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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斯洛夫斯基的电影眼睛看到社会主义事业生活中的隐喻层面：个体的生存偶在。
偶在意味着，各种可能性都有可能成为现实性。个体的偶在意味着，一个人的生活有各种可能性，每一种可能性都有可能成为现实性。各种可能性中的某一个可能性成为现实性的契机，是个人在生活中遇到的选择。由于个人对美好生活的想象只会在各种可能性中的某一个可能性中实现，个体选择就成了用自己的身体拋起的铜币做的骰子，一面是令人想在此驻足的幸福，另一面是令人身心破碎的受伤。
每天我们都会遇上一个可以结束我们整个生命的选择，而我们都浑然不觉。我们从来不知道自己的命运是什么，也不知道未来有什么样的机遇在等着我们。……在情感的范畴里，我们可以享有较大的自由，但在社会生活的范围里，我们却大大地受到机遇的主宰。有很多事我们非做不可，或者我们必须变成某种人。
经典细读爱的碎片中的惊鸿一瞥（3）
基斯洛夫斯基的隐喻叙事就在这里突破了肩负着人类终极使命的人民事业伦理：社会主义事业有如那班定时开出的火车（历史的必然），某个人与这班火车的个体关系仍然是偶然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制度安排也许是一种精致、美妙的理性设计，然而，无论这种社会制度的设计如何完善，都是不切身的，不可能抹去个体偶在绝然属我的极有可能的偶然。在社会制度、生活秩序与个体命运之间，有一条像平滑的镜子摔碎后拼合起来留下的生存裂缝。偶在的个体命运在按照历史进步规律设计的社会制度中，仍然是一片颤然随风飘落的树叶，不能决定自己飘落在哪里和如何落地。
无论有多么美好的社会制度，生活都是极其伤身的。
Witek遇到的空难只是一个令人哆嗦的隐喻。对个体生命有绝对支配权的无常，像湿润的雪花沾在身上。
个人身体上的一道道生命裂伤“不论是发生在飞机上或床上，结果都一样”。
社会主义社会的日常生活伦理依据普遍的历史规律为个体生命提供的意义证明，在飞机上或床上发生的偶然的生存裂缝中，成了最大的生活谎言。
人民伦理生活中黏液般的双重无奈
基斯洛夫斯基是一个持不同政见的叙事思想家。
1982年，波兰闹起民主工潮，军政府为了社会的稳定，依法戒严，然后大逮捕。一时间，拘留所和监狱里人满为患。人民法庭只有加紧审判。《永无休止》在这种政治语境中问世，故事讲的是这样的：
Zyro30出头，正处在女人生命熟透的开端。她丈夫是律师，当初嫁给他时，她的情感暧昧模糊——是寻找一位兄长、父亲，还是情人，她自己并不清楚。他们的夫妻关系并不融洽，但也没有到无法过下去的地步。他们有一个儿子。
团结工会运动被镇压后，政府安排Zyro的丈夫当反革命分子的法庭辩护人（这意味着只能为败诉人辩护），她的丈夫刚上任就患暴病死了。一位替人民法院工作了几十年的老律师接替了Zyro丈夫的工作。
丈夫死后，Zyro的生活变成了空落落的大厅，只有自己的高跟鞋钉发出回响，阴森极了，仍然健硕炙热的身体过早憔悴，丰润的眼帘日渐干涩。她只身带着孩子，失神地游荡在孤单中，只能听到自己心灵轻若游丝的滴答声。神思恍惚的彻夜不眠时分，Zyro浑身燥热地抚弄自己的双乳，在喘息中感到那个同自己生活过、曾经对自己并不重要的男人，虽然已经离开了，其实一直在身边，并用像快燃尽的烛光般的目光注视着自己的生活。
Zyro想要摆脱这个缠绕着自己的幽灵，鼓足勇气把自己的身体拋给一个个素昧平生的男人。
Zyro的身体在这样的交欢中像渐渐湮没的车辙，愈来愈荒凉。
Zyro再也经受不住身体的沉沦，灵魂迷迷糊糊彷徨于模糊的光亮处，丰润的手臂在索求守住肌肤之亲这最后一道生存边界时渐渐干涸，倾诉和抱怨的书信都只能写给自己。
一天夜里，Zyro望着冰凉的青灰色的四壁，无奈地闭上湿润的眼睛，打开了煤气……
这部以政治事件为背景的电影没有着意表达政治反对派的正义和受迫害，也没有捍卫民主政治异见。基斯洛夫斯基关心的是：个人在遭遇偶然的生存裂伤后如何继续生活？什么叫做一个女人孤零零的无奈？
伦理问题根本上是人的在世性情问题。
人的在世不是无缘无故的在世，每一个“我”在世与前人、后人、旁人的关系构成了“我”的在世的缘和故，一般认为，这就是伦理的基本元素。这种对伦理的理解其实相当片面。一个人在世的生存关系同样、甚至更主要是受自己的性情支配的，个体与自身性情的关系，是更为根本的伦理元素——伦理的在体性基础。每个人的性情都是一个随机形成的价值感觉秩序，它决定了个人的生命感觉和态度，决定了一个人只能这样而不是那样生活。对这个人来说如此安逸的生活，对另一个人来说可能比死还不如。
Zyro孤零零的无奈感是她的个体性情的必然。从这一意义上说，个人的伦理问题与政治问题没有直接的关系。基斯洛夫斯基自觉地站在伦理观察的位置，而不是政治观察的位置：
片中没有坦克车、枪击或暴动的片段。它形容的是我们的内心世界及其希望，而不讲外面的世界有多么寒冷、外面如何被拘禁或被枪击……
世界上任何地方都可能出现某个孤寡女人的无奈，然而，基斯洛夫斯基看到的是社会主义日常生活中的这一个孤寡女人的无奈。那些坦克车、枪击和暴动，被拘禁和被枪击，以及法庭中虚假的辩论、窗外人情的寒冷，统统都是这一个孤寡女人的无奈的酵素。通过Zyro身上致死的无奈，基斯洛夫斯基准确地描述出人民伦理生活中个体经受的无奈：身体和灵魂在躲不掉的政治寒潮中受了风寒，不声不响地下滑，善意在软弱的意志中成了自我伤害和他者伤害。在社会主义的人民伦理生活中，一个人要成为自己，按自己的性情、自己对于美好生活的想象过日子，十分艰难。
经典细读爱的碎片中的惊鸿一瞥（4）
人民伦理要求人人做好人（有社会主义道德的人），基斯洛夫斯基的叙事在思考“做好人”的难处。
人天生都想做好人。问题来了：如果人性本善，那么邪恶从何而来？我并没有一个十分合乎逻辑、又有道理的答案。我的理论是：一般来说，邪恶之所以会滋生，是因为人们总会在某个阶段发现自己没有能力行善。邪恶的原因是挫折感。无论人的改变是有意识或无意识的，外面也不可能对人为什么会无力行善作出结论，因为理由太多了，有成千上百种不同的理由！
社会主义日常生活是高度道德化的，不仅有外在的人民法庭，还有内在的人民道德法庭，社会主义社会不仅有计划经济，还有计划的道德意识。基斯洛夫斯基关心“人民”法庭的生活秩序中，个人性情的挣扎和无奈。一方面是人民法庭的审判程序，另一方面是人民道德笼罩中的私人道德感觉，在Zyro把自己的身体拋出灵魂之外的同时，法庭辩护律师也把自己的灵魂拋出身体之外。通过对这两种无奈的并行叙述，基斯洛夫斯基让人感受像喉咙里咳不掉的黏液般的无奈——既充实又空洞的无奈。
基斯洛夫斯基自称是“专业的悲观主义者”，这是伦理的悲观主义，而不是政治的悲观主义。
令我困惑的是：这悲观主义让我感动！
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悲观主义呢？
“人民”法庭的日常生活培育过好几位有思想的电影艺术家（塔科夫斯基、波兰斯基），为什么基斯洛夫斯基的作品尤其令我感动？
我与基斯洛夫斯基有相似的日常生活经验，还不是他的作品令我感动的原因。感触于人民民主社会生活中个人的两手冰凉，不足以说明基斯洛夫斯基思想的特质。也许，我应该从基斯洛夫斯基的个人性情中去找他的思想令我感动的原因。
红色伦理和白色伦理的欠缺
70年代，波兰电影艺术大师K．Zanussi开创了“道德焦虑电影”，基斯洛夫斯基的作品把“道德焦虑”推进到一个更深的层面。在K．Zanussi的电影叙事中，“道德焦虑”指的主要是人民民主社会中的私人道德困境；基斯洛夫斯基的“道德焦虑”也包括自由民主社会中的私人道德困境。
政治、经济制度的改变，是否能从根本上解决人的道德困惑？社会主义革命的理想曾经设想，这是可能的。作为叙事思想家，基斯洛夫斯基认为，这种道德理想只是一具假尸。在自由主义社会，没有计划经济，也没有计划道德，道德是由个人的良知自己决定的。
自由主义的社会制度是否能从根本上解决人的道德困惑？
基斯洛夫斯基的回答是否定的：
政治并不能解决最重要的人性问题。它没有资格干预或解答任何一项有关我们最基本的人性或人道问题。其实，无论你住在哪一种政治制度的国家里（穷或者富），一旦碰到像是“生命的意义为何？”“为什么我们早晨要起床？”这类问题，政治都不能提供任何答案。
这一看法恰是自由主义的：无论什么样的政治制度安排都不可能消除个人的道德困惑，对生命意义的问题“我们永远得不到答案”。以为可以通过政治制度设计从根本上解决人的道德困惑，让人类最终走进一个马克思设想的道德和谐的社会，不仅是一个神龙怪兽般的幻觉，如果道德和谐的设计变成一种政治制度的自然法，还会成为专制的正当性基础。因此，政治的自由主义还是政治的社会主义或社群主义，不是一个无所谓的问题。但是，支持政治自由主义的理由并不可以用来支持伦理的自由主义。以为自由主义只有政治学，没有一种自由主义的伦理学，恐怕搞错了。
基斯洛夫斯基看到，在自由主义社会中，人的道德处境更为孤绝。
这种看法在某种意义上是恰当的，因为，自由主义社会在伦理体质上与社会主义社会根本不同，它没有国家道德、民族性道德、阶级道德这一类的或虚构、或强制的全民道德。个人的道德承负及其软弱无力在自由主义社会生活中更充分地显露出来，所谓自由主义伦理，首先是对个人的道德承负力的脆弱的体认。
基斯洛夫斯基的叙事触角超越了两种社会制度的正当性论争，用对个体命运忠心耿耿的目光深情地注视现代社会中破损的个人道德感觉。基斯洛夫斯基的叙事思想紧紧盯着不放的个体生命的偶在与道德的关系问题，乃是现代性的基本问题。在自由主义社会，个人的道德状况是怎样的呢？基斯洛夫斯基仍然通过个体性的道德困境来探讨自由个体在日常生活中的伦理负担。自由主义社会的意识形态是自由、平等、博爱，《蓝》《白》《红》三部曲要探讨这些价值理念的私人含义。任何价值理念都不是抽象的，社会制度中的大理念也体现为具体的个体私生活事件。要想知道生活制度的伦理大理念的味道，最恰当的办法是体味在这个生活制度中生活的个人眼里噙着的泪水。
自由、平等、博爱这三个名词的现代功能如何？——让我们针对人性化、隐私及个人的层面，而非哲学、更非政治学或社会学的层面来讨论。西方世界已将这三种观念在政治及社会层面上付诸实行，但它们对个人层面来说，又是完全不同的论题。
《红》提出的是一个康德式的问题：爱怎么可能？
经典细读爱的碎片中的惊鸿一瞥（5）
时装模特儿瓦伦婷生得光彩照人；无论她穿什么时装；都令人沉浸在温暖的红晕中；她像这个令人心寒而又诱人的世界上一切受害者的庇护人。一天傍晚；她开车回住处时意外撞伤一只狗，怜惜感驱使她带着伤狗寻找主人。
狗的主人是位独居的退休法官，性情古怪，动不动就怒气冲冲，整天在家监听邻居（一位富商）的婚外情电话。瓦伦婷劝说退休法官不要干这种不法行为，不要对别人的隐私那么好奇，退休法官却问她体味过爱的晕眩和恶心没有。
四十年前，老法官还是一个法律系学生，即将毕业，有一位漂亮的女朋友。一天，他偶然看到自己的未婚妻“双腿张开，其间夹着一个男人”。他离开了她，一直把爱锁在心底，让它吞噬自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