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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７８年月１２月１６日，中国与美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对台湾国民党当局来讲无异于晴天霹雳。
李敖收听了当天上午１１点的新闻广播，新闻说早上两点钟，美国大使将此消息通知蒋经国，蒋经国即时提出最严重抗议。
听到这一消息，李敖的心情是激动的。他回顾１９４９年以来国民党所走过的道路，从美国第七舰队协防台湾，到在联合国失位，到蒋介石死去，到美国承认中共，这个专制政党在国际上所走的道路基本上是每况愈下。他似乎已看到了国民党必然灭亡的末日。和这样一个政党酱在一个岛上，自己又能做点什么？“当它变得什么也不是，你跟它同在一起，你也变得什么也不是。你不必对陨石做什么，如果你不与陨石同碎，你还是做你自己的世界性普遍性永恒性生命性的工作罢。”①
在一年半的隐居生活中，李敖曾有过五个半月不下楼的记录。在独居长考中，他已有了个人修养的全套理论，并努力施之于行，在实践中强大自身，终于把自己打造成了一个有着丰富精神生活的充溢着刚毅和悍气的“千手千眼”的“大怪物”。
第五部分“二进宫”与“忧患之书”（1）
题记
落落何人报大仇，
明珠岂肯做暗投？
信手翻尽千古案，
我以我血荐蚩尤。
——《李敖回忆录》
一、“二进宫”与“忧患之书”
在国民党官方的一手操纵下，李敖因萧孟能告其财产侵占罪被复判有罪。
按照国民党的出版法，发行人坐牢，就要变更发行人，重新登记。这样，国民党当局就可以“合法”地因判李敖坐牢而封杀《千秋评论杂志》于胎中。
于是，国民党用舆论和法律对李敖形成的双杀局面——从斗臭到斗倒，就这样前后完成。
按照判决，李敖将于１９８１年８月１４日起再坐６个月的牢。
这是李敖已经预料到的事情。１９８１年７月１７日，李敖在准备第二次入狱的前夜，再一次回顾了自己一生的成长道路，充满激愤地写下了长文《被封杀的“人民公敌”》。他写道：
第五部分“二进宫”与“忧患之书”（2）
《文星》被封杀以后，我陷入１４年的大霉运，欲卖牛肉面而不可得，这是又一段一个人跟环境斗、跟环境苦斗的历程。这段历史，凄楚而惨烈，结论是：我还是我，李敖没有变。前年我复出后，有两次跟一堆大学生谈话，有些不知天高地厚的小毛头，当场指摘我，我笑着说：“我从大学毕业到今天，正好２０年，不论环境怎么打击我，我顽强得很、坚定得很，我没有变。我一个人，在跟团体斗，２０年下来，我还在斗。你们呢？毕业后能继续斗五年，不改本色，还要斗下去，还能斗下去，我就服你们！”
多少年来，赞美的眼睛、挖苦的眼睛、嫉妒的眼睛、仇恨的眼睛、看好戏的眼睛……多少种眼睛在看着我，我低眉自诩、我横眉冷对、我细嚼黄连不皱眉！
３２年来，在这个岛上，在东方之滨，我努力使自己不受一时一地的污染，保持自我，做特立独行的大丈夫、男子汉，作为一个永不自满的人，我觉得我做得不够好。但是，一位曾被判过死刑的老者的一番话，又常常在我耳边响起：“现在是团体对团体、组织对组织的时代，你只是一个人，在这岛上，谁又能比你做得更好？任何英雄豪杰，如果他只是一个人在这里，谁又能比你做得更多、更兴风作浪？”①
此心无悔，此心不改，任何的艰辛和苦难都不能改变仁人志士的初衷。
李敖不怕苦难的折磨，不怕把牢底坐穿，他惟一的悲哀是不能被人民所理解：
作为一个来自白山黑水的人、作为一个午夜神驰于人类忧患的人、作为一个思想才情独迈千古的人，我实在“生不逢时”。严格地说，我根本不属于这个时代，就好像耶稣不属于那个时代一样。我本该是５０年后才降世的人，因为我的境界，在这个岛上，至少超出５０年。我同许多敌友，不是“相见恨晚”，而是“相见恨早”。今天的窘局，只是他们妈妈小产和我妈妈早生的误差。这一误差，凑合了许多根本不该碰面的人碰在一起。也许，只有从这个谑画的角度来看我难以见容于这个岛，大家才舒服一点、开展一点，而作为“人民公敌”的我，也能苟活一点。
罗素在回忆中，特别提到萧伯纳“易卜生主义精华”（Ｔｈｅ Ｑｕｉｎｔｅｓｓｅｎｃｅ ｏｆ Ｉｂｓｅｎｉｓｍ）给他的印象。萧伯纳这本书，出版在１８９１年，是论易卜生最精采的一本。书中论易卜生《人民公敌》一节，尤其引人。易卜生《人民公敌》剧本，写斯铎曼为了宣传真理，遭遇到愚昧势力对他的全面迫害——从报纸拒登到印刷厂拒印，到演讲会上被赶下台，被撕破衣服，被丢石块，写尽了一个特立独行先知的孤立与悲哀。①
第五部分“二进宫”与“忧患之书”（3）
面对周围令人无奈的环境，李敖的心中在淌血，在流泪，他无法理解这一切，只有从中外的先贤那里寻找寄托了。他认为，自己如今的处境，一如易卜生笔下的“人民公敌”，遭遇到上上下下愚昧势力的全面误解与夹击。他联想起了在写《老年人和棒子》的时代严侨老师对自己的劝告，想起了那篇《十三年和十三月》，在那篇文章中他曾写道：“像一个卖药游方的孤客，我走到这社会里来，十字街头是那样晦暗，我打开背囊，当众吞下了不少苦药。观众们说：‘恐怕药太苦了！’我说：‘怕什么呢？我吃给你们看！我还有一杯毒酒！’”如今，他真的要继续喝下那一杯苦酒了！他在文星沉没之后写下的一首小诗《我们相信》，现在成了他的碑记和鼓舞：
我们相信：
他们只是一种气候，
像一阵阴天，
他们总要过去。
面对荒谬的判决，李敖并没有屈服。他开始仔细研究继续战斗的对策。他找到了国民党出版法的一个漏洞，即若违犯当局出版法规定，对“新闻纸类”的刊物可以“定期停止发行”、“撤销登记”，使你无限期停止；而对“书籍类”则只能出版一本查禁一本，而不影响下一本书的出版。按照官方“出版法”第１６条至２２条之间的规定，作者可以自己出书，并且不需经过书店的登记。他想，如果能定期（“按期发行”）出书，在某种形式上不就与杂志一样了吗？而每月一书，十万字的写作量，且要坚持下去，显然对一般作者来讲是难以做到的。但要继续战斗，也只有这一条路可走了。不再办杂志，而是出版《李敖千秋评论》丛书。每月出版一本，这就是变相的《千秋评论》杂志了。国民党当局除非重新修改出版法，不许作者每月出一本书，否则他们对此一点办法也没有，最多只有期期查禁，根本无法吊销杂志执照。
第五部分“二进宫”与“忧患之书”（4）
李敖想到了街头那些流动不居的摊贩，心中暗笑，觉得自己真要做一名文化界里的摊贩了。
此时，李敖在情场上又有了新的变化。他在与胡因梦结束了短暂的婚姻后，先是由林清玄、陈彩鸾为自己介绍了一位漂亮的女秘书武慰先，之后不久，又结识了一位叫“汝清”的女子，是某留学生的新婚夫人，于是在坐牢之前，他与“汝清”有了１６天的同居生活。他说“这是我生平第二次和有夫之妇私通”，他认为自己的所作所为，正是达到了罗素《婚姻与道德》一书中的境界。并有诗为自己变化不定的性爱生活张目：
花开可要欣赏，
然后就去远行。
唯有不等花谢，
才能记得花红。
有酒可要满饮，
然后就去远行。
唯有不等大醉，
才能觉得微酲。
有情可要恋爱，
然后就去远行，
唯有恋得短暂，
才能爱得永恒。
第五部分“二进宫”与“忧患之书”（5）
李敖以自己的行为实践着自己那许多人不敢苟同的奇特的爱情观。
与胡因梦离婚后，由于李敖花了太多的时间在女人身上，他写作的文章并不太多。在与“汝清”短暂的同居生活里，李敖编好了６本《李敖千秋评论丛书》，请好友林秉钦转给叶圣康的四季出版公司出版。告之要每月一本，如同拆开锦囊一般。这样，虽然自己身处黑狱，可是锁链岂能阻挡自己的存在。
就这样，在他入狱后不久，《千秋评论丛书》第一期《千秋•；冤狱•；党》顺利与读者见面。
入狱后的第二个月，他结识了狱中人员石柏苍，在石的帮助下建立了秘密运出稿件的管道。于是，从第四期起，每期都有李敖的新作出现在杂志中。如有新作，就通过隐秘的渠道把他在牢中写出的新稿送出来。这样，在后几期的《李敖千秋评论丛书》里，竟期期有新文章出现。如《题泰国漫画》、《中国式好人》、《我最难忘的一个流氓》、《党外是谁喊出来的》、《给党外人士上一课》、《文化美容、财政美容、司法美容》、《只许我中央，不许你中央》、《梦做骆马的自由》、《李诗四首》、《论褫夺狂——兼论政治犯是终身职》、《我的殷海光》、《“显性伪君子”和“隐性伪君子”》、《“三毛式伪善”和“金庸式伪善”》、《从大轨迹评论人》、《这样的法官配做院长吗》、《方神父的惊人秘密》、《喜欢的与该做的》等等，总计有１７篇之多，这１７篇从秘密管道流出来的文字，是《千秋评论丛书》前六期中后三期的最大特色。
第五部分他坐的是政治牢（1）
二、他坐的是政治牢
李敖第二次坐牢，相对来说吃的苦头要少些，因为此时“李敖名气太大”。
台北共有两所监狱，一个是土城台北看守所，一个是台北监狱。由于台北监狱囚犯爆满，台北看守所便成为分监，按定员可以接受刑期一年以下的人犯５００名，代执行。与台北监狱相比，看守所离市区较近，探监方便，也不像台北监狱那么拥挤，所以，对犯人来说一般都愿意留在看守所。但是人太多，超过５００人后，谁去谁留，就有许多舞弊现象，留下来的也有超过刑期一年，而被拉到台北监狱的，也有少于刑期一年的。李敖被留在看守所，表面上是“优待”，其实是因为台北监狱太挤，不能一人独居，国民党认为李敖跟别人杂居，会知道得太多，所以他被安排在台北土城看守所孝一舍３２号囚房（此监共分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八栋，孝一舍又叫保护舍，人犯中身份极特殊的，像外国人、重要公务员、警察人员等，都“保护”在此免生意外）。
李敖到看守所报到的那天，看守所为李敖特别清洁房间，抹掉以前人犯留下的字迹，把铁床锁紧等等，不一而足。据说这是看守所有史以来从未有过的事。
清洁后，副所长汪本流亲自检查，看到一切都无差错，满意地点了点头，然后对身边的看守人员说：“严格规定，安全第一，安全包括不使李敖搞鬼，也不许别人搞李敖的鬼。”说罢后又一再嘱咐孝一舍主管：“绝对不能有流氓对李敖动拳头事件，李敖名气太大，闹出事来大家都要完蛋。”那主管拍着自己的胸脯表示“请放心”，然后又叫几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