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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果与兰波
1905年4月26日，让·维果出生于巴黎，是生活在安道尔公国（位于法国和西班牙之间）的加泰罗尼亚人的后裔，他的祖父曾是安道尔公国的法官。维果的父亲是法国著名的无政府主义者（后来成为社会主义者），于1913年创办名为《红帽子》的无政府主义报纸，并担任主编。维果自婴儿时期就开始随同父母参加无政府主义者的集会。有人回忆说，当咿呀学语的维果在这类集会上妨碍人们发言时，母亲就用胶皮奶嘴塞住他的嘴巴。维果回忆说，由于父亲经常坐牢，母亲带他去探监时他就在监狱的院子里玩耍，甚至有一年他是在狱中接受父亲送给他的圣诞礼物的。
1917年，维果的父亲因反对帝国主义战争而被控犯有“叛国罪”，几天后死在狱中，据说是“畏罪自杀”。维果非常敬爱自己的父亲，不相信父亲会“叛国”，更不相信他会“畏罪自杀”。于是，年仅12岁的维果暗下决心，长大后一定要为父亲雪冤。但在当时，维果不得不背着“叛国犯之子”的黑锅，被隐姓埋名地送进一所寄宿学校读书。寄宿学校严苛的校规和刻板的生活，更加坚定了维果反对旧制度的立场。少年维果过着艰难而动荡的生活，由于心情抑郁，加上缺乏应有的照顾，他的健康受到严重损害。然而，家庭的不幸和生活的严酷磨砺了他的意志，也使他的心灵更加敏感。维果在中学时代就显露出了杰出的文学才能，1925年中学毕业后他进入巴黎大学攻读哲学，同时对电影发生兴趣，并结识了一些电影界人士。然而，羸弱的身体使他不得不中途辍学。
1928年，维果由于健康原因移居法国南方海滨城市尼斯，并在这里结识了后来成为他妻子的波兰姑娘伊丽莎白·罗金斯卡。伊莉莎白来自波兰的洛兹城，是一位实业家的女儿。这段姻缘不仅使维果摆脱了窘迫的生活困境，而且在岳父的资助下拍摄了第一部影片《尼斯印象》（1930）。这部个性鲜明的短纪录片（22分钟）使维果名声大振，在应邀参加第二届布鲁塞尔国际独立电影大会期间，多家电影公司邀请维果拍片，他最终选择了拍摄短纪录片《法国游泳冠军塔里斯》（1931）的计划。此片使维果和他的摄影师获得了水下摄影的经验，对他后来拍摄《驳船阿塔兰特号》中的著名抒情段落产生了很大影响。
天下电影让·维果——少年的反叛与青年的忧郁（2）
通过法国著名演员雷内·勒费弗尔，维果结识了喜爱电影的赛马场老板雅克·路易…努内，在他的资助下拍摄了故事片《操行零分》（1933）。此片既具有现实主义风格，又充满诗意和幽默感，艺术手法轻灵别致，但因明显的反叛精神而遭到许多资产阶级人士的反对，甚至被电影审查机构禁映。然而，这样的结果反而提高了投资人的兴趣，雅克·路易…努内紧接着资助维果拍摄了《驳船阿塔兰特号》（1934），讲述了一对新婚夫妇悲欢离合的故事。这部根据别人的小说改编的影片依然具有鲜明的维果风格，与维果的前几部作品一样，这部影片不仅人物形象丰满，情节生动感人，而且洋溢着浓郁的诗情画意。
谈到维果，许多西方影评家不约而同地将他称作“电影界的兰波”。的确，维果与兰波的经历有许多相似之处，比如不幸的家庭遭遇，动荡的少年时期，忧郁的青年时代，而且都在艺术生命最为旺盛之际过早地离开了人世。说到维果的影片，人们自然地将之比作兰波的诗歌。兰波的诗歌充满着对动荡不安的现实生活的不满情绪以及对腐朽没落的社会制度的反抗精神，艺术上追求形式的完美，具有浓郁的象征主义色彩，以“明确与含糊相结合”（与兰波同时代的法国诗人魏尔兰语）的手法，深刻揭示人们错综复杂的内心世界。维果的影片既注重准确地捕捉现实生活影像，又不满足于机械地摹写现实，而是力争将现实影像升华到诗的境界，同时将艺术家的内心感受转化为可见的影像。维果影片的这些特征，可以说既得益于他敏锐的观察力和敏感的诗人气质，也得益于他既拍纪录片又拍故事片的经历。
观点纪录片
1929年夏，维果携新婚的妻子前往巴黎，参加在老鸽笼电影院、乌苏林电影制片厂和一些电影俱乐部的电影放映活动。其间，他们结识了前苏联电影摄影师鲍利斯·考夫曼和他的妻子。考夫曼是前苏联纪录电影大师、“电影眼睛”学派创始人吉加·维尔托夫的胞弟，1925年移居巴黎后曾担任多部法国先锋电影的摄影师。当维果邀请考夫曼担任《尼斯印象》的摄影师时，考夫曼欣然应允，并跟妻子一道参与了影片脚本的策划活动。1929年秋，两对年轻夫妇完成了脚本的写作，于当年冬天投入拍摄。值得指出的是，考夫曼还是维果的所有其他影片的摄影师。
按照四位年轻人的最初构思，《尼斯印象》是一部“城市交响乐”式的纪录片。这种纪录片是当时流行的纪录片样式，通常以一座城市为表现对象，反映这座城市在一段时间之内（通常是一天之内）的生活状态，而且无情节无演员无表演（如法国导演阿贝尔托·卡瓦尔康蒂1926年拍摄的《只有几小时》，德国导演沃特·罗特曼1927年拍摄的《柏林交响乐》，前苏联导演吉加·维尔托夫1929年拍摄的《带摄影机的人》）。
维果和考夫曼将《尼斯印象》的内容划分为三大部分，分别表现尼斯的大海、土地和天空。在拍摄过程中，他们超越了城市交响乐纪录片的局限性，在影片中融入了更多的社会和政治因素，集中表现在通过对比手法反映上流社会的奢华生活和贫民阶层的悲惨境遇的巨大差别。正如萨杜尔所说，《尼斯印象》是先锋派末期一部极为强烈有力的作品，直接受到维尔托夫的影响，带有超现实主义的隐喻（时常是关于性的隐喻）。这部法国的社会纪录片不仅是一种单纯的见证，而且是一种强烈的讽刺，尼斯那些懒洋洋地晒着太阳的大大小小的食利者，上流社会那种穷奢极欲的生活，狂欢节上华丽花车的游行，同那些衣不蔽体的穷人和尼斯旧城的贫民窟，形成了强烈的对比。
在拍摄方法上，维果经常让考夫曼坐在车椅上，把伪装起来的摄影机放在腿上。车椅在尼斯并不稀奇，往来通行无人注意，进行移动拍摄十分方便。考夫曼和维果采用《电影真理报》的方法（维尔托夫的方法）接近拍摄对象。在拍摄过程中，如果拍摄对象有所察觉，他们便立刻停拍。维果后来对巴黎的观众说，这种纪录片的作者在遇到有趣的场面时，“要瘦得能钻进罗马尼亚钥匙孔那样，以便看到卡罗尔王子身着睡衣起床的姿势；还要小得能够蹲在蒙特卡洛赌场的帝王一样的收付赌钱的人的椅子底下”。两位合作者在拍摄时虽然未能藏到收付赌钱的人的椅子底下，但在剪辑时做了相应的弥补。比如影片的开场，国际象棋棋盘上站着几个身穿晚礼服的如同结婚蛋糕上的小娃娃一样的人形，突然，收赌钱的耙子将他们一扫而光，紧接着是一个清洁工扫地的镜头。这个场面似乎在向观众表明：来尼斯游玩的每一批旅游者在明天也不过是一堆垃圾。
1930年6月14日，维果在巴黎老鸽笼影院放映了《尼斯印象》，并在放映前做了一段简短的演说：“我想和你们谈一种更为鲜明的社会电影。我对这种电影比较熟悉，这是一种社会纪录片，更确切地说是一种有观点的纪录（pointdevuedocumenté）。这种社会纪录片与所有的纪录片和每周的新闻片的不同之处在于，它含有作者清楚地在片中采用的观点。这种社会纪录片需要一种立场，因为它要详细说明事实。它即使不表现一个艺术家的观点，至少也要表现一个人的观点，人和艺术家两者都是同样有立场的。摄影机将对准那些应当做文献纪录下来并且将通过蒙太奇来加以解释的现象。当然，这里不允许有意识的表演。对人物应出其不意地来拍摄，否则就无疑抛弃了这种电影的文献价值。如果我们能够显示一个姿势所隐含的意义，能够从一个普通人身上出其不意地揭示出他内在的美或者他滑稽可笑的表现，如果我们能够根据社会的一次纯物质表现而显示出一个社会的精神，那么，我们就达到了纪录片的目的。而这样的纪录片就具有一种力量，使我们不由自主地看到我们以前漠然与之相处的世界的内在面貌。这种社会纪录片将开阔我们的视野。影片《尼斯印象》只是这种电影的一个简单的雏形。”
维果所说的“有观点的纪录”，后来逐渐演变成了“观点纪录片”。美国纪录电影史学家埃利克·巴尔诺在《世界纪录电影史》一书中经常使用这个词汇（英文为point…of…viewdocumentary），用以指那些观点鲜明、具有强烈的社会批判意识的纪录片。法国电影理论家亨利·阿杰尔在1957年出版的《电影美学概述》中指出，法国电影学派往往以现实主义者自居，然而，真正把社会要求说得最明确并且直到今天仍然最有现实意义的是维果。所有的法国优秀纪录片都继承了《尼斯印象》的倾向。在新浪潮爆发前夕，为保卫纪录电影而形成的“三十人集团”（成员包括所有后来成为新浪潮电影运动主力的年轻导演），就是忠于这种倾向的体现。而且，从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开始，现实主义已经无法与“有一定倾向”的电影分开，换句话说，属于这种倾向的理论家和导演大多是马克思主义信徒。
天下电影让·维果——少年的反叛与青年的忧郁（3）
少年的反叛
影片《操行零分》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假期过后，一所寄宿学校的学生返回学校。他们一想到犹如牢笼般的学校就感到压抑，单调无聊的生活令人窒息，学生们动辄得咎，不是遭到训斥就是罚站或者关禁闭。蛮横的学监由于几个孩子不听从他的训令就宣布他们操行零分，将他们关了禁闭，不许他们星期天外出。由于无法忍受清规戒律和乏味的生活，孩子们密谋逃跑，但未成功。新来的于盖老师与众不同，他非常善于跟孩子们交往，经常保护他们免受学监的惩罚，甚至在课堂上与孩子们一起玩倒立，但孩子们在被学监发现后遭到无情的训斥。孩子们终于忍无可忍，以科萨为首的学生决计造反，新来的达巴尔也加入了造反行列，他们在宿舍里尽情地打闹，扯开枕头，鸭绒像雪花一样满屋飘舞，他们高呼“战争开始”、“打倒学监”的口号，高擎着绘有骷髅头的旗子勇敢地奔向屋顶。在校庆大会上，学生们对与会的各路权贵和名流进行了无情的讽刺。
由于此片具有激进的反对甚至颠覆资产阶级社会的意图，试映时激起了轩然大波，许多资产阶级人士以“家长”身份攻击其“反法国”的性质，电影审查机构悍然发布禁映令（直到1946年才开禁）。受到攻击和辱骂的维果设法将影片拿到比利时放映，并在放映前畅谈了自己关于社会电影的构想，勇敢地承认本片的矛头所向是不合理的社会制度及其不合理的教育方针。《零分操行》中的少年不是一般人心目中的优良少年，他们淘气，不守规矩，甚至专门去做成人不许他们做的事情，而且往往在做这类事情时才显得活泼可爱和充满生气。二战之后，这部批判意义锋芒毕露的影片几乎成了表达反叛精神的电影作品的《新约全书》，甚至一些天主教人士也从这部影片中寻找对自己有利的东西，比如一位神父曾经撰文反对当时禁映《零分操行》的做法，他的辩解是，这部影片攻击的是世俗学校！
除了令人震惊的现实内容外，《操行零分》还具有富于诗意的表现手法，那段以慢动作表现的孩子们在宿舍里打闹的场面历来为人称颂。维果在许多地方都显示出了他对于电影史的尊重。比如，于盖老师的言行举止参照了卓别林，学生宿舍中羽绒如雪的场面令人想起了阿贝尔·冈斯的《拿破仑》中打雪仗的场面，孩子们在上晚自习的教室里玩投影游戏的段落显然借鉴了法国早期动画片大师埃米尔·考尔的作品，而就整部影片的颠覆性倾向而言，维果仿效了早期喜剧片中的“胡闹”场景……然而，种种参照和借鉴都化作了维果的风格，使影片更为独特，更加活泼，更加充满蓬勃的朝气。
维果拍摄这部影片时，被少年回忆弄得仿佛有说不尽的话要通过影像倾泻出来。初剪出来的影片大大超过制片人允许的长度，维果不得不进行删剪，完成片仅剩下44分钟。维果没有选择那些符合常规叙事逻辑的镜头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