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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情境一直维持了半年之久，直到圣诞节那天。
那天范琳和公司的同事一起去外面吃了夜宵，来不及回宿舍就去办公室打开了电脑，“苦恼人的笑”没出现，老总却出现了，老总步履匆匆，和范琳打了个招呼就直奔里间，接着“苦恼人的笑”就出现了。范琳意识到了什么，她站起来推开了老总的房间，一件深蓝色的西服搭在坐椅上，四十出头的老总正全神贯注地在敲字。范琳没动，直盯着老总的手，那手停下了，肯定在等着什么。“等什么呢？”范琳问。
老总显然是吓了一跳，他转过脸，接着就什么都明白了。
他们在老总那张宽大的写字台上做爱，动作娴熟而热烈，因为所有的铺垫早已经完成，两个人就像久别的夫妻一样。
从那以后，他们的恋爱从网上下来了，来到了床上，床是范琳的床，房子也是范琳自己租的，老总东成很不过意，每次要离开时都会很内疚地对范琳承诺，将来一定要娶了她。范琳却不以为然，她只把老总的话当成一种男人的伎俩而已，老总怎么会离婚呢？老总的老婆又怎么会同意离婚呢？老总的老婆要是同意离婚，那老总肯定又不想离婚了，而她自己肯定也不想和老总结婚了。事情就是这么个逻辑，这有点儿像两个或者是三个五个孩子在抢一个皮球，意义不在一个皮球而在“抢”字上，谁先抢到手谁先感到没意思，或许你没发现皮球已经破了，或许你压根就没喜欢上这个皮球，就没有什么争议的，无数个电视剧电影都是这么演的，这方面编导们倒还是聪明。
其实呢，生活何尝又不是一出戏呢？台上是疯子，台下是傻子，范琳真的还有点同情老总的老婆，她怎么就会那么傻那么蠢呢？居然就没有发现？
这样的情境持续了半年后，范琳首先没兴趣了，第三者的意义在于同第一者争夺第二者，比如前面说的抢皮球，假如把老总比做皮球的话。没有了这种争夺，作为奇数范琳的偶数的老板东成就失去了自身的价值，一个没有价值的男人，你还能和他结婚吗？假如范琳真的想同老总结婚的话。可范琳怎么会同一个比自己大二十岁的男人结婚呢？范琳刚刚三十岁，范琳又不是那种没知识没文化靠男人养活的女人，老总虽然有资产，但情趣呢？范琳并不在乎老总的资产的，虽然她相信只要自己开口，房子和车都会有的。但钱是什么？钱是用来买高兴的买快乐的，人要活得不高兴不快乐那又有什么意思呢？范琳要的是爱情，生活中没有了爱情肯定不会快乐。范琳越来越发现，老总太缺少情趣，别看他在商场上叱咤风云，生龙活虎的，可坐在办公室却无声无息地像个小老头，要不然怎么又会玩上网聊天的把戏呢。这把戏也是他四十多岁的人玩的吗？范琳不知道老总在家里是什么样子的，可她一看到坐在桌子对面的老总的老婆，心想也好不到哪儿去。上下班，商场谈判，连喝酒吃饭都是有目的的应酬，至于打打球，游游泳，开车带她兜兜风什么的，范琳就没有见过。而且老总在和她上床时也不过如此，翻来覆去的就像过去她教学生时重复着课本一样。经历了混血儿汤姆床上功夫的范琳，在度过了圣诞节那个晚上之后，再也没有体会到那种激情。想想，结了婚又会好到哪里去呢？当然也有好的时候，比照起来，范琳更愿意躺在老总身边听他说话，说他的童年，说他的母亲，说他的第一次恋爱，第一次商场上的成功，说得更多的是对范琳的爱情，老总说那是他这半辈子做的第一件对得起自己的事。这样的时候，范琳的手被老总握在手里把玩着，她的思想游移着，眼睛一点点闭上，那种安适宁静，那种依恋温暖是多么美好啊。
但什么事情都有个开始和结束，奇数范琳经历了半年这样的生活后，当然了，绝对是安全的没有人打扰的，和夫妻生活差不多的生活。范琳在经历了这些后，就觉得有些厌倦了，既然夫妻生活也不过如此，也许还不如这好呢。夫妻生活还包括了做饭洗衣照看孩子，就算请保姆，那还不是要她操心？罢罢。所以在老总很慷慨陈词地讲到离婚时，范琳真的就没把这当成一回事。
范琳也算碰着了，男人有时也是个贱骨头，你越不把这当成一回事，他越是来劲儿，眼前的情形就是，老板东成觉得太对不起范琳了，当今时代哪儿去找范琳这样只要爱情不要金钱他东成有钱啊，和他结婚就等于和钱结婚一样的的女士呢？终于有一天，大概是中秋节吧，老总在和老婆共吃了一块月饼后，向她正式提出了离婚。结果怎样且不说，第二天一上班，老总的桌子上就出现了一份辞职报告，此时，奇数范琳已经坐上了去深圳的飞机。
一切都和电视剧一样的，为了爱情。所不同的，大凡电视剧里的女主人公都是为了得不到的爱情而离开，而奇数范琳却恰恰相反：得到了爱情但也要离开。
范琳在深圳又结识了一位大学教授，一位银行职员，一位流行歌手，还有一位记者。他们的年龄分别是二十岁到五十岁之间。奇数范琳对他们每一个都真情地爱过，离开时也曾流过眼泪，特别是对那位流行歌手。但最后还是离开了，在那种甜甜的，鲜鲜的，嫩嫩的，跃跃欲试浑身瘫软的感觉消失后，在送走了一个个美丽的月亮迎来了一个个新鲜的太阳后，奇数范琳选择了放弃。因为范琳知道：生活中永远都会有开始，而开始永远都是针对结束而言的。
范琳已经三十五岁了，“三”和“五”同样都是奇数，这对女人绝对不是一个吉利的数字，要说范琳不急也是假的，可急又有什么用呢？已经是２００３年新年了，此刻，范琳正坐在飞往墨尔本的飞机上，她披了一件大红的披肩还戴了一只墨镜，这使得别人很难看出她的年龄和身份，她的手里拿着一本英文版的《挪威的森林》。这时身边传来一个男声，富有磁性的男声，说英语的男声：这位女士，是否可以让我看看你的书。范琳转过脸却没摘下自己的墨镜，她把书递了过去。这是一位绅士模样的中国男士，有一双修长而考究的手，奇数范琳盯着那双手，心里一动。
责任编辑何子英
遭遇非典
■ 邹贤荛
店里不来一个顾客，这种情况有三天了。老板气得鼻尖直冒汗，他的蒜头型的鼻子上挂满愤怒的汗珠。粗大的右手直擂着柜台，仿佛在柜台上练拳击，口里发出汹汹的咒骂：“狗日的非典，你也太恶毒了，闹得人都不敢来吃饭了。”左手也加入进来，如同擂鼓一样敲击柜台：“狗日的，一个个都这么怕死，饭都不敢来吃。”梁晴在柜台旁的桌子后边说：“哥，你怎么又说脏话了？”
老板娘又在洗手了，据我所知，这是她今天第２０次洗手。肥胖的手上涂满粘粘的洗手液，两手搓了又搓，伸到水龙头底下冲了再冲。老板愤怒地抢上去，一把将水龙头关了，骂道：“你神经病，浪费水！”老板娘瞪老公一眼，到餐桌上撕了一片餐巾纸，认真擦那两只肥手。非典流行以前老板娘并没有洗手的习惯，我常常看见她把抹过鼻涕的手在一块抹布上随便擦擦，就去摘菜切菜。或刚刚点过钞票，直接就用这沾满铜臭的手撮一些葱花、紫菜到碗里，弄成汤了端给顾客。非典让老板娘变得很听话，乖乖地照着电视上报纸上说的，勤洗手，并在流动的水中冲３０秒。报上说的是饭前便后什么的洗手，我们的老板娘则是随便碰了什么，就在手上打上肥皂或涂上洗手液。我发现那两只肥手都被搓破皮了。没有顾客上门，老板娘很高兴，她甚至主张干脆将酒店门关了，理由是：“进来的顾客说不定就有非典哩。”她一张嘴说话，店里便飘荡一股大蒜的臭味。她老公黑着脸骂她：“放你娘的屁！放着生意不做！”她顶一句嘴：“放你娘的屁！”说完咳嗽了一声，立刻脸色变了，慌忙抬手去摸自己的额头，又拿这肥手在小姑子梁晴的额上贴了贴，再返回自己的额头，口里“啊”地叫一声：“我好像在发烧。”老板气得五官都扭曲了，骂道：“真他妈神经病！”梁晴在桌子后边：“你们俩能不能不吵？”
我坐在门口显得有点开心。长期以来，这两个家伙挖空心思剥削我的劳动，变着法子克扣我的工资或总找借口不给涨工钱。要不是为了梁晴，我早他妈跳槽了。他们也正利用了我对梁晴的意思，剥夺我的汗水和睡眠我屁颠颠大清早去买菜，屁颠颠给客人端酒、送茶、上菜，屁颠颠擦扫桌椅收拾碗筷，屁颠颠洗菜、洗盘子。忙到连小Ｄ发过来的短信息都顾不上看。说句不合时宜的话，是非典让我难得现在这样清闲。我坐在门口，有时候看看电视，节目大多是关于非典的。老板往往烦躁地“啪”一下将电视关掉。更多的时候我闲闲地老总在家1看着街上。满街的口罩直晃人眼，人们都像是戴上了口罩的面具，喜怒哀乐都藏在口罩背后。空荡荡的公交车落寞地开过，偶尔有两三个乘客都是离得老远坐着。平时填充这车厢的人，现在移到车外的自行车上。有人当街打一个喷嚏或咳嗽一两声，往往就如扔了一枚炸弹，引得人纷纷逃窜或企图逃窜。已有２０个非典病例的疫情，使城市的空气充满了恐慌的味道。我看见马路对面以往门前冷落鞍马稀的中药店，现在生意红得发紫。出现过好多次抢购口罩和中药的风潮了。我见其价格每两三分钟就有一次大幅度的上涨。现在口罩是卖到２５元钱一个了，甘草桔皮什么的涨到了１８０元一斤。抢购的人却还是如潮水一样。人潮退去，药店老板春风得意的脸礁石一样露出来，以往蔫不拉唧的药店伙计现在像一个弄潮儿一样，雄赳赳地站在我对面的沙滩上。在弥散开去的中药味里，那对年轻的民工夫妻经过。他们像先前那样有说有笑，只不过嘴巴上多了个口罩。男的慢慢地蹬着三轮，车把上的小喇叭放着唱歌一样的吆喝声：“回收冰箱彩电电风扇洗衣机空调卖”。他让它兀自叫着，自己偏过头来，看着他老婆越来越大的肚子嘻嘻地笑。他老婆昂首挺胸，步履矫健地走在三轮车旁。男的凑过去说了句什么，女的抬手在老公胳膊上轻轻捶了两下。我出神地看着他们，腰间的手机屁屁屁响了，小Ｄ发过来的，有关非典的短信息：
“有阳光照耀的地方就有我默默的祝福。当月光洒向地球的时候就有我默默的祈祷。当流星滑过的刹那我许了个愿：祝愿正在看短信息的你远离非典平安健康！”
梁晴又在那里祈祷。她穿一件天蓝色上衣，长发垂肩，静静地坐在桌前，双手交叉握在胸前，长长的好看的睫毛覆盖微闭的双眼，美丽的嘴唇轻轻蠕动。她先是默默地祷告，渐渐发出声音来：“主啊，全能的主，求你保佑我们，保佑我们战胜非典，保佑非典病人，保佑医护人员……”梁晴虔诚的祷告将我带到初到这个小饭馆的那个下午——我第二次高考落榜后，一天的后半夜窜进自家的猪圈，将我老爸精心喂养的一头猪偷出来，摸黑赶到镇上卖了，然后我怀揣这头猪换来的六百来块钱，来到城市。老爸肯定清楚他精心捣弄的猪的失踪跟他儿子的失踪密切相关。他一定会为他的猪落泪，而一定不会为他的儿子伤心。所以我心安理得地在城市流浪，逛了该逛的一切景点，到我两次都没考上的大学转了几圈，花高价看了两场演唱会一次《同一首歌》，一次谢霆锋的个唱。兜里的钱只剩下两张５０元的了。我曾经对这两张纸币研究老半天，希望它俩有性别而且不同，我就好让它俩交配，繁殖一大批儿孙。但我的计划落空。只好像一只无头苍蝇在城市里乱窜，寻找赚钱的门路。最后这只苍蝇扇动着恶心的翅膀，停落在“又一村”小饭馆。老板没将我拍死，还答应将我留下，我嗡嗡嗡恶心地叫着表示对他的感谢。我决定留下来，三分是老板正招伙计，七分是因为她妹妹梁晴。我是在午后小饭馆没有生意时走进去的，他们三人正准备吃饭，梁晴在做饭前祷告，她穿一件洁白的上衣，长发垂肩，好看的睫毛覆盖微闭的双眼，双手交叉握在胸前，肩膀有些许的颤动。梁晴一尘不染的样子、宁静的、不加修饰的美将我吸引，我当即决定：就在这里打工。
老板烧菜，老板娘收钱，我和梁晴招呼客人。客人有身体不舒服的，梁晴吃饭前为这些客人的健康祷告。店里来了乞丐，老板和顾客都将乞丐往外轰，梁晴却总是拿了些钱或吃的送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