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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量版本资料说明，崇祯本是以万历词话本为底本进行改写的，词话本刊印在前，崇祯本刊印在后。崇祯本与词话本是母子关系，而不是兄弟关系。
崇祯本刊印前，也经过一段传抄时间。谢肇淛就提到二十卷抄本问题。他在《金瓶梅跋》中说：“书凡数百万言，为卷二十，始末不过数年事耳。”这篇跋，一般认为写于万历四十四年至四十六年（一六一六──一六一八）。这时谢肇淛看到的是不全的抄本，于袁宏道得其十三，于丘诸城得其十五。看到不全抄本，又云“为卷二十”，说明谢已见到回次目录。二十卷本目录是分卷次排列的。这种抄本是崇祯本的前身。设计刊刻十卷词话本与筹划改写二十卷本，大约是同步进行的。可能在刊印词话本之时即进行改写，在词话本刊印之后，以刊印的词话本为底本完成改写本定稿工作，于崇祯初年刊印《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绣像评改本的改写比我们原来想象的时间要早些。但是，崇祯本稿本也不会早过十卷本的定型本。蒲安迪教授认为，崇祯本的成书时间应“提前到小说最早流传的朦胧岁月中，也许甚至追溯到小说的写作年代”（《论崇祯本金瓶梅的评注》），显然是不妥当的。从崇祯本的种种特征来看，它不可能与其母本词话本同时，更不可能早于母本而出生。
偶得之——金瓶梅序之六
三、崇祯本评语在小说批评史上的重要地位
崇祯本评语是古代小说批评的一宗珍贵遗产。评点者在长篇小说由英雄传奇向世情小说蜕变的转折时期，冲破传统观念，在李贽、袁宏道的“童心”、“性灵”、“真趣”、“自然”的审美新意识启示下，对《金瓶梅》艺术成就进行了开拓性的评析。评点者开始注重写实，注重人物性格心理的品鉴，在冯梦龙、金圣叹、李渔、张竹坡、脂砚斋之前，达到了古代小说批评的新高度。其主要价值有如下几点：
（一）肯定《金瓶梅》是一部世情书，而非淫书。评点者认为书中所写人事天理，全为“世情所有”，“如天造地设”。评点者第一次把《金瓶梅》与《史记》相提并论，认为《金瓶梅》“从太史公笔法来”，“纯是史迁之妙”。评点者批判了淫书论，他说：“读此书而以为淫者、秽者，无目者也。”明末《金瓶梅》评论有三派观点。第一，从进步文艺思潮出发，对《金瓶梅》的产生表示惊喜、赞赏，以欣欣子、袁宏道、谢肇淛为代表。第二，接受进步思潮影响，又受传统观念束缚，对此书持又肯定又否定态度，认为此书是淫书、秽书，所以要刊印，盖为世戒，非为世劝，以东吴弄珠客为代表。第三，固守传统观念，持全盘否定看法，认为此书淫秽，坏人心术，决当焚之，以董思白为代表。崇祯本评点者鲜明地批评了第二、第三两种观点。
（二）分析了《金瓶梅》中众多人物的复杂性格。鲁迅曾指出，《红楼梦》的可贵之处在于它突破了我国小说人物塑造中“叙好人完全是好，坏人完全是坏”的传统格局。其实，最早突破这一格局的应该是《金瓶梅》。《金瓶梅》已经摆脱了传统小说那种简单化的平面描写，开始展现真实的人所具有的复杂矛盾的性格。对于这一点，崇祯本评点者注意到了。他在评析潘金莲时，既指出她的“出语狠辣”，“俏心毒口”，惯于“听篱察壁”、“爱小便宜”等弱点，也赞美她的“慧心巧舌”、“韵趣动人”等“可爱”之处。评析李瓶儿时，既说她“愚”、“浅”，也指出她“醇厚”、“情深”。即使是西门庆，评点者亦认为作者并非把他写得绝对的恶，指出“西门庆临财往往有廉耻、有良心”，资助朋友时“脱手相赠，全无吝色”。尤其可贵的是，评点者冲破了封建传统道德的束缚，对潘金莲这样一个“淫妇”，处处流露出赞美和同情。在潘金莲被杀后，评点者道：“读至此，不敢生悲，不忍称快，然而心实恻恻难言哉！”这是对一个复杂形象的充满矛盾的审美感受。
（三）评析了作者刻画人物的传神技巧。评点者说作者“写笑则有声，写想则有形”，“并声影、气味、心思、胎骨”俱摹出，“真炉锤造物之手”。他特别赞赏对潘金莲的刻画，说其“撒娇弄痴，事事堪入画”，其“灵心利口”，“乖恬”“可爱”。在四十三回作者写金莲乔妆假哭时，评点者道：“倔强中实含软媚，认真处微带戏谑”，点出作者不仅善于描摹人物的声容笑貌，还能借形传神，展现人物的内心世界。
（四）崇祯本评语显示了评点者新的艺术视角。传统的评论重教化而不重审美，重史实而不重真趣。评点者冲破这种传统，从新的艺术视角对《金瓶梅》全面品评。他称作者为“写生手”，很多评语肯定作品的写实特点，白描手法，一再评述作者的艺术真趣。通俗、真趣、写生，这种新和艺术视角，反映了万历中后期的美学追求。冯梦龙的“事赝而理真”论，金圣叹的性格论，李渔的幻境论，张竹坡的情理论，脂砚斋的“情情”论，使古代小说批评达到成熟与繁荣的高峰，而早于他们的崇祯本评点者，对明清小说批评的发展，可以说起了奠基与开拓的作用。
袁宏道在一六九五年传递了《金瓶梅》抄本的第一个信息，惊讶《金瓶梅》的出现，肯定《金瓶梅》的自然之美。谢肇淛在《金瓶梅跋》中称此书为“稗官之上乘”，作者为“炉锤之妙手”，特别评述了作者写人物“不徒俏其貌，且并其神传之”的特点。崇祯本评点，可以看作是袁宏道、谢肇淛对《金瓶梅》评价具体化的审美反映。
《金瓶梅》作者“五大说”与“王寀说”
文/徐镇 发表于：2005年8月29日 推荐指数：☆☆☆☆☆
今年3月份都市晨报、现代快报连续报导《金瓶梅》作者是万历元年在徐州任判官的王寀（已退休的徐州师范大学副教授李洪政提出的），但是同时又报导一个“王家屏说”和“五大说”，“王寀说”似乎还不一定正确。
就我看来，“王家屏说”是不对的。不能因为王家屏是进士、当过内阁首辅、会写奏疏，就说他是作者，这样的理由是不能成立的。“五大说”是不是比“王寀说”更有根据，还需要认真研究研究。
正在我疑惑不决的时候，李洪政先生的著作《金瓶梅与徐州》正式出版了。李先生精辟的论证、严密的推理，令我不得不相信，不得不折服。大量历史、地理证据可以证明《金瓶梅》故事地点写的就是徐州。这是《金瓶梅》的事实，是辩驳不倒的。李先生在此基础上发现《金瓶梅》书中有王寀作者式的署名，《徐州志》中又有王寀的历史资料，这些资料与《金瓶梅》内容是相互印证的，可以合理解释书中的许多谜题。两者的印证不是局部的、细节的和小范围的，而是整体的、框架的和大规模的，足以证明这位万历元年在徐州任判官的王寀是《金瓶梅》的真正作者。
问题在于，“五大说”是否也有辩驳不倒的理由，为此我查阅了有关的资料。
“屠隆说”是黄霖教授提出的，因为他发现《金瓶梅》书中有屠隆写的“哀头巾诗”和“祭头巾文”。但是，他在另外一个地方又说过：“《金瓶梅》中的用词十分混杂，假如随便摘录一些句子，是很难说明问题的，因为这完全有可能是从他书中抄来的，根本不是作者自己的习惯用语。”同样道理，“一诗一文”也可能是作者从屠隆书中抄来的，不能证明屠隆是作者。黄霖教授自己的话就否定了自己，不仅如此，它们也同样否定了“李开先说”或其他类似学说，单纯根据书中的部分文章或文字是不能证明作者的。
“李开先说”最初是徐方朔先生提出的，他发现《金瓶梅》中大量抄引了李开先《宝剑记》中的曲白，后来他改变了观点。卜键接着进行了研究，他补充说：西门庆身上有李开先的影子（妻妾、家乐、园林、会友）；他家的“藏春阁”类似书中的“藏春坞”，都说过“留驴阳”的笑话；李开先的长子“戊申”生人，极受宠爱，不幸夭折，与书中的官哥相似；他家居章丘，乡人多为“枣强”人，章丘离“枣强”大约六七百里，符合91回的说法。其实，原文还有“过了黄河”四字为什么置之不理？且距离也不对。
“王稚登说”的依据比较多，有十三条：最先有抄本，在有抄本的人中唯一具有作者资格；他是古称“兰陵”的武进人；他初与屠隆友好，后不满其品行，因此有可能在《金瓶梅》中引了他的一诗一文，讽其人品低下；他辑的《吴骚集》与《金瓶梅》的大量诗词曲语句、意境相同或相似；他写的《全德记》与《金瓶梅》内容、用语相似或相同；他写的诗文与《金瓶梅》在内容上一脉相通；《金瓶梅》中有吴语、北京、山东、山西话，与他的经历相符；他与《金瓶梅》作者均鄙视南方人，有中原正统观念；他符合作者是“嘉靖大名士”、“世庙时一巨公”的身份；他是王世贞的门客，有可能为王世贞之父报仇而写作；《金瓶梅》抨击的王招宣家有可能是他家“族豪”丑类之原型；他对“候门一入深似海，从此萧郎是路人”感触甚深，《金瓶梅》曾三次引用；他年轻时生活放荡，后追悔，仕途不通，老年绝望，与《金瓶梅》作者相同。
综上所述，他们所依据的仍然是“兰陵笑笑生”、“嘉靖大名士”、“世庙一巨公”等不可靠的传说；说书中有其人作品，甚至类似的文字和生活故事；或其他某种相似，某种估计、某种可能，等等，都是不可靠的。“王世贞说”、“徐渭说”也大体如此，不再详述。总之，它们既没有可靠的依据，又不能整体的、框架的和大规模的与《金瓶梅》文本相互印证，最多只是局部的、细节的和小范围的印证，这怎么能令人信服呢！无怪乎有人说“平心而论，（五大说）尚没有一说为学术界所普遍认同。”
其实，“李开先说”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理由，他曾经在徐州做过官，符合《金瓶梅》作者与徐州有关的条件，可惜卜先生没有发现罢了。只不过，加上这一条仍然不能证明李开先是作者，因为他死的早（不到万历元年），与书中所表现的历史事实（新河口开于万历十一年，书中还有许多万历二十九年发生的故事）不能符合。
相比之下，“五大说”与“王寀说”究竟哪个可以相信，不言而喻。怪不得文学博士田崇雪在评论《金瓶梅与徐州》时说：“这是惊人的发现，因为它解决了很多‘金学家’们皓首穷经也没有解决的问题。认认真真读完该著的读者将会断言：这一发现，在众声喧哗的金学界必将起到‘一锤定音’之效。”
现代人对《金瓶梅》的评论
文/徐镇 发表于：2005年12月19日 推荐指数：☆☆☆☆☆
鲁迅称赞《金瓶梅》：“作者之于世情，盖诚极洞达，凡所形容，或条畅，或曲折，或刻露而尽相，或幽伏而含讥，或一时并写两面，使之相形，变幻之情，随在显见，同时说部，无以上之。”“就文辞与意象以观《金瓶梅》，则不外描写世情，尽其情伪，又缘衰世，万事不纲，爰发苦言，每极峻急，然亦时涉隐曲、猥黩者多。”
郑振铎说它：“表现真实的中国社会的形形色色者，舍《金瓶梅》恐怕找不到更重要的一部小说了。” “它是一部很伟大的写实小说，赤裸裸的毫无忌惮的表现着中国社会的病态，表现着世纪末的最荒唐的一个堕落的社会景象。”“到底是中国社会演化地太迟钝呢？还是《金瓶梅》的作者的描写，太把这个民族性刻画得入骨三分，洗涤不去？” 有人评论：“在实事求是蔚成风气，假道学、假革命的那一套日益失去人心的今天，重新审视这部历史巨著，认真研究其价值，已经是时候了！我要说，《金瓶梅》无疑是中国古代小说中的顶上之作。应该说，《金瓶梅》是中国反腐第一书。西门庆具有中国封建社会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是腐败的典型，集封建官僚和资本家于一身，其形象是生动丰满、栩栩如生的。书中展现的腐败与反腐败的斗争，是尖锐激烈又形象生动的。它的社会意义和历史价值，应在《红楼梦》等巨著之上。”
还有人评论：“在中国几千年封建传统礼教统治的社会里，《金瓶梅》竟然把男女交合之事，房中之术，那么详尽充分而且反复多次地描画在纸上，这是何等的惊世骇俗、胆大妄为！这等于把官僚嫖娼的情景用现代先进的摄录像设备偷拍后，又在大庭广众之中公开播映。在四百年前的封建社会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