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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情此景，触动了人们感怀的心灵，一首首悲歌被缓缓地吟唱着：
惟汉廿二世，所任诚不良。
沐猴而冠带，知小而谋强。
犹豫不敢断，因狩执君王。
白虹为贯日，己亦先受殃。
贼臣持国柄，杀主灭宇京。
荡覆帝基业，宗庙以燔丧。
播越西迁移，号泣而且行。
瞻彼洛城郭，微子为哀伤。
——曹操《薤露》
西京乱无象，豺虎方遘患。复弃中国去，远身适荆蛮。
亲戚对我悲，朋友相追攀。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
路有饥妇人，抱子弃草间。顾闻号泣声，挥涕独不还。
未知身死处，何能两相完。驱马弃之去，不忍听此言。
南登霸陵岸，回首望长安。悟彼下泉人，喟然伤心肝。
——王粲《七哀诗》
董卓入关，战鼓渐息，义旗飘散，关东联盟自行解体，以函谷关成为双方默认的分界。关东牧守正在为一城一地的得失互相争斗着，以“实力”为中心的多元格局还很难在短时间内得到澄清，而这就是士人在群体价值理想遭到毁灭之后，基于自身生存利益，由消极的怯懦走向普遍强权的必由之路；关西则处在武人的压制之下，似乎已经没有了士人生存的空间，但残留在长安的洛阳旧臣却思图生机的再现。缺少了关东士人武力的支持，旧臣们会有所作为吗？
旧臣中，如荀攸、郑泰、何颙、种辑、伍孚等人就形成了秘密的结社，密谋诛杀董卓。种辑，事迹不显，可能与种嵩、种劭同族。荀攸、郑泰、何颙、伍孚，都是何进招揽的海内谋士，是诛杀宦官的谋主。在董卓进京后，郑泰、何颙又受到董卓的信赖。他们原本就与袁绍等关东士人有着密切关系，把董卓视为敌人，并不奇怪，而且这可能就是此前周毖、伍琼行政中诛除董卓的在朝中坚力量。但奇怪的是，在他们的思想深处却孕育着一种“另类”的倾向，这在他们的谋划中就已经表露了出来：
董卓无道，甚于桀、纣，天下怨之，虽资强兵，实一匹夫耳。今直刺杀之，以谢百姓，然后据崤、函，挟王命以号令天下，桓、文之举也。（《三国志》卷一〇《荀攸传》）
刺杀董卓是任务之一，而杀董卓后的安排却是隔绝东西，视天子为傀儡，“挟天子”以争霸天下，关东士人已非故友。看来，士人阵营的分裂已不仅仅是关东士人对洛阳旧臣的舍弃，而荀攸等人表现出的对天子的态度，即将成为一种政治思想潮流。
《三国前传》第三部分旧都浮尘（2）
荀攸等人要刺杀董卓，得到了老臣们的赞同，司空荀爽、司徒王允、司隶校尉黄琬也参与其中。荀爽，不必再着笔墨了吧。然而，在迁都时保持低调的他，为何要舍生就险呢？这与他一贯的思想相差太远。或许是因为，远离了关东武装，身陷死地，自觉时势不会逆转，苟活于世已无意义，不如拼死一搏？王允，当年何进幕府中一员，在董卓面前，很懂得隐藏自己的信念，董卓也就把他当成自己人看待；黄琬，名公黄琼之后，在迁都之议中站在董卓的对立面，受到打击，被罢官，到长安后，做了司隶校尉。
作为刺杀董卓计划中的一步，王允与黄琬、郑泰谋划了一次大胆的人事调配，由王允向董卓直接提出，此事见于《后汉书》卷六六《王允传》：
（王允）乃上护羌校尉杨瓒行左将军事，执金吾士孙瑞为南阳太守，并将兵出武关道，以讨袁术为名，实欲分路征卓，而后拔天子还洛阳。
谋求武装，对抗董卓，就是这次谋划的核心。但董卓对此，戒备十足，虽然有堂而皇之的旗号，但是与武装沾边，又与当年韩馥等京官外任地方有着雷同之处，董卓绝不答应。王允等人的计划随之流产。
而激进的士人已经无法抑制仇恨的心情，毅然走向了杀身取义的道路，侠客伍孚就是他们的代表。
一日，伍孚内着小铠，在朝服内暗藏佩刀，去见董卓。一番言语之后，伍孚告辞离去，董卓送至门口，就在此时，伍孚拔出佩刀直刺董卓，怎奈董卓出身行伍，身手也颇为敏捷，遭遇突变，却也能避开这致命一击，伍孚则被董卓手下拿下。董卓对此大为不解，问伍孚：“你想造反不成？”伍孚此时也只能用语言来表达自己的一腔激愤，他说：“你我并非君臣，何言造反？你乱国篡主，罪大恶极，今日诛杀你这恶贼，恨不得将你车裂于市朝以谢天下。”然而激愤的言行终究没能挽救东汉政治的颓败，伍孚的热血也未洗净这沉沉的黑夜。这时的董卓手握杀人的屠刀，做着足谷翁的美梦。
杀贼：王允下出的一步险棋
自从入关以后，董卓不再去理睬关东新士人的举动，而新士人之间的拼杀，使得他们也暂时忘记了偏居长安的汉室朝堂的存在。在相对“清静”的环境中，董卓开始了他无忧无虑的建设。先是在长安城以西的郿县（今陕西省眉县东）建了一个高大的“万岁坞”，在里面囤积了足够消费三十年的谷物，用他自己的话说：“在这里，我足可以好好地过一辈子了。”对还在残喘的汉政权，董卓也不再像在洛阳时，放任士人去操纵日常的行政事务，在长安，汉臣们都要去董卓府上汇报自己的工作，董卓这时也给自己增加了许多尊贵的称号，诸如“太师”、“尚父”，并给自己的兄弟子孙封官晋爵，就连七八岁的幼童都封了侯。刘姓的汉室实际已经淹没在董姓族群中了。而此时的汉中央政权似乎已经退化为一个在董卓摆布下的区域性的地方政治单元，董卓完全可以取代它的位置，将自己的门面再粉饰上一层金漆。但他却始终没有走出这一步，其心理还是值得玩味的。
关于此点，可以从董卓和汉末大名士蔡邕的两次对话中寻找到一丝踪迹。
第一次是在董卓做了太师，又想让汉献帝称自己为“尚父”的时候，蔡邕对他说：“过去周武王接受天命，姜太公辅佐他去征伐无道的殷纣，天下人为此都非常尊敬太公，故而称他为‘尚父’。董公，现在您的功德确实很大，但是还需要等到平定了关东，还都洛阳以后，再讨论这个问题也不迟啊！”
第二次是长安发生地震，董卓问蔡邕地震发生的原因，蔡邕说：“发生地震是因为阴气太盛，在人间就表现为大臣专制。董公乘坐的青盖车，大家都认为它与制度不符。”
前者着眼于历史中的相关人物，来申说天命；后者则用灾异来比附人事，是汉代经学之士阐述其政治观点时通常用的方式。二者殊途同归。从字面上看，自然就是让董卓死了做皇帝的那颗心，但蔡邕希望能通过自己的劝谏达到重新塑造董卓的目的，也未可知。毕竟在政局混乱之际，需要一个强臣来重整朝纲，恢复国家正常的政治秩序。而天命、灾异的警示，对于董卓其人来说，显然有着一定约束力。
《三国前传》第三部分旧都浮尘（3）
这是因为：对传统政治模式的认同，已经深化为一种留存在当时人头脑中的规范，成为他们政治行为的指南。我们知道，东汉自“光武中兴”之后，经明帝一朝的短暂维持，盛世景象即告结束，随之而来的是长时期的政治衰败，其中原因固然很多，但这种衰而不亡的政治态势，却不能不引发我们的思考。这期间东汉统治者刻意在政治上营造的思想“教化”，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教化”的妙处就在于通过对儒家经典的整理，上升提取出一个类似于宗教纲领性质的“国家精神”出来，即以谶纬的手法对儒家的基本原理加以“神化”，推出“纲常名教”，竭力烘托出君主的神圣性，将“天人感应”思维链条的关键部位，引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等上下尊卑这样一种在现实世界中仿佛已经固有的政治—社会秩序来，且这一秩序的维系条件是自下而上的，即通过构成社会基本单元的家庭入手，对其成员进行道德熏染，依照“孝”的基本理路贯穿下去，再按照儒家“忠孝”同构的原则，转而提升到国家政治的高度，就表现为臣子对君主的绝对服从，即“效忠”。
这就决定了生活在以天人感应神学建构的政治社会中，人们不能轻易对君权的神圣性加以否定。在汉末短短的二三十年中，同样的事例发生了很多很多。最显著的莫过于，汉魏之际曹操在群臣的劝进声中，竭力声明自己宁愿做历史上的周文王，也不愿在他手中完成新旧王朝的更替，与当年董卓没有代汉自立的心态如出一辙，曹操同样要受到约束。
话说回来，虽然董卓受到了纲常名教的束缚，尚不敢越雷池一步，但长安城中的士人官僚并没有因此而收敛诛杀董卓的决心，因为在他们心目中已经认定董卓是变乱社会的惟一毒素了。在屡遭挫折之后，司徒王允便给大家带来了一线曙光，因为他发现了可以置董卓于死地的董“工具”，那就是吕布。之所以有此发现，这还需要从董卓与吕布之间的关系谈起。
董吕之间的关系确立于中平六年董卓进入洛阳之后。在高官利禄的诱惑下，受到董卓疑兵的蒙蔽，促使吕布与其统帅丁原的反目，董卓得以假吕布之手杀掉了丁原，吕布也就成为并州军的新统帅，转归董卓麾下。
从这一角度出发，来考虑董吕关系，就会发现，吕布对董卓的依附，是在受到董卓凉州军假象的蒙蔽下，所采取的一种自保之举。一旦假象被揭穿，同样拥有一支强大武装的吕布会作何反应，就很难说了。这同时也决定了董卓对吕布的控制，绝不可掉以轻心。因此，《三国志》卷七《吕布传》所记载的董卓害怕他人暗算，让吕布做了自己的贴身护卫，实际上是在未完全消化并州军之前，对吕布实行的一种控制措施而已。并凉之间的隔膜依旧存在。日后二人的反目成仇就因此埋下了种子。
史料中所记载的吕布对董卓产生厌恶之情，盖有两方面的原因：
一是由于一次董卓失手差点用戟误伤吕布，董卓虽为此向吕布赔罪，但却引起吕布对董卓的怨恨；
二是吕布与董卓侍婢有染，恐为董卓觉察，故生杀卓之心。侍婢经后世小说家渲染，衍生出王允的“连环计”和美女貂蝉来。但两个原因似都流于表面；尚未触及根本。
吕布要杀掉董卓，就在于上面讲到的董吕关系的脆弱性上。进而可延伸为并凉武人之间的矛盾，在这种矛盾中，并州军处于被动的态势中，随时都可能被凉州军蚕食，而失去了武装，吕布也就失去了立身之本，为谋求自身及其集团的发展空间，吕布也会反戈相击。
王允的介入，想必就是看到了董吕之间这层微妙的关系，加之在一次次密谋诛杀董卓的活动流产，王允引外兵勤王的计划又遭夭折的情况下，出于对武装的渴求，才将视线转向握有兵马的吕布身上，下出了联络吕布的这一着险棋。而吕布能倒向士大夫阵营，除去上面讲到的董吕关系的脆弱性外，还有着其他方面的原因。
一是王允与其有同乡之谊（按：王允系太原郡祁人，吕布系五原郡九原人，二人同为并州人士），无形当中拉近了王吕之间的距离；
二是士大夫政府的合法性仍旧对一介武夫有着约束力；
三是董卓进驻长安前，把凉州军的主力布防于长安以东的陕县（今河南省陕县）一线，用来阻挡关东士大夫武装可能的西进。这就为吕布敢于同董卓兵戎相见提供了可能。
于是，王吕的结合，终于演成了下面的一幕。
初平三年（192）夏四月辛巳（公历5月22日），董卓在重兵护卫之下，前往未央殿赴朝会。当行至掖门的时候，宫门卫士突然手持长戟向他刺来，猝不及防的董卓慌忙向吕布求援，未成想吕布却从怀中摸出一纸诏书，向他宣布了死刑。
董卓死了，董卓死了。消息传开，长安百姓顿时喜笑颜开，载歌载舞走上街头，喝酒吃肉，把这一天当作了节日，想必他们以为董卓的死，就标志着苦难生活的结束，安定生活的到来。单相思：满天乌云浑不知殊不知，快乐的心情很快就会淹没在滚滚西来的乌云中。这片乌云的到来，谁又能想到竟是那位在诛杀董卓中有着首建之功，又在董卓死后成为朝堂领袖，被当时人视为“王佐才”（郭泰对王允的评语）的王允一手招来的呢？
《三国前传》第三部分旧都浮尘（4）
董卓死后，如何安置董卓部伍是必须及早解决的问题。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