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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大的时尚一代。
正如同一首流行歌曲所唱的那样：“只要今天快乐，别管明天的烦恼。”现代都市的爱情就像一杯香醇咖啡，既看不见焙、烤、碾这一系列的制作，又有舒舒服服的香味浓郁的口感和享受时尚的优雅浪漫，犹如是一篇不重主题的随笔小品，便捷如速溶咖啡。
（这些故事大都具备了咖啡的特色：香醇可口而又便捷，洋溢着浓情蜜意的浪漫情怀。）
咖啡不加糖
记得保罗·福塞尔在《格调：社会等级与生活品味》里有这样的等级划分标准：嗜好甜东西是下层贫民的生活习惯之一。看来，如果喝咖啡不加糖的话，一下子就会使自己的社会等级和生活品位上升好几个层次，于是，咖啡不加糖，就像牛排只要四成熟一样，已成为小资的一个时尚标准。
常常在电视电影里看到这样的镜头，时尚慵懒的小资们在酒吧要威士忌的时候，喜欢用译制片配音演员那种口吻不厌其烦地说：“加两块冰，最好再兑一点干姜水。”而在咖啡馆里要咖啡的时候，则又流行以略带不耐烦的口吻提醒服务生：“不加糖对了，也不加奶。”
小资们的一句“不加糖”，顿时使那些按部就班地加糖加奶的人们显得没有见过世面，那些加了肉桂或者榛果粉的人们更是自惭形秽，仿佛自己从来没有喝过咖啡。
据说，“不加糖主义”是最酷的一种喝法。因为只有不加糖不加奶精的黑咖啡，才能彻底保持咖啡本真的灵魂——那种纯粹的、浓郁的、醇厚的苦，充分享受到咖啡因的苦，单宁酸的涩以及咖啡豆糖分所溶解的甜的自然均衡味道。所以，不会喝咖啡的人才加糖加奶呢！
时丽：我的卡布基诺与情人一起喝咖啡（
不过，动不动就咖啡不加糖，有时一不留神也会弄巧成拙。
有个笑话很有意思。一天，三位先生在一家酒店的大堂吧坐下，服务生过来招呼他们：“请问先生需要点些什么？”第一位先生说：“来杯咖啡吧，不加糖。”第二位先生说：“哦，咖啡，不加糖，也不加奶。”第三位先生看前边两位不加糖不加奶的，也学着人家的样子，流露出一脸厌倦的神色，以老咖啡客所特有的那种老到，懒洋洋地说：“哦，我什么也不加！”结果，服务生给第一位先生端来一杯不加糖的咖啡，给第二位先生端来一杯不加糖不加奶的咖啡，给第三位先生端来一杯不加糖不加奶甚至也不加咖啡的空杯！
这当然是开玩笑，但矫揉造作的咖啡不加糖，有时真的会引出笑话来。
事实上，即使你真的喜欢不加糖的咖啡，也不必那么啰唆地强调不加糖也不加奶，你直接告诉服务生“我要黑咖啡”就可以了。
（咖啡不加糖，就像牛排只要四成熟一样，已成为小资的一个时尚标准。）
中法两国的咖啡文化
在中国，人们越来越爱喝咖啡。随之而来的“咖啡文化”充满生活的每时每刻。无论在家里还是在办公室或是各种社交场合，人们都在品饮着咖啡，它逐渐与时间，现代生活联系在一起。遍布各地的咖啡屋成为人们交谈、听音乐、休息的好地方，咖啡逐渐发展为一种文化。无论是新鲜研磨的咖啡豆，还是刚刚冲好的热咖啡，都散发出浓郁的香气，令人沉醉。品味这一沉醉的方式很多，如意大利特浓咖啡（Espresso）、卡布基诺咖啡（Eappuccinc）、拉泰（Latte）、风味咖啡等都是人们喜爱的品种；它们为北京、上海以及中国其他大城市经常光顾咖啡屋的人们提供了多样的选择。
有数据表明，中国的咖啡消费量正逐年上升，有望成为世界重要的咖啡消费国。而今，出产在中国土地上的云南咖啡，以其高品质、低价格，将推动这一时尚的潮流。云南咖啡正在成为中国人自己的咖啡品牌，并正促进着中国自己的咖啡文化：请您也来一杯咖啡吧，这是生活的味道！
曾听说法国人一度由于咖啡缺货而少喝了咖啡，马上就见打盹的人多了起来。说来好像夸张，但法国人嗜咖啡倒是千真万确。1991年“海湾战争”爆发，法国也是参战国之一，当时不少法国民众担心战争影响日用品供应，纷纷跑到超级市场抢购。此事连电视台也惊动了，当镜头对着手提怀抱“紧缺物资”的顾客时，却发现他们拿得最多的竟是咖啡和糖。此事一度成为当时的大笑话。
有趣的是法国人喝咖啡似乎不在于味道，而是讲究环境和情调，他们大多不愿闭门“独酌”，偏偏要在外面凑热闹，即使一小杯的价钱足够在家里煮上一壶。而且他们也不是匆匆喝完，而是慢慢地品，细细地尝，读书看报，高谈阔论，一喝就是大半天。法国人养成这种喝咖啡的习惯，自觉不自觉地表现着一种优雅的韵味，一种浪漫情调，一种享受生活的惬意。这是法国人的一种独特的咖啡文化。正因为如此，法国让人歇脚喝咖啡的地方可说遍布大街小巷，马路旁、广场边、河岸上、游船上，甚至埃菲尔铁塔上。而形式、风格、大小不拘一格，有咖啡店、馆、厅、室。至于最大众化、充满浪漫情调的，还是那些露天咖啡座，那几乎是法国人的生活写照。难怪注重品味的法国人有一个传统说法，在塞纳河边叫人换一个咖啡馆也许比换一种宗教还难！喜欢品咖啡的常客不仅决不轻易改变自己的咖啡馆，连来咖啡馆的时间和坐在哪张咖啡桌上的习惯都是固定不变的。这种忠诚当然也体现出好客不倦的主人，不用招呼，那些熟知自己常客脾气和嗜好的老服务生也会端来他最喜欢的那种咖啡，配上一盘特色点心，甚至还会随手带来他最爱看的报刊，而且不必说谢谢。因为这些服务内容在一个正宗的咖啡馆里都是理所当然的。
看来，法国的咖啡文化比中国更为地道和丰富。但咖啡并不仅仅属于某一个国度，咖啡文化自然会带上本国的特色，就好像中国咖啡文化中较多的理性和法国咖啡文化中较多的浪漫。
时丽：我的卡布基诺与情人一起喝咖啡（
（请您也来一杯咖啡吧，这是生活的味道！）
冯亦代：咖啡馆的余音（1）
老友何为寄赠一册刚出版的《老屋梦回》，一看便知是本忆念旧时岁月的书，其中有篇谈到《文艺沙龙和咖啡馆》的文章，读后掩卷，当年情景油然记起，因为你也是个于咖啡馆结不解缘的人。
我一向喜欢读外国文人的回忆文章：海明威的巴黎瑞兹咖啡馆，爱伦堡与巴黎洛东达酒吧，以及纽约文人群集的阿尔龚耿饭店就是他们发迹的地方，我羡慕这种波希米人的浪漫生活，这些也都是我做文艺学徒的憧憬之处。
1936年我大学毕业，凭考试在上海谋得了一个啖饭的职业。我在上海孑然一身，只得找到一处亭子间住下。上海的文人大都住在亭子间过清苦的生活，我住了亭子间，工作之余，便读书写文，梦想有一日能够进入缪斯的殿堂。虽然寄出去的稿件，都进了编辑的字纸篓，杳无音信，但自我感觉还很好，因为住了亭子间似乎与文艺事业，又跨近了一步。彼时混迹十里洋场的文人，不论有否成就，大都与亭子间、咖啡馆和街头闲步三者结合在一起。
我这个沉浸于做作家白日梦的人，住亭子间与漫步长街是做到了，但却不敢一临霞飞路（今淮海中路）上林立的咖啡馆。咖啡馆的幽黯灯光和柔和音乐显得神秘与诱惑，可是进进出出不是白皮肤的男女就是间有黄皮肤的高等华人，我这个措大，只能自惭形秽，怎敢越雷池一步？但是心里总十分不甘。外国人不论，为什么同是中国人，只因为他们有钱，便可以堂而皇之自由进出，而囊中羞涩的我，却只能望而却步呢。真太不公道了。因之，心中一腔怨艾，总盼有一天能出这口鸟气！
1937年“八一三”事变，上海沦为战场，只有住在租界的人可以隔岸观火，但是心里总不是滋味。中国军队撤退时，闸北大火，几天几夜的火光与浓烟，滚滚不散。我含着泪在高楼上张望，那时情景至今不能忘记。我想离开上海，不愿在租界里醉生梦死，却好我工作的保险公司要去香港设立办事处，派我去筹备，我便搭船南行。
香港人有坐茶楼的习惯，无论是商场买卖或文坛求稿，都是在茶楼里成交的，老派的在茶楼里，洋派的则以坐咖啡馆作替代。上海去的一批文化人大都进出于中华阁仔和聪明人俱乐部，两者都是饮茶和喝咖啡的地方。那时一元法币可以换两块港元，特价又便宜，大家都可应付。刚好诗人徐迟把在一家晚报做电视翻译的工作让给了我，我每天下午工作完毕，就坐在中华阁仔和文艺界朋友闲磕牙，但也觉得我是在受文化的熏陶。许多作家、诗人、艺术家，我都是在这里认识的，有的成了我终身的挚友。我们也没有在咖啡馆里白坐，多少支持抗战的工作，都从这些地方商谈出来。英港当局要在中日战争中保持“中立”，禁止中国人进行抗日活动，又要对付中国共产党，所以对于中国人如果家里客多了，便要受到“政治处”的注意，但是在咖啡馆里，我们说着上海话，他们听不懂，而且认为是在公共场所，他们也就不那么注意了。
那时我刚入世不久，对什么事都有新鲜感，因此只要有人要我去做有利于抗战的工作，我都全身心投入，逐渐也为朋辈所认可了。共产党的代表廖承志公开住在香港，他每天下午必在皇后大道一家咖啡馆（大概名ABC）会见朋友，这处便成了他公开而又秘密的办公室。香港文协的工作，几次筹款的义演，几次纪念会都是在这里商谈的。我那时不知高低深浅，居然为鲁迅纪念会导演了哑剧，原来的剧本是女作家萧红写的，但场面太大，无法演出，就由丁聪和我另写。世人只知丁聪是漫画高手，其实他写文章也是高手。那幅舞台上当背景用的鲁迅画像，则是漫画家张光宇、正宇、郁风等人的集体创作。只要交代我做什么，我决不打折扣，因此赢得了“跑龙套”的美名。一个人要做跑龙套也是不容易的，乔冠华征求我入党意见时，我便迟疑了，因为我害怕铁的纪律，从此我做了一辈子自由主义者，此是后话。
1941年初我到了重庆，即使是战时，在危墙败屋中间，也会出现咖啡馆，而且经常夜夜客满，最有名的一家叫心心。这里尽管有纸迷金醉、花天酒地的人出入，但这里也产生了严肃的工作。中国最初的歌剧《秋子》，便是由诗人李嘉冒着酷暑，在这里写成的；而花腔女高音张权和男高音莫桂新的美妙歌喉，便夹杂在日帝的轰炸声里响彻云霄。
冯亦代：咖啡馆的余音（2）
不过令人难忘的是中华剧艺社前进穿堂的那个老式茶馆。这是重庆常见的平民出入的地方，一碗沱茶可以消磨半天，这时浓浓的茶色早已变为白开水了，但玄师不会来赶客人起身。墙上张着莫谈国事的拓贴，茶桌上却还有人在叫骂抗日前线的节节败退和贪污大案。枪毙宋蔼龄的干儿子林世良，就在茶馆里成为最吸引人的谈资。这里的座上客除了市民之外，还有电影戏剧界里的剧作家、导演、演员、艺术家，经常在那里出现的有陈白尘、应云卫、陈鲤庭、贺孟斧、秦怡、熊晖、赵慧琛、舒绣文、蓝马、江村等，都是熠熠生辉的人物。他们忍饥挨饿在舞台上做着宣传抗战、暴露世相和抨击反动派的工作。如今他们有的已经作古，有的还在为中国的富强和现代化作斗争。我常常回忆到这些同仇敌忾的友人和那些喧嚣的日子。
抗战胜利后，我回到被我当做第二故乡的上海，这时已经可以昂首阔步进出过去进不去的咖啡馆了。夏衍老人住在静安寺路一所弄堂房子里，附近就是DD’S（蒂蒂斯）咖啡馆。我当时在办一张《世界晨报》，有事请教，就都在这家店里；我把这里称作夏老的会客室。这家咖啡馆有个特色，喝的咖啡都是在柜台上现煮现卖的，煮时清香满室、一缕蓝色的火焰在幽暗的店里格外夺目，令人好作遐想。有时夏衍老人就在卡位里写他脍炙人口的《蚯蚓眼》短文，使反动派头痛万分。
何为在他文中提到的赛维纳咖啡馆位于亚尔培路（今陕西南路）回力球场对门，抗战前座上大都是西班牙回力球手和周身珠光宝气的洋女人，中国人是不去的。抗战后成了中国剧人进出的地方。进得店门是南北两行靠壁的大车座，经常在北首坐着重庆归来的游子，南首坐着上海的剧人，似乎这里存在泾渭之分，但也掩不住座上的星光璀璨。
我一直是个戏迷，初到香港，就以为报纸写影评而跻身文坛，一辈子也写过两个电影脚本。其中第一个是根据我给《星岛日报》刘邦琛编娱乐版写的中篇小说《紫瑛》，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