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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其次，在传统的经济学理论框架与福利国家的相关问题之间，建立起一个自然的“对话渠道”，使之和主流经济学或经济学的核心内容联系起来，以达到二者完整的统一，这是经济学家的一个重要任务。传统上讲，一些人认为经济学与福利国家的社会政策没有什么关系；因此，在维护经济学的重要性的同时，人们应该试图通过将经济学理论与不同的社会公平观念及福利国家的历史发展联系起来，以探讨经济学与它们的相关性。福利国家不是一个“不相关的东西”，正相反，它非常自然地适合于经济理论的分析框架。原则上讲，关于福利国家的基本经济理论不仅适用于所有工业化国家，而且还适用于转型国家和许多中等收入的发展中国家。
最后，在应邀专门为中文版撰写的近一万字的序言中，巴尔教授在对中国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历史做的评价中，对正在进行的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的进程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政策建议，例如，对失业保险、养老保险、贫困救济、医疗保险、高等教育等领域有可能适用于中国的政策取向，提出了他的看法。他真诚地告诉中国读者：“最关键的是在设计政策时要尽可能地简单，在中国这样一个制度能力有限的国家，像其他那些稀缺的资源一样，要尽可能地利用好这些能力并使之效用最大化。”
《福利国家经济学》是巴尔（NicholasBARR）教授的扛鼎之作，在这部名著中，巴尔首先运用了比较研究的方法，以英国为第一案例国家和基本参照背景，兼顾进行国际的比较研究；除了上述横向比较，巴尔教授还使用了大量资料将福利国家作为一个历史现象进行纵向的比较研究。在进行经验式的比较分析的同时，巴尔教授主要将这个专著作为一项规范研究，以帕累托最优为起点和分析工具，进行理论层面的演绎，这在浩如烟海的关于研究福利国家的英文专著中是不多见的。
这本书的另一个特点是，它将教育尤其是公共住房政策专门开辟章节予以专门的实证与规范分析，这不仅将经济学的研究范围延伸至“贝弗里奇范式”的福利国家边界之内，事实上，它还给出了“福利国家经济学”的构件和理论框架。读者在阅读中还会发现另一个重要特点，即，虽然该书第三版出版于1998年，但巴尔教授非常敏锐和及时地将信息经济学的经典性论文及其主要内容（主要代表人物如阿科罗夫、斯蒂格利茨等，他们2001年因此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作为分析福利国家重要理论工具之一，可以说，该书使用了经济学中最新的研究成果，涵盖了最新的研究内容，反映了最新的研究动态。
巴尔系英国伦敦经济学院经济系的公共经济学教授，国际著名的福利经济学家，是福利国家经济学的主要奠基人，曾在世界银行两次供职，专门负责为中东欧和俄罗斯设计收入转移和医疗体制，1995~1996年曾作为世界银行的《世界发展报告1996：从计划到市场》的主笔之一，负责其组织撰写工作。十几年来，他在福利经济学、福利国家经济理论、社会保障、特别是OECD国家和经济转型国家的养老金经济学、医疗卫生经济学、高等教育经济学方面做了具有开创性的工作。1988年以来，他在英国发生的关于高等教育的大辩论中十分活跃，是坚决主张建立广泛学生贷款制度的一位“主将”。他曾任“澳大利亚西部委员会”顾问；曾受聘于新西兰政府，为新西兰制定公共政策做出了卓越贡献；目前，他是匈牙利政府的顾问，《国际社会保障评论》杂志编委会的委员。作为伦敦经济学院的教授，他目前教授经济学、社会政策经济学、经济体制比较、公共经济学等四门课程。
巴尔在上述领域著述颇丰，主编或撰写的专著近十部，论文几十篇。最新的代表作有《作为储钱罐儿的福利国家》（OxfordUniversi~Press，2001），主编了《经济理论与福利国家》（Edward Elgar，2001，其中收录了许多重要论文），等等。翻译成中文的有《福利经济学前沿问题》（中国税务出版社，2000年）。本书不但被伦敦经济学院采用为大学和研究生的教科书，而且许多大学都将之作为教科书或教学参考书。本书反映了巴尔最新的研究成果，在我国研究社会保障的学者中间也有较高的知名度，引用率较高；它代表了当前西方经济学界研究社会保障和福利国家问题的最新动态，处于学科最前沿。
在中文版中，为方便读者学习和研究，本书译者之一，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所副所长、博士生导师郑秉文教授还撰写了一个长达四万多字的《译者跋》，除了对该书的主要内容和特点做出了简介和归纳之外，还对战后以来半个世纪西方经济学研究社会保障和福利国家的学术史做了一个概要性的回顾，并利用较大的篇幅分别从政策学、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信息经济学等几个方面就社会保障和福利国家的效率功能即在保险市场上出现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等信息失灵现象对西方经典经济学家的论述做了考察和较为细致的梳理，同时，对养老、失业、医疗健康、教育等领域的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的存在根据做出了规范性的论述。
该书于2003年9月获得“2002年度引进版社科类优秀图书奖”。
（《福利国家经济学》，尼古拉斯，巴尔著，郑秉文、穆怀中等译，“社会保障译丛”之一种，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03年1月版，65．00元）
大道运行．文化历史与国家盛衰
■ 司马云杰
司马云杰先生把自己的著作《大道运行论》、《绵延论》、《盛衰论》称之为《大道哲学》三部曲。作者在本文中提出的国冢民族的生存和发展．还要不要立于自己文化历史基础上．中国几千年文竹，绵延及盛寰治乱的历史经验还有没有用，“道”的刚健中正仁义精神．怎样贯通政道治道与发挥大用，特别是哲学社会科学还要不要担当维护国家民族文化生命与精神牛命的历史责任等问颧．应引起人们的关注。
（一）
《大道运行论》的前两版，皆题为“关于中国民族魂或最高精神的研究”，有人已经很不理解。其后，我又出版了《绵延论》，是研究中国文化几千年绵延之理的。在人家大都研究一些具体社会现象、社会问题时，我研究这么个大题目，有不少人摇头。去年我又写了《盛衰论》，是研究盛衰治乱之理的，有位朋友听了感到惊愕。那么，我为什么要写这样的书呢？特别是在目前经验实证研究盛行的情况下，我摈落象数，抛却经验实证，直通形而上学的大道，以此为本体论、价值论和最高知识论，研究几千年的文化绵延与历史盛衰，对现代社会究竟有多少实际用处呢？
我很理解这些朋友的疑惑与忧虑，也不怀疑经验实证研究可以为政策、治策制定提供一定参数。但是我想指出，只有解决了宇宙本体真相与价值大原问题，万物的存在才有依托，人的生命与价值，才有所本、有所原，才能在天地间立定脚跟，在宇宙本体论与最高价值论上建立起精神家园，使国家民族的文化生命与精神生命得到安顿。
这只有超越经验知识，于形而上学的高度才能解决。这种形而上学不是在通常所说的孤立的、静止不变的意义上讲的，而是在超越形器、超越物的实在之上的宇宙本体论与价值本原上说的，特别是中国形而上学的大道，它是“物物而不物于物”的知识，是“范围天地之化而不过，曲成万物而不遗”的知识。它所要解决的不是枝枝节节的问题，不是具体事物的客观实在性，而是宇宙本体真相和人类生命本原问题。只有研究这个本体大原，才能揭示宇宙万物存在的本质和人类生命的价值源头，才能提供最高的理想、信仰和信念，才能以哲学的智慧与灵光照亮人生的道路，才能使人的内心世界提升到宇宙本体论高度，实现困境中的超越与精神的解放，而其为国家之治，才能“统之有宗，会之有元”，才能依其根本法则，静推天下之理，不为纷繁的事物所遮蔽。哲学社会科学不讲本体论，不讲形而上学的本体与大原，只靠那些经验实证的知识，如何能建立国家民族的理想、信仰和信念？只知物的知识，不通大德孰化之教，明德至善之理，如何能大化天下？
（二）
国家民族的存在不是一个生物学或人种学的问题，而是一个文化问题，一个文化精神的共同体或精神连结的统一体问题。一个民族不仅有着共同的文化创作与精神生活，而且依此在历史持续与世代绵延中，构成了他们共同的心理、性格、伦理、道德、风俗以及理想、信仰与信念，构成了他们共同的价值观、欲望、目的、要求及其取向，构成了一种胡塞尔所说的“历史的内在目的论”。历史依文化绵延而持续，文化绵延构成了国家民族历史存在的基础。离开文化的认同与归属，就谈不上国家民族的存在与统一了。现在，台湾有人大讲“脱古”，就是要从文化上搞“台独”，脱离大陆，从中国分裂出去。
正因为不同文化及“历史的内在目的论”，构成了不同国家民族文化共同体，构成了不同文化历史与精神的存在，所以，欧洲精神不同于亚洲精神，犹太精神不同于阿拉伯精神，中国精神不同于西方精神。尽管在世界经济一体化或全球化的背景下，现实生活中不同国家民族文化精神的多元存在，依然是不容忽视的社会历史现实。
文化是国家民族的生命精神，历史是国家民族存在的根据与理由。现在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就是各自依其文化历史争取存在的根据和理由，争取存在的权利。过去帝国主义进行殖民统治有着两条不成文的遗训，就是一要殖民地人民忘记自己的文化，二要其忘记自己的历史。忘记文化就是忘记自己的思维方式、生活方式，放弃自己的生命精神，解除反抗意识。忘记历史，就是忘记自己过去的存在，就是彻底放弃历史上存在的理由与根据。我不想过分猜度，现在西方国家一些人内心对原殖民国家民族是怎么想的，但从现实观察可知，恐怕到现在为止，他们也没有完全放弃这两条殖民统治的原则。
若从古老文明民族的文化来说，不论是古埃及、古希腊文化，还是两河流域的文化，大都中断了、转移了，只有中国文化依其根本精神及其价值体系，在故有的土地上绵延了五千余年。如果从发端于伏羲氏族部落时期算起，它则上下绵延了七千余年。如果中国文化没有强大的生存哲学或性命之理，没有安身立命的大哲学和大学问，它如何能绵延至今？我所以要写《绵延论》，就是研究中华民族赖以生存绵延的人生哲学或性命之理。这个大哲学，就是“洋洋乎发育万物，峻极于天”的大道本体论的哲学；这个大学问，就是儒家的大人之学，就是明明德、亲民的学问；这个人生哲学或性命之理，就是“穷理尽性至于命”，就是“建诸天地而不悖，质诸鬼神而不疑，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或”的真理性，及其整个礼义之教与伦理道德。
国家民族的文化价值体系，虽然可以丰富、发展，可以淘汰一些东西，但从本质上说，它是不能置换的，特别是与理想、信仰、信念一类精神文化相联系的形而上学，是根本不能随便改变或置换的。改变了它，也就改变了整个文化价值体系。换了一种文化，还是这个国家和民族吗？！诚如黑格尔所说的：“一个有文化的国家民族没有形而上学，就像一座庙，其它各方面都装饰得富丽堂皇，却没有至胜神那样”，它岂是可以随便毁掉的？
文化以历史持续为依托，历史持续是以文化绵延存在而盛衰的。中国几千年的历史，虽然有盛有衰，但决不是像新康德主义者所说的那样，是一次性的、不重复的，或一去万劫不复的。盛衰者，现象也；所以盛衰者，道也理也。中国几千年的盛衰治乱，自有其道理。我所以写要《盛衰论》，就是为了总结几千年盛衰治乱的历史经验，以研究其盛衰治乱之理。
中国几千年的历史，是刚健文明，自强不息的历史。它不仅充满着中华民族建立盛德富有大业的智慧，而且贯通着他们几千年来道德精神的大美与崇高。正如西方从来没离开过“逻格斯”或上帝的存在，印度从来没离开过“梵”文化精神一样，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也从来没离开过“刚中而应，大亨以正”的“道”的精神。此道也，独立不改，周行不殆；其谓最高精神的存在，则是“寂然不动，感而遂通”，贯通于整个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历史的。我所以要写《大道运行论》，就是要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