以让一些高干包括军队干部看，开开眼界。关于此事，曾经在人文社担任过副社长的许觉民同志告诉我三条：“①传达毛主席要印《金瓶梅》的指示，是王任叔在中宣部听的。王当时是社长，由他接受任务并部署影印工作。
②该书印数本定1000部。王任叔认为，此书在上海用珂版印，印一次不易，以后很难再印，不如印2000部。③发行范围有严格的限制。”
王任叔即作家巴人，曾任中国驻印度尼西亚特命全权大使，在人文社当社长是很有威望的。
谈到《金瓶梅》的发行，本社古典文学编审陈建根笑着对我说：
“该书发行手续特别严格，购者要有三个条件：一、年满45岁；二、已婚；三、省、军一级的高干或研究家。每部书编了号，购买时要登记。”
坐在一旁，曾任本社副总编的秦顺新同志说：“那时，我替部队作家魏巍和杜烽一人买了一部。他们是作家，又是从老区来的，级别也不低，我还雇了一辆三轮车给他们送去呢！”
我对他们说：“《金瓶梅》影印本出版时，我在中国青年出版社。
我听说中青社买了四五部。一部给社长朱语今；古典文学专家周振甫先生和资深编辑张羽各买一部；另外一部放在中青社资料室，谁也不能随便借阅。买书时还编了号，颇有几分神秘。但是我的耳朵长，谁买了《金瓶梅》，自有耳报神告知。”
说话就到了“文化大革命”。在人文社曾经给领导当过秘书的王之梁对我说：“‘文革’期间，红卫兵来造反，那时王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