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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妻子逝世。当时，他没有外出执行任务，这对导弹潜艇艇长来说，并非很意外的事。他在波利亚尔内村西边的林区里有自己的别墅、日古利汽车，还有司机和各种家用电器，真是应有尽有。这一切都是他的职务和出身带来的。他已进入党的特权阶层，所以，当娜塔利亚腹部出现疼痛时，就被送去只给有地位的人看病的卫生部第四医院——苏联有句俗话：地板亮光光，医生顶呱呱——想不到却铸成不可挽回的大错。他见妻子最后一眼是在她被推入手术室的一刹那，她躺在轮床上对他微笑。
喝得醉醺醺的外科医生接到通知后赶到医院。在简单的阑尾炎切除手术之前，为了尽快清醒大脑，他长时间地拚命呼吸纯氧。正当他在牵拉组织寻找阑尾的时候，发肿的阑尾突然破裂而引起腹膜炎。随后又因为医生笨手笨脚地急于弥补过错而造成肠穿孔使病情更加恶化。
娜塔利亚得接受抗菌治疗，可是又没有药。第四医院用的外国药通常从法国进口，由于当时缺货，不得已改用国家“计划”生产的抗菌素。苏联工业部门普遍实行超产奖，而且忽视质量检查。不幸的是，给娜塔利亚注射的针剂恰巧没有经过检查和试验。药瓶里灌的是蒸馏水而不是抗菌素。马尔科第二天才得知真相，但娜塔利亚已处于重度昏迷状态。由于抢救无效，她就这样死了。
追悼会上气氛恰如其分地肃穆，拉米斯痛苦地记得。拉米斯的部下和他几年来结识的一百多位海军好友参加了追悼仪式。前来悼念的还有娜塔利亚家的亲人和地方党组织的代表。马尔科的父亲去世时，他正在海上执行任务。他早就知道亚历山大生前作恶多端，所以并不怎么伤心。然而，妻子的逝世对他却是致命打击。婚后不久，娜塔利亚曾经开玩笑说，每个水兵都要有家可归，每个女人都要有人可盼。他们幸福地结合了十五年，十分了解彼此的个性和长处。时光流逝，两人感情越来越深。这一切看来很简单，意义却深不可测。
马尔科·拉米斯望着棺材在阴沉的古典哀乐声中缓缓推入火化间。他希望能为娜塔利亚的灵魂祈祷，希望希尔达祖母说的是对的：在那道铁门和烈焰之外确实存在着某种东西。然而，马尔科感到不幸在向他劈头盖脑地压来：国家从他那里夺走的何止是妻子；还剥夺了用祈祷减轻内心痛苦的权利；夺走了再见她一面的希望——哪怕是梦想呢。除了多年前在波罗的海那个夏天外，温柔、善良的妻子就是他幸福的惟一寄托。如今幸福永逝。几个月来，他对娜塔利亚的怀念使他无限痛苦。在摩尔曼斯克的大街上和商店里，某种发型、某种步姿、某种笑声都使他以为娜塔利亚又回来了。每当想到失去的一切，他就不像个职业海军军官。
娜塔利亚·波格丹诺娃拉米斯毁在接到出诊电话时正在喝酒的医生手里。虽然他已够得上触犯海军刑法，但是马尔科不能把他送法庭处理。因为那位外科医生是高干子弟，他的保护人庇护着他。如果用药得当，娜塔利亚有可能得救，可是当时进口药缺货，国内的药又不可靠。这不该怪医生，也不该责备药厂工人。这一切在他的脑海里翻腾，他越想越愤慨。最后认定要把账算在国家头上。
第三部分：十二月五日星期日“红十月”号应急计划的经验总结
他花了几星期搞了个方案。这也是他平时从事专业训练和制定应急计划的经验总结。“红十月”号潜艇的建造工作中断两年之后再度开始时，拉米斯知道，建成后会让他负责指挥的。他参加设计艇上的回转式传动系统，看过这种模型的运行情况。后来，它曾在黑海秘密试航多年。为了集中精力参加“红十月”号的建造和安装，他要求解除自己的领导职务，同时他也能事先挑选和训练他的军官，使导弹潜艇尽快投入使用。马尔科的要求得到了红旗北方舰队司令的批准。舰队司令是个多情善感的男人，他在娜塔利亚的追悼会上也流了泪。
拉米斯心里明白需要物色哪些人在他手下工作。那些人都是维尔纽斯海军学院的毕业生，其中许多是马尔科和娜塔利亚的“儿子”。他们感激拉米斯的栽培，咒骂国家没有能力生产可以发挥他们聪明才干的潜艇；而且，他们都奉命加入了共产党。当他们知道升官发财就得出卖灵魂、当穿蓝制服的应声虫时——那些人在每次党会上的喋喋陈词都是对他们自我抑制力的难耐的磨练——这些年轻人对国家的现状就更加不满了。这种自甘堕落其实对他们绝大多数人来说都没什么结果。苏联海军低级军官的晋升渠道有三条：当政治副艇长，被同辈人看不起：当航海长，将来提升艇长；从事某个专业，向技术领域发展，但是没有指挥权。苏联舰上轮机长的军衔可以超过舰长，但仍受舰长领导。
拉米斯看了一下军官的履历表。虽然他们都是党员，业务也不错，但是大多数人仍然没有机会在事业上得到发展。其中有两个人就因为年少时犯的小错误——一个人是在八岁时犯的小错——从此再也没有得到组织信任。有个导弹军官的双亲一贯热爱共产党，只因为他们是犹太人，所以儿子只配当艇上的部门长；这两代人也因此从来没有得到过信任。另外有个军官，因为哥哥反对苏联一九六八年入侵捷克斯洛伐克，结果全家遭殃。轮机长梅列金和拉米斯的军阶一样，可是从来不让他接触指挥工作，因为上级只想让他成为工程师。准备当艇长的博罗金由于揭发一个政治副艇长搞同性恋而被取消提升资格，因为那个人是北方舰队政委的儿子。叛逆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
“如果被他们发现怎么办？”卡马洛夫问。
“我想，用‘凯特皮勒’的时候，连美国人都找不到我们。我敢肯定，我们自己的潜艇是找不到我们的。同志们，别忘了，这条艇是我参与设计的，”拉米斯说。
“我们将来会怎么样？”导弹军官低声问。
“首先，要把手头工作做好。看得太远会被自己的靴子绊倒的。”
“他们会来找我们的，”博罗金说。
“当然喽，”拉米斯笑了，“但是他们并不知道去哪里找。到知道的时候，也已经晚了。同志们，我们的任务是不要被人发现。一定要做到这一点。”
第四部分：十二月六日星期一 中央情报局总部一套昂贵的英国式西装
中央情报局总部在弗吉尼亚州的兰利。
在总部大楼的顶层，瑞安穿过通廊向前走去。他拎着一只上锁的公文包，胳膊上搭着一位英国皇家海军军官送给他的浅黄色大衣，公文包被大衣遮着。瑞安连过了三道安全检查岗，都没有要他打开公文包进行检查。
瑞安身穿一套昂贵的英国式西装，是他夫人从萨维尔·罗买的，不算老式，也不太时髦。类似这种西装家里还有几套，都按颜色深浅整齐地挂在大衣柜里，穿的时候要配白衬衫和条纹领带。他的配饰不多，只有一个结婚戒指，大学纪念戒指和一块不算太值钱但走得很准的电子手表，表带比较值钱，是金的。瑞安不大讲究穿着。确实，职业要求他能够通过这些现象看到事物的本质。
瑞安貌不惊人，高六英尺一，身材一般；由于英国天气不好，他缺乏锻炼，所以腹部有点发福；乍一看，他的蓝眼睛似乎呆滞无神。瑞安正在写书，整天冥思苦想，经常面对那些数据和研究材料发愕。瑞安需要给其留下深刻印象的人是认识他的人，对于其他人他不在乎。他并不想当了不起的大人物。他认为自己的生活已经够复杂了，比大多数人想象得要复杂得多。他有个温柔的爱妻，两个备受宠爱的孩子；工作劳神费心，不过，薪水可观，满可以发挥自己的才干。杰克·瑞安选择的道路是在中央情报局工作。这个机关有句至理名言：实事求是一身轻快。瑞安几乎天天告诫自己：好好干，别耍滑头。就是不能遂愿大展宏图的时候，他也时常宽慰自己：凡事不能操之过急，要相信自己的能力。
中央情报局副局长办公室在大楼顶层一角，从那里，可以俯瞰绿树成荫的波托马克河流域。瑞安还有最后一道安全检查岗要过。
“早上好，瑞安博士。”
“你好，南希。”瑞安朝她笑了笑。南希·卡明斯当了二十年的秘书，先后为中央情报局八个副局长工作过。事实上，她也许跟隔壁房间里的那位政府官员一样善于做情报工作。和大企业里一样——老板换了一任又一任，但得力的秘书却永远不会动。
“家人都好吧，博士？盼着过圣诞节了吧？”
“当然——就是萨利心里不踏实。我们搬了家，她担心圣诞老人不知道，不会到英国去找她。哪会有这种事。”瑞安说。
“孩子这么大的时候最讨人喜欢，”南希按了一下门上的暗钮，“请进，瑞安博士。”
“谢谢，南希。”瑞安转动电子防护门钮，走进中央情报局副局长办公室。
詹姆斯·格里尔海军中将正靠在高背椅子上审阅公文，特大的红木写字台上有条不紊地放着各种文件，文件夹的四边都有红色封条，夹子上面有各种编码。
“你好，杰克！”他从房间的那头热情地打招呼。“要咖啡吗？”
“好的，谢谢。”
詹姆斯·格里尔，六十六岁，虽然已经超过了海军军官的退休年龄，可是他还像海曼·里科弗Hyman Rickover （1900—86），美国海军上将，曾负责美国第一艘核潜艇的制造工作。那样雄心勃勃，继续工作。但格里尔平易近人得多，大家都愿意和他共事。他行伍出身，当过水兵，后被选送海军军官学校深造。他从军四十余年，当上了三星海军中将。格里尔当过潜艇艇长，后来改行搞情报，终于成了专家。他虽然爱挑剔人，可是很器重兢兢业业的下属，瑞安就是其中之一。
格里尔平时不愿给南希添麻烦，他习惯用办公桌后面餐具柜上的热水器给自己冲咖啡，因为转身可及。瑞安拿过一只海军用的无把大杯，也冲了一杯海军喜欢喝的浓咖啡，还放了一小撮盐。
“饿不饿，杰克？”格里尔从抽屉里拿出点心盒，“我这里还有几个小圆面包。”
“噢，谢谢。我在飞机上没怎么吃东西。”瑞安拿了一个，顺手抽了一张餐巾纸。
“还是不喜欢坐飞机？”格里尔觉得好笑。
瑞安坐在上司对面。“我想我应该使自己慢慢习惯乘飞机。我喜欢坐‘协和’，不大喜欢坐大客机。因为‘协和’可以使我受罪的时间减少一半。”
“家里人都好吗？”
“很好，谢谢。萨利上一年级了，她喜欢上学。小杰克也能满地跑了。噢，这面包还挺不错呢。”
“离我家不远有个面包房，最近刚开张。每天早晨上班我都路过。”将军笔挺地坐在椅子上。“今天什么风把你吹来啦？”
“苏联新型导弹潜艇‘红十月’号的照片。”瑞安漫不经心地边喝咖啡边说。
“哦，那么我们的英国同行需要什么来回赠呢？”格里尔若有所思地问道。
“他们想看一眼巴里·萨默斯的新型设备。不是机器本身——首先——而是成品。我想这笔买卖还是公平合理的。”瑞安知道，中央情报局手里还没有这艘新型核潜艇的照片；行动部也没向苏联北德文斯克造船厂派过特工人员，在波利亚尔内潜艇基地也没有物色到可靠的人。更糟糕的是，苏联人模仿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德国潜艇船坞棚的做法，建造了几排用来隐蔽导弹潜艇的“船坞篷”，这使卫星根本无法拍照。“我们选了十个镜头，都是低角度拍摄的，艇首艇尾各拍了五张。其中首尾各有一张底片还没有冲洗出来，为的是让萨默斯自己来冲洗。我们没有做什么承诺，但我对巴兹尔爵士说，你将考虑考虑。”
将军“嗯”了一声。巴兹尔·查尔斯顿爵士是英国秘密情报局局长，是个惯搞有偿交易的能手，而且从不吃亏。有时候，他也表示愿意与更富有的美国伙伴分享情报，但一个月以后，他又要你偿还些什么。情报界的事情有时候跟古代以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