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腰鼓便一齐发出清脆跳跃的鼓点声，像一大群活泼灵性的鸟同时从树林里欢快地飞出来，实在能让人心都跟着飞起来哩。而这红色热烈的队伍中梅子又最引人注目了，不仅因为她个子最高，表演也最出色，常常让我看得着了迷，觉得她腰格外的柔软手臂格外的灵活整个身子都没有骨头，她就那么没有骨头地扭呀舞呀真的就是一只轻盈的红羽鸟或者一条鲜活的红鲤鱼了，那身后的两列队伍就跟着她的轻盈和鲜活一齐扭呀舞呀如同她长长的影子。母亲每次都是让梅子领队，而每次表演完毕后母亲也总要递一块手绢给梅子，让她擦擦脸上细密的汗粒。这时候梅子就扬着红透了的苹果脸，眼里射出太阳的光芒，那太阳光芒还不停地扫着四周，连我都能看出她是在浏览大家的赞扬呢。
只有一次出了意外。那是梅子毕业的前夕了，学校照例举行欢送活动，梅子本来也照例要参加腰鼓队欢送自己的，但她课外跟同学打闹扭了脚，母亲亲自带她去校卫生室紧急处理，可第二天还是没法上场。母亲急坏了，四十一人的腰鼓队缺一个就不成队列了，而领队更是缺不得的。急坏了的母亲只好自己亲自上场。我知道母亲很会打腰鼓的，我看过她手把手地教梅子和其他腰鼓队员一招一式。母亲还不无骄傲地跟我说了，她当年在省城读女子中学时是学校腰鼓队的领队哩。而我后来还知道，母亲现在看着自己带出的腰鼓队在出色表演时，激动着的心也总有点跃跃欲试，她是多么地想再去扭着舞着领一次队呵。但母亲知道一个出身地主家庭又是右派分子加历史反革命分子的妻子（虽然离婚了那印记却刮不去），是不能去那样一个显赫的位置上指挥热烈活泼的，学校领导也不会同意。而这次机会终于来了，学校领导正在那场针对当权者的四清运动中灰头灰脑，四清工作组同意母亲去显赫一次。于是我看到身着红衣的母亲突然就从三十八岁跌到了梅子的年龄，一张虽然缺了光洁的脸也像刚出笼的馒头一样蒸腾着浓浓热气；那稍稍有点发胖的身子原来还保留着很多轴承滚珠，一齐活动起来，让母亲的腰简直能比上梅子的柔软那手臂也简直能比上梅子的灵活了。我望着母亲并不亚于梅子的轻盈和鲜活张大了嘴巴，只不过在为母亲惊异的同时也没忘了同情梅子。只能为腰鼓队看管衣物的梅子就坐在表演场地旁边的凳子上，不时狠狠地盯自己那伤脚一眼，我就挨在梅子身边，也不断地看她那受伤的脚，那被我搂过又亲过的脚现在贴着灰色的止痛膏，像打了一块大补疤，让我觉得有点陌生。
演出当然非常成功。四清工作组对这场富有南国风情的腰鼓表演赞赏有加，给腰鼓队奖励了一大包高级糖。“高级糖”其实就是酥糖，做成小鸟蛋大小的菱形，涂着一道道红绿彩条，是三年困难时期顶级的副食品，就被人们称作了高级糖。虽然已经走出那苦日子了，人们心中仍然保留对高级糖的崇敬，能得到高级糖照例是荣幸的。母亲用激动得颤抖的手向腰鼓队员们分发高级糖，每人三颗。而最后剩下的三颗她自己没要（母亲的无私真是令人钦佩哩，就没想到自己留下再给我），母亲将这最后三颗高级糖给了没能参加演出的梅子。
所有腰鼓队员们都宝贝地捧着自己的高级糖纷纷散去，母亲也带着难以消退的激动去向四清工作组组长汇报组织腰鼓队的体会了。只有梅子瘸着脚攥着母亲给的高级糖慢慢走到操场一角的树下去，跟着梅子的还有我——今天我已经记不清当时跟着梅子的心情了，究竟是怀了对她的同情，还是受那种很模糊很柔软的感觉驱使，甚至只是为了得到她一颗高级糖也说不定。我跟着梅子走到树下的时候正想甜甜叫一声“梅子姐”，立即就惊讶地张大了嘴：梅子突然扬起了手，将手里三颗高级糖摔在了地上。那质量还不错的高级糖在地上骨碌碌滚着并没碎，梅子又追着它们，用那只伤脚将它们狠狠地辗得粉碎。我瞪大眼看着梅子的举动，奇怪她的伤脚居然有这么大的劲。
我至今都应该肯定自己的，在接下来那场几乎席卷全国的闹哄哄里，差不多所有的城里学生都在胳膊上套上红袖章了。我却没有，我也没有参加过一次对别人的批斗或抄家。在那么多人不分老少地都想出风头当英雄的年代，我这份纯洁不容易。
当然我也得承认，那场闹哄哄也没有给我套红袖章的机会。在城里的学生们都在往胳膊上套红袖章到处寻找批斗和抄家目标时，我却只能呆在父亲所在的县农场。母亲在那次亲自领舞腰鼓表演后不久，就被发配到一所偏远的乡下中学去了（我后来才知道那是学校头头在恢复领导权后强烈要求县教育局的结果，因为母亲在头头晦气的时候居然那么张扬，），虽然父亲跟母亲离婚后我判给了母亲，但我必须在城里念完小学，只能来离城十华里远的农场跟父亲住在一起。父亲已经在这个农场劳改了八年，前五年以右派分子加历史反革命分子的双料身份服刑，五年刑满后右派帽子摘了，剩了历史反革命分子一个身份，不再是劳改犯但还得继续劳改。我不知道父亲要劳改到什么时候，我也不知道自己已经小学毕业还要在这里呆多久，我对前途一片迷茫，就像大雾中常常独自站在操场里一样。
父亲生怕我太悲观，不时叮嘱我要正确对待自己的家庭，用的就是那个年代最常用的一句话：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让我始终要听毛主席的话，不要因为他的劳改而对现实产生任何抵触情绪。父亲说，他能在刑满后留在农场虽然仍然劳改但每月发六块钱生活费，是很好的待遇了呢。其实我根本就没有抵触情绪，心里只有对父亲的怪怨，一个读了大学的人都看不清将来，要去旧政府当差，给自己弄来个“历史反革命”的帽子怪谁呢？我甚至还怪怨母亲，居然就嫁给了父亲，弄得自己去了偏远地方我也只能呆到农场里来。我对母亲的这种怪怨在我长大后是得到证实了的，母亲在那所偏远中学跟一位很谈得来的女同事吐露过，她其实不喜欢父亲的性格，父亲骨子里是喜欢高高在上的，喜欢欣赏自己，喜欢别人吹捧，喜欢在别人近乎崇拜的吹捧中看别人的可怜相；当然父亲心眼并不坏，也乐意帮助人，但他更喜欢居高临下地给别人以施舍，听着别人对他说一大堆感激话心里很满足。正是这种性格使得父亲大学毕业后选择仕途，也正是这性格使得他在旧政府垮台后再选择教书时让学校领导常常皱眉头。应该说，戴上“历史反革命分子”和“右派分子”两顶帽子都是他自找的。
当然父亲的头脑还是在现实中有所提高，他在那场席卷全国的闹哄哄刚发生不久时，就让我跟他划清界线了——这其实很容易，农场只有食堂开饭，父亲事先买好一些饭票给我，我就不再跟他一起进食堂；然后就是不再跟他住到一起，父亲跟曾经是他学生的农场场长请求，将一间小杂物间腾空给我住了。我的胆子已经比过去大了一些，不再害怕一个人睡在小屋里，而且睡在父亲床上也很不舒服，父亲的脚丫子太臭，跟梅子的脚丫子气味大不相同。于是我每天都跟父亲划清界线连挑着箢箕跟父亲四处拾狗屎也免了，只跟着其他农场工人去下地，努力学一些地里的劳动。我甚至希望不跟父亲一起呆在这个分场，到五华里远的总场去多好！
梅子就在总场。梅子初中毕业没考上高中，在政府的号召下到县农场来了。我来父亲这里的第一天就碰到了她，是路过总场旁边那操坪的时候，她正在一堆干油菜秸上忙碌，见了我哟地一声，从油菜秸堆上跳下来。我也意外地高兴，脸腾地红了，这红有兴奋也有羞涩，我毕竟又大了一岁跟男子汉的距离近了一步，而梅子也比在学校时更具烘人的气息，那个子又高了不少身子更加弯弯曲曲了，从油菜秸堆上跳下来时胸脯里像有两只兔子在使劲蹦。
梅子用两只沾了油菜籽香味的手拍拍我的头又摸摸我的脸，说我蹿高不少了都不像个小学生了，亲热得似乎要将我往怀里搂，我扭着身子退开了一步，想起跟她同睡一床的情景，脸就越发的红起来。
梅子让我有空到她那去玩，我想去却又不敢去，无论找个什么借口去看梅子都有点难为情，而且见了她就会想起搂过她光滑的腿亲过她气味怪怪的的脚，让自己的脸红得没法掩饰。我在事隔多年读到著名的《少年维特之烦恼》后才知道，怀里拱出早恋的男孩是心理格外细腻复杂的，而我的早恋比那个多情的维特来得更早。我只在一个月亮很白的夜晚去总场操坪看梅子和许多人排练秧歌。但梅子正在跟管排练的副场长争执，梅子要求打腰鼓，一路腰鼓打进城去多好看呀！副场长说腰鼓难度太大秧歌容易多了，五一节眼看就到了咧。梅子又说秧歌也该有个领队呀。副场长说没见过秧歌还要领队呢，百来个人扭着后面人还能看到前面的领队么。梅子就一扭身子去排练秧歌了，明亮的月光照出她满脸不高兴，秧歌明显地扭得不起劲。副场长就批评梅子，说林冬梅同志你要态度正确呀。梅子这才收了脸上的不高兴让手脚上了劲。我借着月光狠狠瞪了副场长一眼，那个年代所有家庭政治条件不好的人都怕听到“态度要正确”这句话。
但五一节那天梅子的表现非常出色。我就走在梅子前面——我这时已经很感谢副场长了，是他临时让我也参加农场的游行队伍，举了个一米多高扎满麦穗的丰收棒，和十来个手举各种丰收棒的农场工人走在一起。那天的县城就像一锅滚开的油，所有的企业都派出了游行队伍，打旗子的吹喇叭的扛产品的化装造型站平板车上的还有我们农场扭秧歌的，一眼望不到头的队伍从县城缓缓穿过，大街两边看热闹的人挤得水泄不通。我头一次参加这样的场合，激动得胸腔里像有头发疯的牛乱窜，手也打摆子一样直颤。我不时扭头看一眼身后的梅子，梅子却对我视而不见，上了油彩的圆脸比太阳还要灿烂，浑身扭得跟打腰鼓一样没有骨头。秧歌队也是两排的队列，梅子在左列第一个，也不知是她扭动的幅度太大还是脚下的故意，她比右列第一个要领前大半步，看上去整个秧歌队都在跟着她走。也许是梅子忘情地扭动更加感染了我，我在满街的热烈里突然就热泪盈眶。
但这次游行后我却再没去过总场了。因为梅子在游行结束后被副场长狠狠批评了一顿，就为了她在队列前多跨出了大半步。副场长说她出风头好表现无组织无纪律，影响了农场的整个游行队伍，直批评得梅子勾着头在回农场的路上哭个不停，到了总场那泪水还在汹涌。我从来没发现一个人有这么多泪水，简直就像水龙头坏了，心里也直发酸，将自己的手绢递到梅子手里，却被梅子摔到了地上。于是这以后我再也不好意思去总场看梅子，总觉得梅子委屈太大生怕碰了她那委屈。
现在再说那场很快到来席卷全国的闹哄哄。说是席卷全国，我呆的那个农场还是比县城的动静慢了半个月。而这半个月的安静也让我父亲和母亲都产生了错觉，将保存重要家底的希望寄托在我的身上了。父亲偷偷让我去母亲那里跑一趟，将一个封死了的信封交给母亲。母亲看了信脸上忧虑更重，对我说，这场运动很大，只怕自己过不了关呢，要我一定正确对待。母亲还把一个同样封死了的信封交给我，再三叮嘱我带回去好好藏起来，说这是家里的存款，要是她也教不成书的话，我们今后的日子就靠它了。
我将信封带回了农场。我先是将自己住的小屋闩上门，再打开我的小箱子，将信封夹在一个学习摘抄本里，将本子压在一摞书籍下面，刚锁上箱子又摇摇头，再打开箱子取出信封来，在屋子里环顾一周后，从床下拎出一只裂了口的套鞋，将信封折叠起来塞进套鞋里。做完这一切我的心才咚咚跳起来，我既想起了解放前的地下工作者又想起了解放后的特务，说不清自己是个什么心情。但母亲的话的确让自己感到严重，今后的日子将会是什么样呢？
我仍然天天去地里学干农活，但在地里干活的人开始减少，有的去城里看热闹了，有的索性参加了城里的运动。留下来的都是老实巴交的人和家庭政治条件不好必须积极表现的人，稀稀拉拉地在地里蠕动，心甘情愿让自己的汗水在灿烂的阳光下蒸发。总场接二连三发出通知，要求大家坚持生产岗位，但通知越来越无力。终于有一天，总场的头头们也失去了所有权威，被拉上了批斗台。批斗他们的就是自己手下的一些工人，这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