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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咳得厉害，有时好像咳得喘不上气来。这天夜里，大水刚刚睡下，就听到父亲的咳声，而且这次比平时哪一次都急促，时间也长。大水不忍心让父亲一直这样咳下去，想过来给他捶一捶背。等过来一看，吓了一跳，地上的尿盆里不仅有痰，还有不少血。这下大水慌了手脚，父亲说：“没事，这么长时间了，死不了人。”大水说：“爹，等天明一定要到公社医院检查一下。”父亲说：“没有那么娇气，是抽烟抽多了，以后少抽点就行了。”大水服侍父亲睡下后，回到自己的房间里，一时睡不着，对父亲的病心里一点底也没有，直埋怨自己粗心，没有早早地劝父亲去看病。
第二天天一亮，大水就到大姐素英那里去，把父亲吐血的事告诉了她，大姐和姐夫都很着急，马上到家里，死活也要劝父亲到医院检查。麻来对自己的病心里也没有底，只是心疼花钱，一直就这么拖了下来。在子女的劝说下就来到医院。医院给麻来进行了全面的检查，并在X光下发现了他肺部的阴影。几天以后，素英到医院取了化验单，并拿给医生看了，医生对素英说：“你是病人的什么人？”素英说：“我是他女儿，我爹的病怎么样呢医生？”医生说：“现在怀疑病人是肺癌，要想确诊的话，还要进一步到大医院里进行检查。”
回去后，素英的心情一直十分沉重，他暗里与春良商量，无论如何也要尽快得到确切的结果。第二天，好说歹说，才把父亲劝得上了公共汽车，在她和春良的陪伴下，到地区医院进一步进行检查。在地区糖酒公司当临时工的素梅听到父亲来看病的消息，特意请了一天假，一起和姐姐姐夫陪父亲到医院去。医院为麻来进行了体细胞检查，并且被确诊为肺癌晚期。这一消息对姐妹俩不喾睛天霹雳。她们在没人的时候不知流了多少的眼泪，但当着父亲的面，一直不敢流露出任何痕迹。她们找医生说了不少的好话，要医生救救父亲，并要求在这里住院。给父亲看病的那个医生十分和气地给他们解释，说父亲的病已经到了晚期，癌细胞已经扩散到了淋巴细胞，化疗甚至手术治疗都已经没有任何意义，只能加速其死亡，况且还要开支不少的医药费。这时到医院来看父亲的表舅王树堂对他们说：“你父亲的病已经这样了，不如让他安静地休息一下，不要再折腾他了，在这最后的日子，你们尽好孝心就行了。”
于是父亲离开医院后，一直在家里静养，每天素英和春良陪着他，给他做好吃的，小女儿素巧也抽空回了一趟家，给父亲买来了一些营养品。麻来这些日子从子女的眼神和经常像刚刚哭过的红眼圈里，从孩子们那强装欢颜的表情中，似乎对自己的病有了一丝的察觉。这一段时间以来，他除了经常的咳痰咳血以外，就是感觉到自己很累，有时有一种想睡去不再醒来的感觉。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有时又十分清醒。这几年来，由于自己忙里忙外，自己很少有时间考虑更多的事情，甚至不经常想到自己故去的妻子了。然而这些日子，妻子的身影好象时常在眼前晃动，妻子仍然是年轻时的样子，对着他甜蜜而羞涩地笑着。他十分想念妻子，对于妻子的死，他有时感到是做了一场恶梦。
这天夜里，妻子又出现在他的面前。面对妻子那美丽的眼睛，他陶醉了。妻子对他说：“我们永远在一起，永远不分开。”麻来心里不知是喜是怨，喜的是自己美丽的妻子这不还活着吗，怨的是你为什么离开我这么长时间，你到哪里去了。妻子说：“我带你到一个新的地方去。”麻来说：“你能带我到什么地方去呢？你到过的地方还不如我多。”妻子说：“那你就不用管了，不信你就跟我走。”于是，麻来和美丽的妻子手拉着手，一起向前走去，走去，最后消失在地平线上。
第二天早晨，大水到父亲的屋子里去，看到父亲睡得比往常任何时候都香，脸上没有了病魔折磨带来的痛苦的表情，表现得十分安宁。也听不到父亲那急促的喘气声了。他奇怪地走到父亲身边，用手触摸了一下父亲的额头，那上面已经变得冰凉。大水一下子哭了起来，自从父亲的病确诊之后，大水几次做梦都说是父亲去世了，有时在梦中哭醒。现在父亲真的离他而去了。他一点也不明白，父亲究竟到那里去了。
大水的哭声惊动了在西屋睡的素英和春良。这些日子以来，素英和春良一直住在家里，时刻照顾着父亲。素英看到父亲平静的去世，无法接受这样的现实，扑到父亲身上痛哭不止。春良虽然难过，但在这样的时候，他知道自己的责任，于是通知了本家和生产队的干部，一起商量为麻来办理后事。实际上后事处理也比较容易，因为素英早已有了一些准备，生产队按惯例进行安排，一部分人分头通知了亲戚朋友，一些人通知亲人，一些人安排亲戚们的食宿，还有专人在出殡的那一天挖开坟墓。
在外面上班和上学的素梅和素巧都赶了回来，姐妹三人哭得抱作一团，都成了泪人，让前来悼唁的乡邻和帮助守灵的亲戚无不动容，麻来在家停了两天，第二天夜里就装入了棺材，并于半夜时分，在街道的十字路口为他焚烧了纸屋纸人，为他送了行。第三天上午，在大水手中的招魂幡带领下，大姐手捧食罐，二姐和三姐则手捧纸花，坐在生产队派的大车上，一路哭着把父亲送到了坟地。
父亲被埋在母亲的身旁，子女和一些本院的人们给父亲的坟上填上了土。回到家后，姐弟四人无助地哭泣着。立芳的母亲和春良的大娘看着不忍，使劲地劝着。
二十一
时间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向前推进着。时间也是一种治疗痛苦的良药。在一些不幸的事实面前，人们往往无法接受。但是只要随着时间的推移，那些无法接受的也就自然而然地接受了。素巧深知这其中的道理。尽管从理性上讲，这是一个千真万确的事实，但素巧一直不愿相信，父亲就这样悄无声息地永远的离开了自己。人就是这样，自己的亲人如果离开几年到外地去，每天并不能看到，虽是想念，但不悲伤。一旦自己的亲人永远的离开了自己，并在地下找到了自己永远的归宿，活着的人们便接受不了，哭得死去活来，但也无济于事。这就是人的感情，感情有时是无法说得清楚的。素巧也正处于这种悲伤感情的旋涡中。她不愿相信父亲的离去，她多么盼着这只是一个恶梦并在一个早晨醒来时长长的舒上一口气说：“多亏是一个梦。”
与此同时，素梅的眼睛同样每天又红又肿，她常常一个人躺在宿舍里，不吃不喝，哭得醒来又睡去，睡去又哭醒。在这些天里，除了表舅经常过来劝说一番，就是办公室新来的复员兵小赵了。小赵叫赵存礼，今年刚刚从部队当兵复员，比素梅大三岁。这个小伙子父母都在金桃市工作，父亲是一家公司的副经理，母亲在教育局工作，家庭条件不错。小赵第一天到办公室报到，就碰到了打字员素梅，并且被素梅的美丽惊呆了。他很难想象在这个小小的糖酒公司有这样漂亮的姑娘。小赵上班后，分管内勤工作，打字室里一些耗材的购置都由小赵经办，所以他们接触的机会较多。有时小赵还主动到打字室里来，不是帮助校稿，就是帮助推油印机，给素梅帮忙不少，素梅从心里对小赵很感激。现在素梅的父亲去世，素梅一时从悲伤中不能自拨，小赵主动地经常照顾着素梅。这样科室里就有人和小赵开玩笑，说他看上了人家素梅了，要和人家搞对象。小赵也不分辩。这种话传到素梅的耳朵里来，素梅也不当一回事。明摆着，小赵的家庭条件那么好，又是正式工，怎么会看上自己呢，况且就是他能看上，他的父母也不会同意的。所以素梅拿定主意，并没有真心想和小赵发展什么关系。所以她的心情就很坦然。现在父亲的离去，使她更没有心思考虑更多的事情。
二十二
麻来的去世，使四个姐妹成了孤儿，其中最难过的就是大水。过去他和父亲一块生活，虽然感到孤单，但并没有象现在这样，自己要操持家里家外的一切。大姐的身子越来越沉了，行动明显的不便。
最初，他一直在姐姐家吃饭，晚上回来睡觉。但是人家春良家还有他的父亲和大娘，尽管他们对他十分的同情和照顾，但他自己知道这也不是个常法。在父亲去世后时间不长，姐姐素英就生了一个女儿。小家伙整天整夜地哭闹，搞得素英睡眠不足，其他的事情也就没有精力去想去做了。
现在大水已经初中毕业了，十六岁的他，个子长高了，只是显得很单薄。一离开学校就到生产队找队长报了到，自然就成了队里的一名新社员。他参加了几次生产队组织的排水劳动，并且还和其他的社员们一起到地里锄玉米，撒化肥，这些劳动对他来说一点也不觉累，反而因为有那么多人在一起说说笑笑、打打闹闹，日子过得很有意思。
很快他就和队上一帮小青年打得火热。原来的好友大龙已经到公社上高中了，自己的交往对象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二十三
一九七八年的夏天，给春良和他的父亲带来了好的消息。上边已经下发了明文通知，全部摘掉右派分子的帽子。还有消息说，地富分子以及资本家的帽子以后都要摘掉。这对于春良一家来说是个好消息。他们家已经在资本家这顶帽子下生活了十多年了，深深地知道其中的酸甜苦辣。这个消息使春良对生活重新产生了强烈的信心，对素英母女照顾得越来越好。素英同样对这个消息激动不已。父亲一直对自己婚姻不满，实际上就是来自于对这顶帽子的惧怕，现在证明，她的选择是正确的，她可以告慰父亲的亡灵了。这样一家人在充满希望的等待着。实际上，社会上对一些过去戴有帽子的人们现在宽松得多了。原来有一个文革前的大学毕业生，因被划为右派回家劳动改造，现在已经被聘请为村里学校的民办教师。春良的父亲也早已不用每天早晨清扫街道了，并且生产队新成立橡胶厂后，把他找去当业务员，到外面联系业务。毕竟他是这方面的行家，尽管年岁大了，但外面的熟人关系还没有中断，自己也有一种被解放了的感觉。
由于公公在生产队的橡胶厂做业务员，素英也得到了队里的照顾，到胶厂上班了。这样一来，一方面可以照顾孩子吃奶，一方面又比下地干活要轻闲一些。正因为这样，队里的姑娘和小媳妇们都到队长那里，千方百计求队长把她们安排进来。橡胶厂的活并不忙。素英每天要做的工作就是守着一个炉子，上面有一台铁制的压床，靠炉火把压床烤热，并把热量传导到用熟铁加工成的模具上。那模具一般上下两层，中间挖空，正好是橡胶零件的样子。她要把生胶在模具里填满，然后盖上上面的一半，用压床将它们压紧，再靠热量把橡胶熔化、熟化，到一定的时间以后取了来，就完成了一件产品。技术的关键在于掌握火候、时间和下料多少，如果哪一点掌握不好，就会出废品。所以这也是个技术活，并是任何人都干得了的，队上挑选的都是一些精明的年轻妇女。素英很快就掌握了其中的奥秘，做起活来又好又快又省。
二十四
一九七九年的春节，素巧过年没有回家。父亲的去世不仅给她的精神上带了巨大的创伤，而且在经济上也陷入了更为艰苦的境地。父亲在的时候，在她的心中有一个家，现在只有弟弟一个人的家庭，即便二姐姐也要回去，但她无论如何再也没有了过去家的概念。现在她是班上助学金最多的学生之一，这是班上按照每个人的家庭状况评定出来的。每个月学校给她发放十七元五角的助学金，还有四元的困难补助。学校不要学费，主要的花费是课本和生活费，生活费每个月要用去十五元，平均一天五角。剩下的五元五角她就要攒起来，用于每个学期支付的几十元的书费，平时还要买些牙膏、香皂、毛巾等日常用品，有时二姐素梅寄点钱来，她买件衣服。所以她的生活是十分清贫的。父亲不在了，回到家里徒增悲伤，不如在假期这段时间找点活干，这样下学期一些必要的开销才有着落。在春节以前，她找过自己的班主任老师，要求留校值班，这样学校会发一些值班补助，同时通过班里家在本市的同学，找了一个家教，人家要求她每天晚上为女儿辅导两个小时，每天的工钱是四元，这样下来，一个寒假，素巧会有大几十元的收入，这对她来说是一笔很可观的财富。
素巧她们班的学期末考试已经进行了好几天。下午考哲学，这是最后一门课。虽然只有两道题，但都是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