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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八支队伍,半数成为义兵。匈奴单于於扶罗,随张杨归附袁绍。
从兵力在洛阳外围分布来看,主要有四大集团:
1西北集团——进驻河内(治在怀县,今河南省武陟县南)的袁绍、王匡部。冀州刺史韩馥驻邺城(今河北省临漳县),作为后勤保障。张杨、於扶罗则屯于漳水一带。
2中部集团——进驻酸枣(今河南省延津县)的刘岱、张邈、张超、桥瑁、袁遗、鲍信、曹操等部。
3西南集团——进驻颍川(治在阳翟,今河南省禹州市)的孔伷、李旻。
4南部集团——进驻鲁阳(今河南省鲁山县)的袁术、孙坚部。
西北集团的主力是王匡的泰山兵,前锋已经布防于河阳津,隔河与洛阳相望,最早进入临战状态。
中部集团除张超(张超是张邈弟)的广陵兵外,其他是清一色的兖州子弟兵。
西南集团以豫州兵为主,后孔伷部融入中部集团,李旻部并入南部集团。
南部集团的主力是孙坚的长沙兵,战斗力极强。
《三国前传》第二部分关东联盟(4)
关东联盟业已集结完毕。作为一个充斥着名士且多是现任的东汉地方州郡长官组成的联盟,使我们的诸多悬疑为之释然:周、伍行政绝非真心要与董卓合作。袁绍等人出逃,与京官外任州郡是联盟成立的前奏。而东汉中后期以来面对皇权的变异,士大夫企盼强臣的出现,渴望武装的支持。然而在剔除了变异皇权的毒素后,却迎来了武人对皇权的践踏,强臣并没有终结政治的败局,却最终促成了士大夫群体的武装化。
既然如此,关东联盟就应该凭借武力同董卓一决雌雄,解放皇权,恢复士人政治。可是事实却与之相背离。
关东联盟成立后,我们只发现有两部人马在主动出击:一是曹操率弱旅战于汴水,虽有张邈的策应,但还是被凉州军打得溃不成军,曹操只能退出战场,前往扬州募兵,以便再战;一是孙坚在南部的孤军奋战。孙坚曾经与董卓共事一场,对于董卓多少有些了解,他曾向当时主持西部军事的张温建议,将抗命不遵的董卓,军法从事。此番与董卓交兵,凉州军并未占到丝毫便宜。董卓就曾叮嘱手下,对孙坚要多加留心。而正是这位让董卓忌惮的孙坚,却受到了自己人的暗算,负责其后援的袁术,不给军粮。没有饭吃,这仗还怎么打?
为什么会出现上述场景呢?难道关东联盟的诸家牧守们不思进取,是惧怕董卓的武力?
当时尚在朝中、还能得到董卓信任的郑泰就曾经为董卓分析过盟军与董卓军的优劣,大意是讲关东百姓忘战日久,没有战斗力,袁绍等人平日养尊处优,没有将帅之才;董卓就不一样了,身经百战,熟悉军事,手下将士都是天下强勇。结论是:盟军人数虽多,却中看不中用,董卓自然就是最后的胜利者。但两军对垒,力量的强弱,是客观存在。如果一味地强调它,也就失去了集合武力的意义。况且,郑泰是士大夫安插在董卓身边的耳目,他的真实用心,无非是再次扰乱董卓的判断,而董卓也确实觉得郑泰是个可用之才,一度想把洛阳军事托付给他。
即便是惧怕了董卓的武力,也不至于断人粮草,做仇者快、亲者痛的事情吧!而关东联盟的结而不战,直至最终解散,却另有缘由。要解读它,还需随着董卓的“清醒”慢慢道来。
董卓能够“清醒”,得益于他从西部的忧虑中解脱了出来。白波军没有继续南下,而是转向东部,西部交通还可保持通畅,董卓稍稍舒了口气。而面对要发动东征的盖勋和皇甫嵩,能够帮助董卓的,却不是武力,而是皇权。董卓先是在皇甫嵩的驻地扶风设了一个汉安都护,总统西部军事,明摆着就是要剥夺皇甫嵩的军权。随后,天子诏书发出,征皇甫嵩入京任城门校尉。胸怀忠义的皇甫嵩便匆匆踏上了进京的道路,将谋士梁衍的话置于脑后。
此前,梁衍在看到董卓发来的诏书时,就清楚地指出了当时的形势,他说:“汉室微弱,阉竖乱朝,董卓虽能行诛杀宦官之举,但他却不能尽忠国家社稷,滥杀无辜,随心摆布皇权,废少立献,现在又征调将军进京,此次进京,将军凶多吉少,大则会遭遇不测,小则会受到董卓的侮辱。而将军手握重兵,完全可以号令海内,讨伐逆臣,这样,袁绍在东,将军在西,董卓就成了瓮中之鳖,会乖乖地束手就擒的。”
可是,在这样的关键时刻,要使皇甫嵩能驱动豪勇之气,去拯救国家于危难,也要获得一个名正言顺的认可,以免世代忠义蒙上图谋不轨的灰尘。这就是他的愚忠了,他不懂得国家行将不存,空守忠义的意义又在哪里呢?到头来,只害得京兆尹盖勋陪伴他去走完这条已是荆棘丛生的忠义之路。
董卓得知皇甫嵩已经离任,悬着的一颗心总算落了地。心腹之患消除了,再来看看沸沸扬扬的洛阳周边,他根本就没有把盟军的刀枪放在眼中,也许是他认为摧折这凶猛的兵锋,实在是举手之劳。他做了三件事:
第一件事,清除“内奸”,割断盟军与朝堂的联络。周毖、伍琼丢了性命。
第二件事,军事上转入进攻。董卓先是派兵在盟军控守的河阳津正面摆出进攻姿态,暗自却将主力渡河绕到盟军背后,趁其不备,发动进攻,盟军被击溃。洛阳西北压力得以减轻;在洛阳南部,董卓军与孙坚的长沙兵陷入拉锯战中,一时胜负难料。
第三件事,政治上点中盟军的“死穴”。董卓叫郎中令李儒拿着鸩酒去见废帝弘农王辩,告诉他:“把它喝下去,会驱除邪恶。”业已成年的刘辩又怎能不知道这其中的杀机。但,他又能做怎样的抗争呢?“天道易兮我何艰!弃万乘兮退守藩。逆臣见迫兮命不延,逝将去汝兮适幽玄”,在凄婉的歌声中,十八岁的弘农王走到了他生命的尽头。
弘农王的死,极大地冲击了盟军的心神。原本抱有否定董卓废帝行为的关东联盟,顿时失去了前进的坐标。毕竟,否认废少立献,就意味着要恢复弘农王的皇统。而弘农王一死,摆在盟军面前的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是承认献帝皇统,听任武人的摆布;二是另立皇统,与洛阳现政府彻底决裂。究竟应该怎么办呢?
联盟中部大营中的州郡长官们在酸枣宣读了一纸盟辞,大意是说:
《三国前传》第二部分关东联盟(5)
汉室不幸,皇纲失统,贼臣董卓,祸害无穷,毒杀弘农,百姓被难,如此以往,社稷沦丧,四海倾覆,我们——兖州刺史刘岱、豫州刺史孔伷、陈留太守张邈、东郡太守桥瑁、广陵太守张超——要举义兵,赴国难,同盟中人,齐心一力,尽我臣节,粉身碎骨,在所不辞。有渝此盟,死于非命,祸及子孙。皇天后土,祖宗明灵,实皆鉴之。
盟辞写得慷慨激昂,闻之倒也令人振奋。国难中展现臣节,印证的是士人舍身取义的价值观,是值得褒扬的行为。但较之此前的三公移书,就不难发现,在这里国难已经变更,新国难成于“毒杀弘农”,献帝仍旧没有得到尊崇。就此点而言,盟军也要根据形势的变化,做出相应的战略调整。可惜的是,只想以死抗争,“粉身碎骨”了,没有创造出一个新天子,终极的政治目标就没有找到,人们无所适从。
而在酸枣会盟之时,坛场已经设好,刺史、郡守却互相谦让,谁也不愿意登坛主盟,俨然谁登坛场,灾难就将降临似的。最后主盟者却是由广陵郡功曹臧洪来担当的,盟辞发自功曹之口,究竟能代表哪一方的意愿呢?而袁绍、袁术、韩馥、王匡等尚在各自营盘中,对此表现淡然,缺少了他们的会盟,酸枣会盟的意义又在哪里呢?是要分割士人刚刚积聚的武装,以酸枣之众去面对凶残的董卓吗?
这一切都不是,没有政治目标的酸枣盟辞只不过是应时的文章,它不具有丝毫的约束力,至于盟辞所郑重言及的对毁盟者的制裁,只是闪过耳边的咒语,又有几人会相信它的效力呢?之后的日子里,酸枣诸军悠闲地屯扎在营地中,诸将们则日日在高歌纵酒。
而西北集团的袁绍和韩馥却在另一条道路上寻找着可能的转机,那就是拥立新帝。他们选定的是幽州牧刘虞。虽然二人在拥立的事情上竭尽心智,但却并非是为了给联盟树立起一个终极的政治目标,来凝聚向心力,二人各有主意。而刘虞这位忠厚的长者,对此则大为气恼,认为是“逆谋”,玷污了他的名声,坚决不做这个新皇帝。拥立的路也就走不下去了。
盟军仍旧在聚而不战。但是,这一局面不会再维持多久了,没有了政治目标的关东联盟很快就要离散而去了。曹操在《蒿里》一诗中这样写道:
关东有义士,兴兵讨群凶。
初期会盟津,乃心在咸阳。
军合力不齐,踌躇而雁行。
势利使人争,嗣还自相戕。
这里曹操描述的是关东联盟从一开始的同心协力,到后来的分崩离析的过程。其间曹操提到的“势利”,无疑就是导致联盟解散的关键所在,它告知我们:关东联盟的分化是在有目的地进行着。这层意义还要从“自相戕”中得以揭示。这里我们来举几个例子:
先来看看中部集团中的兖州刺史刘岱,这本来是个讲“孝悌仁恕”的谦谦君子,却对东郡太守桥瑁有了偏见,杀了桥瑁,派人接管了桥瑁的地盘;他还给冀州治中刘子惠去了封信,信中这样写道:“卓无道,天下所共攻,死在旦暮,不足为忧。但卓死之后,当复回师讨文节。拥强兵,何凶逆,宁可得置。”(《后汉书》卷七四上《袁绍传》注引《英雄记》)刘岱杀性已起,杀了桥瑁还不算,还要杀韩馥。
再来看盟主袁绍。他要取代冀州刺史韩馥的位置,韩馥手下人不答应,就劝韩馥断绝袁绍的后勤补给或直接与之兵戎相见。在袁绍实现了与韩馥之间的权力交接后,鲍信则认为袁绍实际上就是又一个董卓,他与曹操商议要“规大河之南,以待其变”(《三国志》卷一二《鲍勋传》注引《魏书》)。这时的袁绍似乎也已经是暴戾无比,张邈因为好意劝说他几句,他就不顾多年朋友的情谊,指使曹操去杀掉张邈,这件事因为曹操的反对而作罢。
还有那位孙坚,吴主孙权的父亲,在进军的过程中,先杀了刺史王睿,后杀了南阳太守张咨。
……
之所以会出现联盟成员之间的不谐和,乃至仇杀,就是“势利”惹的祸。要知道,地方政治单元一经形成,就具有强烈的排他性。
汉末地方长官权重已经是有目共睹的事情,州郡牧守除了握有地方的政权,还拥有了军权,在政局动荡不安的时候,属于他们的一州一郡,就是他们避乱的港湾。在这个相对独立的政治单元中,进可以争雄天下,退可以自保一方,完全可以不顾及皇权的存在与否,州郡就是他们的“势利”所在。发现了它,关东联盟的自行瓦解只是一个时间早晚的事情,而关东联盟一旦瓦解,直接后果就是造成了汉末地方割据局面的全面出现。曹丕,曹操的儿子,这位未来的魏国缔造者,他在《典论》中写过这么一段文字,算是给当年关东联盟的聚散离合做出一个总结:
初平之元,董卓杀主鸩后,荡覆王室。是时海内既困中平之政,兼恶卓之凶逆,家家思乱,人人自危。山东牧守,咸以《春秋》之义,“卫人讨州吁于濮”,言人人皆得讨贼。于是大兴义兵,名豪大族,富室强族,飘扬云会,万里相赴;兖、豫之师战于荥阳,河内之甲军于孟津。卓遂迁大驾,西都长安。而山东大者连郡国,中者婴城邑,小者聚阡陌,以还相吞灭。
天下乱了,联盟散了,洛阳离州郡长官们越来越远,朝堂也就随它去吧,卸下道义的重负,去割据地方,去相互兼并,去得势利,去获得各自的生存。
《三国前传》第二部分关东联盟(6)
迁都与招安:被抛弃的洛阳旧臣
董卓将废帝到弑王所引发的一连串的政治苦难全抛给了士人,他轻而易举地做到了不战而屈士人武力。但是城外的盟军终究是个不小的压力,与其固守洛阳城池,与士人武装对峙,不如退出这一是非之地,回归西部故里,一来可以稳定军心,二来也可以摆脱盟军的纠缠。主意既已拿定,董卓宣布迁都长安,并且很合东汉政治思潮地引用了谶语来印证迁都的合理性,却不成想,沉寂的朝堂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