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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袁术的势力和黄巾余部，万不可掉以轻心。这时去“迎天子”，《三国志》卷一《武帝纪》中说“诸将或疑”。
而与诸将态度相反，荀彧从历史的角度切入问题，讲“晋文纳周襄王而诸侯景从，高祖东伐为义帝缟素而天下归心”，我们知道，晋文公能够成就一番霸业，得益于他效仿了齐桓公，尊崇周王；高祖刘邦要逐鹿中原，得天下，还要为义帝服丧，赚得个民心所向。历史的经验摆在那里，要想成大事，就要“奉天子”。这是无法绕过去的一环。而实现了“奉天子”，就可以获得三项收益：一是得民心；二是服俊杰；三是致英俊。得民心是曹操再度立足的根本，服俊杰是曹操在政治地位上可以凌驾于其他地方割据派的表现，致英俊可以弥补曹操目前人才短缺的不足。而这一切是符合曹操“匡天下之素志”的。因此，诸将的疑虑实属短见。而此次时机的再现，则不容错过。错过了，想追也追不回来。
荀彧就这样极大丰富了最初由毛玠倡议的“奉天子以令不臣”的观点，而曹操又是一个能断大事的人，这是他与袁绍的不同。荀彧所描述的“奉天子”后的美丽前景，足以使曹操不再停留在通使的循环往复中，而是要迈出那关键的一步，发兵西进，掌控天子。
《三国前传》第四部分奉天子（7）
此时天子尚在东归途中。护卫天子的已不再是当年王必通使时所见到的李傕、郭汜，而是有着“白波”背景的杨奉、韩暹等统帅的并州武装以及董承一部。杨奉，我们前面已经作了交代。董承，按照裴松之的说法，他是灵帝母董后的侄子。如果确实的话，《后汉书》卷七二《董卓传》所载，董承作为牛辅的部下，应不具有地道的凉州血统。并且，董承女为献帝贵人，则董承又有外戚的身份。就杨奉为朝臣策反与李傕反目，以及董承与天子的关系而言，他们应有效忠天子的一面。但对于曹操的西进，他们并有没有表现出太多的热情，以致同曹操的先头部队进入了对峙状态。
曹操并不希望与杨奉等人发生正面冲突。而杨奉、韩暹、董承之间又不团结。杨奉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人物，他的部队很有战斗力；韩暹和董承之间有摩擦，直至发展到火并，韩暹打败了董承。他们的不和，也就为曹操通过“和平”的方式来完成“奉天子”的大业提供了可能。曹操便把此次行动交给了已随张杨援建洛阳来到天子身边的董昭。
当天子回到荆棘丛生的洛阳，在断垣残壁间找寻自己童年回忆的时候，董昭就已经让杨奉感觉到曹操是多么值得结交的朋友了。董昭的做法很简单，而且驾轻就熟，他又一次成了曹操的代言人，在给杨奉的信中，对杨奉倾尽了仰慕之情，并对他的功绩大肆赞美了一通，转而说：现在事务繁重，仅靠你杨奉一个人单干可忙不过来，需要帮助。曹操又非常乐意出力。你有兵，他有粮，二人可以互通有无，生死与共。这让杨奉着实感动，并且看到了联合的实惠，马上明确表示了自己的立场：国家就是需要曹操这样的人。并且上表给天子，让曹操做了镇东将军，继承了他父亲曹嵩的爵位——费亭侯。董承则急切地盼望着曹操的到来。因为他想假曹操之手，还韩暹以颜色，为自己出口恶气。
当时杨奉屯兵于洛阳以南的梁县（今河南省汝州市西南），杨奉既然把曹操当作了朋友，也就会让曹操从颍川顺顺利利地到达洛阳；董承负责洛阳的防务，也不会将曹操拒于城门之外。就这样，曹操回到了阔别七年的洛阳。
但是来到了洛阳，并不等于可以立即实现“奉天子”的既定计划，其间还存有变数。
曹操见到董昭的第一句话就是：“我已然来到洛阳，下一步棋怎么走？”董昭则成竹在胸，认为留在洛阳多有不便，应该移驾颍川郡的许县（今河南省许昌市东）。虽然这样做，不能服众，但是“行非常之事，乃有非常之功”。曹操基本同意了董昭的想法，但是还有顾虑，那就是移驾许县，杨奉肯定不答应，如果遭到他的阻截，怎么办？
董昭也想到了这一点，进而献策说：先派人去答谢杨奉此前对曹操的帮助，对他进行必要的安抚，再向他说明洛阳粮食短缺，要暂且移驾鲁阳（今河南省鲁山县）就食。这样杨奉就不会有什么怀疑。
董昭此计的关键就在于向鲁阳的佯动。鲁阳在荆州，去鲁阳，要经过杨奉驻屯的梁县，杨奉不会生疑也就在此。曹操遂依计行事，等到杨奉发觉受骗，为时已晚。曹操“奉天子”至许县。
至于为什么选择了许县作为安置天子的国都，就许县的地理位置而言，处于平原地带，袁绍曾经说“许下埤湿”。从军事角度来讲，基本上是无险可依，是“四战之地”，在建安二十四年（219）南方战事吃紧，于禁等七军尽为关羽所俘，强敌压境，曹操认为许靠近前线，就有移都河北的打算。然而，在建安初年，曹操的主要对手，并不来自于南部，而是北方的袁绍，曹操将天子安置于许，莫不是出于躲避冀州兵锋的考虑？或是真的只是因为许县有粮，而采取的权宜之计，后来随着“奉天子”策略的改变，也就懒得做出调整了？或是要应那句“汉以许昌失天下”的谶语？献帝刚刚在许安顿下来，袁术就认为这是天意所为，因为在谶语符命满天飞的汉末，早有谶文讲：“代汉者，当涂高也。”袁术字公路，公路与当涂合辙，既然汉天子到了许，那么自己不做皇帝，显然有违天意，于是，就忙不迭地称帝了。
疑问总是存在的。但是，天子既然来到了许县，并且在这里一待就是二十多年，这里就成为东汉帝国最后的国都。
如果说，在建安初期，曹操只是看中了“奉天子”能够给其带来的政治利益的话，即上文荀彧所言的三点收益，那么，随着曹操的征战，势力范围不断扩大，实力日益增强，“挟天子”已经失去了它的功效，马植杰先生就曾指出了“挟天子”对于曹操的政治影响具有两面性，即有利有弊，在统一北方的过程中是利大于弊，大局基本稳定后，则弊大于利。既然如此，那么，曹操为什么在羽翼丰满之时，还要固执地保持着其对汉天子的控制呢？通常有两种看法：
首先，曹操“挟天子”，具有明显的因袭性，就此点而言，“挟天子”的实质是控制天子，把持皇权，左右政治，这对于熟悉东汉中后期以来政治状况的人来说，母后、外戚以及宦官垄断皇统继承的做法，董卓的废少立献，无疑都是在同一层次上重复“挟天子”的把戏，曹操只能算是一个“挟天子”的继承者。有学者曾对曹操继承董卓的政治遗产问题做出过剖析，就强调了这层因袭关系。
其次，君臣名分的观念仍旧在一定程度上起着作用，如贺昌群先生在《英雄与名士》一文中言：“两汉四百年的统一局面，君权更扩大了，再经光武的提倡儒术，崇尚气节，深深地植下了汉帝国的一个坚强的君臣名分观念，这个观念使东汉中以后百余年间乱而不亡。三国之前期，群雄……无不欲帝制自为，而终于不敢建国称号，窃据名器，就因为碍于这个名分观念。”
然而这一切都是暂时的，就如同曹操讲“奉天子”而讳言“挟天子”，在矫饰之下还有其真实的一面，但最终还将归于一种假象。历史究竟能给那个时代带来怎样的思想解脱？是否能为时代的政治转机带来某些可资利用的成例？如果说“奉天子”规范了建安时代的政治路向的话，曹操可以不作出超越，可以不作出有违初衷的选择，但是因袭并不等于无所更新，恪守君臣名分，却可作为体面的外衣，其遮掩的是一个事实上已经取代了许昌汉廷的曹氏政权，在那里清晰地指示出了“奉天子”的未来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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