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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女人无声地淌出眼泪来。
“胖妈哭了！胖妈哭了！丢！丢！丢！”小婷婷对大人们表现出来的弱点是那么不留情面。
严局长老两口对视一眼，一个朝左边扭过脸，一个朝右边转过身。
局长像被鱼刺卡住了嗓子，咳了几声。
她就这么样由贺家楼来到了严家院。
她就这么样由勤勤劳劳的佣人变成了忠忠实实的管家。
她就这么样由“潘阿姨”变成了“胖妈”。
那一年，她大概四十二岁。她不显老。她只有极少的几根白发，自己梳头的时候才会发现，并且一发现就被拔下来。尤其是，她的身段还挺好看的，不像某些发福的女人一过四十便臃肿肥胖起来。局长老伴、市委办公厅的副主任，每每打量着她，用揶揄的口气说：“你年轻那会儿必是怪好看的呢！我们都叫你胖妈可真亵渎了你！说正经的，你为什么不找个人呢？愿意，我就给你介绍一个，包你中意！”她光是笑笑，不回答什么，扭身就找活干去了。
其实，她是结过婚的女人。丈夫在婚后的第二年就不幸一病归阴了。她是很爱他的。精明的婆婆为省下一笔钱，逼她“嫂嫁叔”，她为这才打家乡逃出来的。她那么勤快，那么利落，眼里处处是活儿。严局长曾很恼火地对她说：“我们可不是把你当佣人的！你歇闲一会儿是不是就难受得慌哇？”她，也不在意，也不生气，抿嘴儿一乐，眼里又溜见了什么活儿。从此以往，局长夫妇也就只好由她去。
她话不多。她是个爱恬静的女人。没什么活儿可干的时候，就把小婷婷抱在怀里，搬个小板凳，坐到阳台上去。一边轻轻拍着，晃着小婷婷，一边小声哼唱家乡苏北的歌谣。小婷婷是很淘气的，但这时便非常乖，非常听话， 偎在她怀里，听她唱一支歌谣又唱一支歌谣， 往往就在她怀里睡着了。不久， 四岁的小女孩也学会了唱好些个苏北歌谣。于是她们再坐到阳台上，就不光是一个唱，一个听，而是两个一块儿唱了。
“婷婷，咱今儿晚唱哪个？”
婷婷歪着脑瓜儿，似乎极认真地想一想，便回答唱哪个哪个，不唱哪个哪个，先唱哪个哪个，后唱哪个哪个。
她们便开始唱起来。一个中年女人的柔和缠绵的音调和一个娇声娇气儿、口齿不清的女 孩的二重唱，常使局长夫妇出神地侧耳聆听。
唱一会儿，就会听到阳台上有诸如此类的严肃而认真的谈话：
“胖妈，下一个你说唱什么，就唱什么！”
“婷婷，下一个唱什么，还是你说了算！”
“胖妈，为什么老是我说了算呀？我还是跟你学会唱的呢！”
“你嘛，在我眼里是小公主，金口玉牙！”
“公主？什么叫公主呀？”
胖妈就讲一个公主和驴皮王子的故事。
小婷婷属于“十万个为什么”那类孩子，她往往还会怀着无尽的好奇再追问： “公主是金口玉牙？那吃饭能香么？”
这些疑问便会把胖妈难倒。
“婷婷！ 别缠着胖妈不休！ 胖妈！ 你早点歇息吧！”解危的不是局长，便是局长老伴。他们的干涉总是很及时地挽救了胖妈在小婷婷心目中无所不知的威望。
婷婷离不开胖妈了。吃饭，要胖妈亲手盛到碗里的，还要坐在胖妈膝盖上。睡觉，要胖妈亲手铺盖好小被小褥，还是胖妈搂着。胖妈干活的时候，她殷殷勤勤地帮倒忙。要么就撒娇地双手搂住胖妈的脖子，像口袋一样吊在她背后。逢上过年过节，看电影，逛公园，胖妈不去，她是无论如何绝不肯去的。
她竟至于到了不肯去幼儿园的地步。要她去的话，须是胖妈也非去不可。
“我的心尖！”胖妈几乎对她百依百顺，不知从哪一天开始，竟用那四个字取代了婷婷两个字。
“胖妈！”
“我的心尖！”
这个家庭好像有一台录音机一天到晚开着，重复地播放着上边那两句话。
局长夫妇不无埋怨地说： “胖妈，你要把她纵惯坏了的！”
胖妈一笑：“哪能！我还能教育她不许说谎骗人，做了错事要承认，要自己洗脸、洗脚、扎小辫哩！”
他们也无可奈何……
男孩子亚文，却不像妹妹那么恋着胖妈。倒不完全因为他比妹妹大四岁的缘故。他对胖妈很有礼貌，但那礼貌之中隐隐透露出一个初识世故的孩子对一个来自乡下的女人那种疏远。一个生长在局长家里的孩子，一经懂得了待人接物的礼貌，也就几乎同时学会了用小小的世故的眼光按周围所有人的身份和地位而区别对待之。他们比一般家庭中的孩子有更多的机会接近形形色色、身份地位有巨大差别的人。他们那种“区别对待”的信条是从周围世界人与人的关系中发现、启迪、奉守来的。他读书的那所学校是A城独一无二的“高干子弟小学”。在那里他们接受两种教育，一种是课堂上、课本上的教育； 一种是从同学关系中，从老师对父母身份地位各不相同的学生的关系中学到的。这两种教育的结果往往在孩子们身上相互抵消。而家庭教育同那种社会大课堂的教育成果相比较，会显得多么渺小啊！
“胖妈不是我们家的佣人！是亲人！记住，是家庭成员！”
爸爸不止一次说过这话。
妈妈也不止一次说过这话。
但当同学们谈起这类话题时：
“我们家里又辞退了一个佣人！”
“我们家里又新雇了一个佣人！”
“我的衣服、袜子都是佣人给洗！”
……
他也会插上一句：“我们家也有佣人！我们都叫她胖妈！”
在这种话题中要是没机会插上这么一句，他那小小的心灵中便会产生一种羞耻感。
有一天，这孩子终于第一次公开对那女人表现出轻蔑。
在吃晚饭的时候，胖妈从厨房里为他端进一满碗滚热的菜汤，他看着胖妈被烫得揪起眉，咧着嘴角吸冷气，却像课堂上端坐得最规矩最守纪律的模范生一样，一动未动。
胖妈就差一步没来及把那碗汤放到桌上，被烫得松了手。一碗汤扣在地上，碗摔成两半。
“你怎么不赶紧接一下？”当妈妈的隔着桌子斥责。
“那碗汤不洒我也不喝的！”儿子保持着那种一动不动的姿势，很有理由地说，“你们没看见她的手都沾到碗里的汤了？”
站起身绕过桌子添饭的爸爸，停住脚，放下饭碗，问：“谁教你这么说话的？”
儿子： “跟佣人说话也得像跟校长说话一样吗？”
“啪！”儿子后脑勺上挨了重重的一巴掌！
儿子摔下筷子，离开饭桌，面对墙角抹眼泪。
当妈的走到儿子跟前，问：“亚文，你今天怎么对胖妈、对爸爸这样子？”
儿子猛地转过身，高高提起两条裤腿，眼睛瞪着胖妈，汪着泪，大声说：“我今天挨了打了！”
儿子两腿上果然有几处青肿。
“谁打你了？”
“贺小虎！”
“贺伯伯的小儿子？你惹他了？”
“我没惹他！是因为胖妈！”
“因为胖妈？”
“他说：‘你爸把我家辞退的那个女佣人收留了，纯粹是给我们家戴眼罩！我得在你身上替我们老贺家出口气！’”
“胡诌！”当爸爸的两步跨到儿子跟前，“你撒谎！”
“我就没撒谎！他还说：‘我妈要找你爸问罪哩！’他就是这么说的！”
“给我住口！”当爸爸的大吼一声，呼呼喘粗气，掏出烟盒，手指颤抖得几次划不着火柴。
胖妈不知何时离开了这个房间。
当妈的息事宁人地瞅瞅老伴，瞧瞧儿子，连说两句： “吃饭！吃饭！”
……
第二天，严局长来到了儿子的学校。
没下课，他在一间教室的窗前倒背双手，踱来踱去。
六年级的语文教师是认得他的，走出教室尊敬地问：“严局长，有事吗？”
他很客气地回答：“老师，请您把贺副书记的儿子叫出来一下。”
那学校里的小霸王被叫了出来，大大咧咧地称了他一声“严叔叔！”他平静地说：“小虎，你过来！”
贺小虎走到距他两步远处，站住了。
“再走近点嘛！”
又走近一步。
“转过身去！”
迷惑地瞅瞅他的脸，转过了身。
他一手掐住那小霸王的后脖梗，像按牛头一样按将下去，另一只手高高举起，在那尽是肥肉的屁股蛋上重重一掌！
“这一下，替你死去的爸爸管教你！”
那家中的宠儿娇子，学校的恶少霸王，用杀猪似的叫喊对这种管教方式抗议。
又是一巴掌！
“这一下，因为你经常欺负小同学！”
第三巴掌！
“这一下，是让你记住回去告诉你妈，她什么时候来问罪，我等她！”
这位局长对什么事儿都像对工作一样认真。他一丝不苟，从容不迫地顺利结束了眼前这档子事，放开了那贺家楼里的宝贝疙瘩，颇满意地轻轻拍了几下手，好像要拍掉手上实际并不存在的什么脏东西似的。尔后，他朝那年轻女教师转过身去，十分抱歉地微微一笑，说：“真是对不起得很，打扰您上课了！可是，现在还不能向您解释什么！”说罢，不再理睬那一把鼻涕两把泪的小霸王，对女教师点点头，扬长而去。
教室里的学生们，刚才都离开了座位，隔着窗子朝外看。对于他们，这可比听评书“鲁提辖拳打镇关西”有意思多了。
严局长，这位山东大汉，不是教育家，没有三娘教子那份耐心劲儿，无论对自己的孩子还是别人家的孩子。他奉行的原则是： 教育，必须给对方留下深刻的记忆。
女教师朝鼻梁上推了推眼镜，愕然的目光一直把他的背影送出学校大门。
这天晚上，严局长回到家里，连晚饭也没顾上吃一口，就又赶到了火车站，第二次把胖妈从那里接回家……
当胖妈开始天天手儿牵着手儿送小婷婷去上学那一年，严局长夫妇经受了那场他们没有思想准备的残酷的考验。
揭发，批判，喷气式，游斗，毒打……这些都是不必细述的了，生活中提供的真实材料会补充读者的想像的。
严局长夫妇先是进了“牛棚”，后来到干校，再后来被遣送到劳改农场。在他的所有“罪行材料”之中，最有分量的一条是“对共产党怀有刻骨仇恨，实行阶级报复”。这一条的揭发控诉者是贺家楼的那个寡妇。一种不被人知的历史渊源和现实天衣无缝地联系在一起，构成了一条罪行： 他曾被抓过壮丁，当了两年国民党兵。当年是贺副书记亲手在战场上将他“解放”的。因此，他管教贺小虎那桩事，就被上纲到“阶级报复”的高度。而且，这条罪行是多么符合那条“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实质上是共产党员领导的广大人民群众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斗争的继续”的“最高指示”哟！
严宅成了造反派大本营的一个分指挥部。现实生活是多么轻而易举地就改造了一个人的性格啊！严宅“改天换地”那一日， 胖妈把婷婷推进最小的一间屋子里，自己堵在门口，横握一根大擀面杖，双眉倒竖，二目圆睁，一字一句地说：“这间屋子得留给我们！我们不能睡到马路上去！哪个敢欺负小姑娘，我就跟哪个拼了！”
那些人们知道她的成分追溯到十八代以上也是苦大仇深的贫农，一清二白。为了显示他们掌握斗争大方向和政策方面的水平，他们并不为难她。
“嚯！真有股子沙老太的劲儿！可惜你捍卫的不是共产党员，是国民党哟！”他们直觉得这女人可笑，嘲弄她。
其中有一个就给她讲起外国的“农夫和蛇”的寓言和中国的“东郭先生”的故事。
她对这种善意的启蒙嗤之以鼻。
她这种执拗倒获得了他们的一点好感。
他们答应了让她和婷婷继续住在这里，不过有一个条件： 她须做他们的勤杂工。
她应诺了。
她天天送婷婷去上学。放学前早早儿地就守在学校门口迎接婷婷。她怕她的“心尖儿”在学校或是在路上受人欺凌侮辱。唾沫、泥巴、石块儿朝她们飞来的时候并非没有过。这时她就紧紧把“国民党反动派的女儿”保护在怀里。
靠她过去的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