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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平反没有？”我问，“现在每天报纸都在说纠正错案。”
“平啥子反？牢一坐进去，人就会整垮了。”大姐把话又绕到刚才那个女同学身上，说看来只有找到她，才能找到另外一个男知青。当年他对大姐有情有意，大姐没当一回事，现在她后悔了。
大姐的第一丈夫在一个县煤矿当小干部，夫妻吵闹无一日安宁，丈夫怨恨得跑去党委控告，说自己和妻子阶级路线不同，将大姐的生父养父的事全部抖了出来。第二天全矿贴满了大字报，揪斗黑五类翻天，他就在台下看着她被斗。
“不提他了，我本来就不应该和这种人结婚。”大姐说。
“我还是觉得那个姐夫好，起码比你第二个丈夫好。”
“一个比一个差，再找一个也不会好。结婚不是为了找好男人。”她说着把头往旁边一扬，先我两步台阶在前了。
缆车道上，麻袋装的粮食堆得齐整的车往山上，已被卸掉货的空车往山下。一队搬运工，底端下船装车。另一队搬运工在缆车顶端——仓库大黑铁门里卸货。与四周房子相比，那片仓库区的房子，是南岸最结实的，处处是红字警告“闲人免进”、“注意防火”，和毛主席语录“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
我们走到缆车道下的桥洞旁，我对大姐说，“你还没有告诉全部事，你上次说时间太晚，答应一有时间就告诉我。”
“我已说了好多不该说的事。”但大姐嘴边马上挂了一丝笑容：“你命还是比我好，你看那年这缆车压的就是五弟。当时你还没读小学，还不到六岁，就晓得一个人跑去坐船，到从未去的白沙陀造船厂找母亲。谁也没想到你能。”
“你记错了，我是走了二个多小时的路。当时我身上哪来坐船的钱？”我说。
“好吧算我记错，不管怎么说，一个五岁半的小孩能走那么远的路，没迷方向。看来你还是这个家里的人。”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我突然警觉起来。“为什么我‘还是’这家里的人？”
“就是嘛！”大姐口气一点没变，“看你为五弟的事能吃这么大的苦，你还没懂事，我那时二十二岁了，从巫山农村回家生大女儿没有多久，就明白你不会象我，你是这家里的人。”
“为什么我在这个家里不会‘象’你？”我差不多抓住了大姐的衣服。我不知道大姐是说漏了嘴，还是有意卖个破绽引我上路。
五哥拿着小竹箕，里面已有不少干豌豆绿豆，都是我和他从缆车上的铁轨和石缝中一粒一粒捡的。缆车上货卸货间总有不少孩子，趴跪在地上，用手指挖麻袋里漏出的豆子米粒，只是不象灾荒年抢得那么凶。饥荒算是结束了，粮食还是不够吃，大人还是让孩子去拾，拾一点算一点，几天积下就是半土碗，顶一顿饭的粮食。1968年初夏，我记得我在缆车道外的沙滩，发现草里有几根香葱，很兴奋。但我听到缆车启动的铃响，就警觉地站起身来让开，手里满是泥沙。
那天上午，向上开的缆车是空车，向下滑的缆车装货，从仓库运粮食到江边的船上。空车上坐着四五个男孩，五哥也在其中。开缆车和装卸工人，没管这些几乎是熟面孔的孩子。一个孩子从五哥的竹箕抓了一把豆子，从不与人争斗的五哥，从那孩子的竹箕里抓回一把。那孩子一用劲，就把坐在前边的五哥推下车，缆车的后轮压住了他的左大腿，开缆车的师傅马上停车。
我隔得不远，看得真切，跟着五哥惨叫声哭喊。家中几个姐姐哥哥，唯有五哥对我最好：他从不欺负我，还教我识字。有吃的自己不吃，也让我吃。他因为嘴有残疾，爱躲着人，被家里人呵斥，也不吵不闹。
闻讯赶来的二姐，背起五哥就跑，一路血流洒下来。二姐扯下五哥的裤腰带，扎在他鲜血淋漓的大腿根。我回过神，跟在他们的后面。
武斗最凶的时候刚刚过去，两派继续上缴武器，但同时还在使用大炮、轻重机枪和坦克，市区水陆交通时而中断，电、自来水供应紧张。石桥广场诊所和区一院那天都没开门，怕医治武斗一派受伤者，另一派知道了来砸来打。
二姐敲开医院的门，在那儿大闹起来，说小孩被缆车压了，与派仗有什么关系？医生被二姐那股拼命的气势汹汹吓住了，正在犹豫是不是收下五哥。我一个人奔出医院，没有回家，而是对直朝江边跑。天上乌云腾腾，连雷也未响一个，立即下起雨来。雨把远的山峦拉近，把近的山峦推远。
我沿着江边不知走了多少小时，等我在造船厂找到母亲时，雨已变小，轻轻渺渺地飘洒，阴郁的天色，暗如傍晚。母亲戴着草帽正在和联手从船上往岸上抬油漆桶，看到泥人似的我在叫她，扔下扁担就奔了过来。
大姐在我有前面了走出了好远，我赶了下去。她刚才说的话，我怎么想都不对劲，我得抓住这个机会，不想让她溜掉。
“你性急啥子？”大姐没象上次那么推来推去，爽爽快快地说：“我还没讲到在新社会，我是什么样的身世。”
2
袍哥头子被捕了。1950年，共产党决定用大兵力剿四川的反共游击队。大镇反大肃反延续了好几年。重庆逮捕了所有袍哥头目，各种道会门的头子。城里的几个刑场每天枪毙人，毙掉的人大多没人敢去认领，就地挖坑埋了。南岸的刑场在柿子沟，被枪毙的还有寺庙主持法师，好多老头老太、虔诚的佛门信徒，为法师之死暗暗悲泣。但这一带的老百姓，却兴奋得天天茶馆客满，也许是重庆人喜欢吃辣椒，吃出来的好事性格。
母亲挺着大肚子，抱着女儿在家里战战兢兢。
有人悄悄给她捎来口信，袍哥头子在监狱里，要她带女儿去监狱看望他。母亲犹豫不决，在床上辗转反侧，难以入睡。清晨，母亲双眼红肿，出了家门，她没有带大姐。
母亲大着肚子在监狱门口小房间里，报了名字，登了记，却没能被允许见面。反落了个记录在案，坐在回南岸的过江轮渡上，她气恼万分，但一点也不后悔。
母亲得到口信已晚了好几个月，袍哥头早被绑赴刑常那天是大镇压，据说，赴刑场的途中死刑犯们在车上暴动，一群死囚跳车亡命沿街奔逃，手提机枪只能就地扫射。
拥挤的船舱里十分闷热，母亲抹去脸上的泪珠，定了定神。她早就不应当为这个男人哭了，可还是没能止祝船舷外汹涌的江水，一浪一浪，摇晃着她的身体。
还是多年前，有一次母亲和袍哥头子在街上坐人力车，遇到敲敲打打长长的队伍，扎断了街口。披麻戴孝的孝子孝孙举着哭丧棒在前头，棺木后面，身穿素衣的人抬着纸糊的轿、马，抬着绸缎制的礼服、官服，薄丝绢挂在灵幡上。奏乐呜炮，灯彩摇红。
他对正观望出殡得发楞的母亲说，别羡慕别人，等你妈百年后，我一定为她大办，请和尚道士作法事，超度亡魂，择吉日吉地下葬，祖坟风水好，后人才会发迹。他摸准了母亲想对乡下的外婆尽孝的心事，这一招很准，她是心领了。
外婆死在重庆，死在母亲家里。乡下大舅二舅砍了竹子，做了滑杆，把病倒的外婆往重庆抬，靠张嘴问路和半乞讨，走走停停，走了四天三夜，好不容易捱到重庆的江北，搭乘船才过了江到南岸。母亲一见他们就哭了，说，为啥子不写信来？我就是借钱也要让你们坐船来！两个舅舅头上按照乡下走亲戚习俗，缠了根洗白净的布，都成灰色了。院子里的人说，是抬来一个死人，头上缠的啥子裹尸布？两个舅舅急着要回去。母亲凑了二十元路费，叫他们坐船。
大舅说不坐船，二妹，你这些钱我们回去能做大事。
母亲送外婆上医院，医生说治不好。母亲去抓草药熬，那段时间我家的房子里全是草药味。外婆脸和身体瘦得只剩下一把，肚子里全是虫，拉下的虫象花电线一样颜色，扁的。外婆按住肚子缩在床上，睡也不是坐也不是。只过了一个冬，小年刚过，大年未过，直到那个寒冷的半夜，外婆一声尖锐的呻吟后，就痛昏死在家里尿罐上。母亲把外婆扶上床，外婆醒过来说的唯一的话，就是要求她把还在乡下挨饿最小的弟弟弄到重庆来，让他有口饭吃，让他识几个字。看着母亲点头，外婆才咽了气。
1953年外婆死的那天，母亲打来一盆温热的水，用毛巾给外婆擦脸、脖胫和身子，把外婆冰冷的手贴在自己的胸口。外婆穿着母亲手缝的衣鞋停在一块旧木板上，在堂屋紧靠我家房门边。没有人号陶大哭，没有请人来做道场，没有花圈祭帐，也没设灵堂，一盏灯芯草点的菜油灯，一闪一闪照到天亮。外婆被草草埋葬在三块石山坳的野坟堆中。
一年后母亲的小弟弟从忠县乡下拿着地址，一人问路来到重庆。这个十一岁的少年到我家时，穿件老蓝布长衣，一条烂裤，从头到脚又脏又臭。大姐还以为是农村叫花子，叫他滚开。母亲从屋里出来，止住大姐，告诉她：“这是你么舅。”
么舅只上了四年学，就私自逃学去挑河沙挣钱。母亲知道时，他已在一家机械厂找到一份零时工，他说自己学习成绩不好，认为自己拖累了姐姐一家。母亲要他别去厂里当抬工，回学校，念不走，就降一年二年级读。
么舅不肯，说他得养活自己。
母亲说你不听话，我就当没你这个弟弟。
么舅给母亲跪下，磕了个响头，就住进厂里集体宿舍。
么舅偶尔也来我家，二人话头总转到外婆身上。么舅说：以为解放了打倒地主，日子会变好些，没想到还是差吃的。妈为节省，只喝井水。
母亲说：妈死了，我后悔没给她留张照片，现在想看妈，都想不起她是啥样儿？只记得妈梳了个髻。
么舅说：妈和姐姐样子象。妈被哥哥他们抬走时，妈拉着我的手不肯放，我追她追了好几匹山。
母亲说：那阵只想到妈病，盼她病好，哪想到她死？
外婆咽气时也未谅解母亲当年逃婚的事，这也是母亲的心玻母亲一次次梦见外婆到她床前来找她，倒也未提逃婚的事，这是外婆骄傲，不愿提。外婆只是埋怨母亲，说母亲不管她，说她依然饿肚子，孤孤单单，遭人欺。外婆还说她找三姨——她的亲外侄女，却怎么也找不到。母亲也从未找到三姨的坟，三姨1961年饿死后据说是被埋在长江大桥南桥头的山坡上。那时还未兴建大桥，野树野草乱石成堆，没立个碑，就等于消失了。修建大桥时，早被推土机铲得一根白骨也不剩。
母亲是在外婆死了十七年后，梦见她十七年之久，才把外婆的坟打开，用一块白布装俭尸骨，放好在一个小木箱里，让么舅送回家乡，葬在老房子后山坡外公的坟旁。之后，母亲再也未梦见外婆。家乡来重庆的人说，外婆的坟前一下雨，总生出一片地木耳，黑黑的，在有月亮的夜里去摘，回家不洗就能吃，不沾沙土。
3
未到晚年，母亲的眼睛就总是不干净，每隔一会儿就得用手绢擦，不然，就被绿绿的沾液堵住眼角，又痛又痒。“这是怀孩子时惹上的，”她对我们说，“不管有天大的事发生，在怀孕时，别哭，别象我，落上这种病医都医不好。”
我现在明白了，母亲是指她怀孕时，去探监，路上哭得太伤心。
大姐不太相信母亲敢去监狱探望。在这件事上，大姐对母亲的怀疑或许真有道理，她做女儿的，对这点应当最敏感。
“你父亲就这么死啦？”我拉着大姐的手，这个男人，与我没有太大相干，却让我心里一阵难过。我与大姐握在一起的手，从来没这么紧。
不料过了一会儿，大姐猛地蹦出一句叫我莫名其妙的话：“他就那样死，就好了。”
她挑了块石头坐下，背对着江面，不待我问，就说起来。
那是一个星期天，许久没有走船的父亲的消息，母亲抱着三岁的三哥，带着大姐过江去轮船公司打听。走到朝天门，母亲换了下手，把三哥抱在右手边。港口旁的一大坡人和车相混的马路，不下雨也陡而滑。心事重重的母亲没注意一辆板车急滑而下，等她发现，板车已近在咫尺，她抱紧三哥往路沿一让，朝吓呆的大姐喊：“跑开呀！快点跑开！”她闭上眼睛，大姐不被撞死，也会被撞个大伤，那板车翻掉，拉板车的男人不死也会受重伤。但板车奇迹般刹住了，双方都吓了个半死，一张口，却都楞住了。
是袍哥头的舅爷，他直呼母亲的姓名，连连叫道：“是你啊，你们母女俩让我找得好苦！”他双鬓已开始发白，袖子和裤腿挽着，穿着一双沾满泥灰的胶鞋。
这个场面很戏剧性，但大姐的生平多一分少一分巧合已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