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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省”的号召下主动报名前来的。这些人身上有一股子“洋气”，故热河省以及尔后的承德地区，跳交际舞一直很盛行。而一批从冀中平原和太行山里出来的干部，身上则更多的保存着从家乡带来的乡土气息，尽管不用白毛巾罩头了，但独特的口音却把籍贯毫无遮挡地告诉了众人。日后他们陆续被派到承德，与原热河的干部虽然走到了一起，却又是很容易分辨开来的。
毋庸讳言，跟全国其他一些地方一样，在热河身旁的这方地面上，自热河省撤销之日起，一股“本土”情绪不由自主就产生了。对此我做过认真了解，了解到这种情绪其实并不是要搞什么独立性，更没有想搞“独立王国”。原热河省的干部也是受党教育多年，也是懂得党的纪律的。那么，与上级的矛盾出在哪里呢？
一些老干部一针见血地指出，矛盾出就出在承德的许多情况与“口里”（长城关口，指长城以南）不一样。当上面的一项工作任务部署下来，口里众多地方觉得合适，但在承德山区这里就有些不甚合适，有的甚至很不合适。山里人（干部）性情又直，有时就表现出些个情绪，一来二去，总强调自己的特殊性，希望能从实际出发，不搞“一刀切”，结果就弄得上面先是很为难，长了就觉得这些人是不是不服从领导，要搞“独立”呀。在那个强求步调一致的年代，如果有这种问题，是绝对不能允许的，况且，你们这些人原本又是从热河省划归过来的，是不是没把我们放在眼里呀。于是，在工作、感情和习惯上不断闹别扭之后，最终就上升到了政治层面。结果，承德地区就在政治上吃了大亏。
吃大亏，其实也不是没有一点征兆的。原热河省委书记王国权离任后，并没有在新的省份任职，而就此改了行，做了外事工作，最后当了民政部副部长。王国权是个非常老成厚道的人，对热河这里很有感情，去世前些年，屡次来承德看望老部下，还要到山里看望贫困乡亲。他有文章成集，我拜读过。其中关于他在热河省的一些记载，看得出他很勤奋又有作为。尤其在治理干部下乡讲排场讲吃喝上，他下了大功夫。他是念过书的人，参加革命早，但不是武将。他做过多年大使，还做过对外友好协会会长，在中日关系上有过特殊的贡献。我不清楚他当热河省委书记是正部还是副部级，但从他日后的职务看，他可能没得到提升。
提升与否，这对王国权同志是无所谓的，人家投身革命本不图当官。但王国权可能没有考虑，其实他的去向与任用，对仍然留在承德的原热河省的干部影响很大。假如他到新并入的省当领导，哪怕不是一把手，承德的情况恐怕也不会像后来那样糟糕。有句不好听的话，用在这里可能不合适，但我又找不着比它更合适的，那就是“树倒猢狲散”。这话可不是糟践谁，容我略作解释：九十年代，机构改革地市合并，当时承德地区的书记和专员都是省里派来的。合并之前，他们蔫不溜全走了，一时间，我作为地区的干部，看看身边同仁，大家就有点树倒的感觉。这应该是一个现实。一个地方，即使从未有心搞小团体，但毕竟在一个锅里抡马勺，彼此关系必然要密切。当头头的说走就走，下属面对新格局难免就有失落感。好在这种感觉在我这儿很快就消失了，因为这时我们正处在党内生活已经正常了的好时期。
而五十年代后期则不然，承德地区的老干部至今提起来还略有余悸（作病了）。这里无法回避要提一个人，那就是原热河省委秘书长王克东。当初就是他带队去朝梁子搞调查的。据史料记载，毛泽东同志的按语，就是在看了他的调查报告后才做出的。王克东，山东平原县人，1915年出生，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山东抗日根据地的观城县、曹县县长。1945年到热河省，后任围场县委书记，全国解放后调热河省政府任秘书长，后任省委秘书长。这是一个工作很务实又讲真话的干部。至于王克东带队在朝梁子搞调查并写了报告的具体情况，包括承德一位资深的搞党史专门研究他的专家，一直想当面问个究竟，可惜他与克东同志多次讨论热河和承德的许多重大历史问题，却忘记了问这件事。王克东去世后，这事成了专家的憾事，对于我们亦是如此。不过，我猜想，搞调查的时候，王克东并不是热河省的主要当家人，在全国搞合作化高潮之际，他的调查报告不可能是逆风而行的，否则毛泽东主席也不会写按语。但当热河省撤了后，王克东当了承德地委第一书记，成了主要当家人、决策者，情况就有了很大变化。
王克东更加注重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对塞外这片贫瘠的山区如何走社会主义（集体化）道路，渐渐地就有了他的思考。其中最著名的就是承德地委制定的有关“毛驴下放”的一系列政策。这也成了他日后的一大罪状。什么是“毛驴下放”呢？1958年末，中央发现了实际工作中的一些问题，召开了几次重要会议，开始纠正公社化运动中的一些错误。1959年上半年，王克东根据中央和省委指示精神，领导地委一班人对前段“左”的做法做政策性调整：降低了全区农业生产不切实际的高指标；对“大跃进”以来各种“大办”中的一平二调进行退赔；对1958年的决算，实行三级核算，两级（大队、生产队）分配，公社提成，大队包干的分配方案；决定凡是毛驴以为生活服务为主的地方，将毛驴下放到户饲养；解散群众最为反感的农村食堂。
因为我在塞北农村插队五年，虽然年代稍后，但很明白“毛驴下放”的实质，就是允许农民个人饲养（拥有）毛驴。应该说这是很为老百姓着想的。当毛驴都入社后，农民想驮个柴火、粮食，以及走娘家，推碾子拉磨，就必须到生产队去“号”驴，即在队长那申请，排队，最终才能借到一条驴使。这对群众生活是非常不方便的。王克东的举动，显然既符合当时中央的精神，又符合群众的要求。在1958年末至1959年上半年，不仅王克东，许多中高级领导干部都脚踏实地地在农村干着这一类事。
然而谁都没有想到，“风”向突然变了。1959年庐山会议后，自上而下地搞起了反“右倾”运动。与省里步调不甚一致的承德自然不可逃过这一劫，而王克东的命运尤其悲惨，一转眼就定为犯了“右倾机会主义路线错误”，随后河北省委在《关于以王克东为代表的恢复资本主义的反动路线问题向中央的报告》中，将王克东定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是一个在党内坚持资本主义道路的农村富裕中农资本主义势力典型的政治代表”。
老天爷啊！今天的年轻人根本无法想象这一大段话是怎么排列出来的，更难想象被扣上这些大帽子之后意味着什么。回答又很简单，那就是政治上的死刑，人生道路的绝壁。如果承受力稍弱，就得自杀了。好在受这种冤屈的不是一两个人。况且这些人多数都是在枪林弹雨中闯过来的，承受力很强。于是，王克东就到石家庄的一个县去当副县长，开始了被发配后的另一种生活。但事情又远没有这么简单地收场，一个地区的一把手成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那么他手下的干部呢？我都不忍心将下面的文字写出来，但又不得不写：
这一次以批判王克东为中心的反右倾运动，规模越搞越大，范围越来越广，由批判王克东一人，进而牵连到一个所谓的“反党集团”。包括主管农业的地委副书记、农村工作部部长副部长，以及在工作中支持过王克东或执行了地委所制定的政策的干部。被列为重点批判对象的有市、县委书记、委员、科局长、公社书记、社长等党员干部一百零三人；有九百五十六个单位连续搞了五个多月反右倾运动，有五百二十七名党员干部被认定犯有“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其中二百七十二人被定为犯有“严重右倾错误”和“右派机会主义分子”。大多数人被撤职、免职调离。真是覆巢之下，安有完卵。劫难所及，无一幸免。
一个小小的承德地区那时能有多少干部？这么一整，基本上把原热河留下的干部一网打尽了，侥幸者则惶惶不可终日，尔后外派来的干部，必然首先要与“热河派”划清界限站稳立场。“热河”终成了一个不敢言及人人避之的怪东西了。以至1962年按照中央精神，为王克东那一批人平反时，时任华北局书记处书记的李立三不得不做大量的工作。他提到王克东（工作）也是很好的，我们把人家批判错了嘛！就应当给人家官复原职。李立三之所以要做很多工作，是因为河北省委对王克东等人的平反意见，虽已写出了草稿，但在同意平反时，又还多少留了一些“尾巴”。“尾巴”在那个年代很可怕，有“尾巴”的人，不管如何被平反，实际上也是弄不“平”的。“尾巴”在里面鼓着，很难看，很难受。
自此，承德开始忌讳谈热河二字。直到后来，包括城市街道店铺门匾，都不见热河字样的题迹。这种余悸延续了很多年。那时热河（泉）似乎也知道了自己不招人喜欢，于是它的热度逐渐降低，冬季没了以前的蒸汽，夏季水量也不再多了。她像一个被训怕的孩子，胆怯怯畏缩在离宫湖水的一个角落。水草萌生，碎石遮岸，如果没人指点，生人很难寻着。或许再过些年，它就会彻底没了踪迹。
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我所在的地委党校前身是热河省委党校。学校有个礼堂，隔出一部分堆了不少旧桌椅。我去翻，翻出一台包着皮面两头沉的大办公桌，跟《列宁在一九一八》克里姆林宫里的办公桌差不多，桌的一侧印着热河省委办公厅多少多少号。我很喜欢，搬到宿舍里，摆上书，还写了鲁迅的一首诗，即“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春夏与冬秋”，贴在墙上。没过几天，教研室的一个运动积极分子就找我谈话，问你知道那桌子是谁的吗？你写那诗是什么意思？我茫然了。幸好我插队多年，练得胆大，说谁用过跟我有什么关系，写那诗是向鲁迅学习，你不让吗？把他气得够呛，但由此我入党的要求也就迟迟得不到批准。事后才知道那办公桌曾是热河省委领导用过的，而“躲在塞北成一统”，正是所谓“热河派”的罪名之一。
到了九十年代初，我当地委机关报《承德群众报》社长。我很喜欢那个报名，那是当年请郭沫若先生题的。说来有趣，包括群众电影院等，热河省是很看重群众二字的。但当地、市合并后（以市为主），报名就奉命不要“群众”二字了。后来增办晚报，我取名《热河晚报》，应该说是挺好的报名。而日后一旦我辞了社长专事写作，晚报的热河二字也就变没了。我当时还曾暗想热河啊热河，你到底是怎样把人得罪了？
热河是能化冰（兵）的。但化了干戈，却又难成玉帛。玉帛是怕水的，多好的玉帛沾了水，也要变形乃至发霉受损，而运动的祸水及后患却是接连不断。虽然这种联想与现实并无因果关系，但事实上热河城原有的平和心态已在人员（人口）的更迭及猛增中逐渐被改变，直至被冲击得难以复存。有人告诉我，1964年搞“四清”时，当万人工作团浩浩荡荡开进某县城时，当天被吓死（自杀）的就不下几十人。运动连连，指鹿为马，大军压境，草木皆兵。由此，再看出现拆文庙等等举动，也就不奇怪了。记得我初参加工作那年冬天，市里批判一位叫翟向东的市委书记（副书记）。翟向东是个文化人，对承德的历史很有研究，后调到人民日报社任副总编。主持批判会的是市武装部的一位军人（这事无法回避，当时武装部权力大）。据说拆文庙就是由他们一些人决定的。那日天甚寒，热河省时建的“群众电影院”里没有暖气，贼冷，军人披着绿大衣坐在台中央，翟向东坐在一边，面前有个小桌，他记录。我坐在楼上最后一排，冻得两脚发木，不由得跺了几下地板。楼上是木结构，咚咚响，就有人回头看。很快就反映到党校，说地区的干部参加市里的会不守纪律。还好，地区和市里有矛盾，领导没追究。但我已觉出热河历史上虽不动刀枪，但这会子却不太平。可那时哪里又太平呢？又找不到，于是我一个小青年也只能变得少说话慢开口，以保平安。
终于有那么一天，许多人没想到，热河水当然更不会想到，上苍还会把一个讲理讲法的时代还给人们，赐予人间。热河省时建的剧场内吊着一只硕大的莲花灯，虽然与今日任何一家宾馆里的吊灯相比，都显得粗笨土气，但在当时，仍属高档的灯具。我去剧场时，很想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