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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北朝时代南北两边皇朝更替，权臣迭出，而终于到了唐朝，号称盛唐的唐朝会好点吗？这个嘛，恩，好象是好点了，乱臣是有几个，虽然都搞的挺大，还喜欢用暴力手段，如安禄山和唐末朱温那几位，但是更主要的还是两种，一种是喜欢搞内部矛盾的，如武则天以太后进而做皇帝，再如李世民李隆基两位唐朝有数的皇帝都喜欢搞政变夺权，只是一位是直接上位，一位是先让父亲上位再转交给自己。（对了，玄宗当了皇帝后太平公主也想搞政变，结果被玄宗灭之。）另一种则不太好了，宦官的权力在皇帝之上，甚至能废立皇帝，这个实在是中国历代宦官权力的顶峰了，汉明两朝宦官再盛，也只是为皇帝利用，比之唐朝宦官，差得甚远。
唐之后五代皇朝更替，天下战祸不断，这让宋朝认为兵权是皇帝失权的一大原因，因此建立起科举与配套的文官制度。这个制度应该说十分不错，宋明两朝基本上没出现象之前那样的权臣。但是权臣是没了，不代表皇帝就有权了，宋朝皇帝有事要和大臣商量着办，这种事宣传已经够多了。至于号称朱元璋建立的专制皇权呢，可怜那些皇帝也没好到哪里去，表面上没了丞相，结果来了一个内阁大学士，还有一批文官天天盯着皇帝，不许干这不许干那，皇帝行贿大臣这种事也出来了。在这种文官制度之下，要说皇帝的权力嘛，说他出了紫禁城就没权力是夸张了些，出了紫禁城就打折是肯定的。再说了，皇帝在寝宫也不是想干啥就干啥的，这明朝宫廷密事总是能被廷臣所知，动不动就来一个奏章提点意见，象曹魏那种宫省事秘，太子没见过大臣，出于谁家都不知道的好日子肯定是不在有了。（说起曹魏的事是有些极端，但是明朝的一些文人……。也实在太热中于野史八卦了些。）当然了，比当年那些动不动就被赶下台的皇帝还是好多了。
反正这历代皇帝，想干啥就干啥，确实也不太容易，至于成为空架子也屡见不鲜。
身为皇帝，怎么能成为空架子呢，自然，皇帝就要搞政变夺权了，而且细细看来，这搞政变的皇帝也真不少。就说几次有名的吧，西汉还好，虽然搞了一次政变，但是主要是皇族和大臣干的，后来的得益者文帝居然没插手，仔细想来也算不得皇帝政变，到了后来外戚掌权皇帝想政变都没机会了。东汉就了不得了，中后期几位皇帝几乎都是按着这样的模式来的：皇帝年幼，太后辅政，外戚掌权，皇帝成年，借助宦官，重新夺权。几乎成了循环了，外戚和宦官轮流上台。
两晋时代的皇帝嘛，晋明帝成功做出了一次漂亮的除王敦，不过这更得益于王敦的失误，南北朝时期北周武帝搞的政变就比较勇猛了，亲自上阵击昏宇文护，不比曹髦差多少，成果就大得多了。唐朝皇帝嘛，前面说李世民李隆基，其实这两位搞政变的时候都不是皇帝呢，李隆基后来对付太平公主倒是可以算皇帝搞政变，不过他上位时权力可大得多了。至于唐朝皇帝，其实政变失败的多，那几位皇帝对付宦官更是屡战屡败，每败一次权力就少一点，实在丢脸的很。倒是挑唆宦官内部内斗取得了一些效果。
如此一看，这皇帝搞政变成功率实在低的惊人，虽然考虑到大臣搞政变失败后记载少知名度低，其实成功率也不高，但是堂堂皇帝搞政变，居然成功率也这么低，实在给皇帝这个称号抹黑啊。
开个玩笑，实际上在权力这种事上，皇帝与大臣一样是人，皇帝并不会多所谓的那种王霸之气，只是多了皇帝这个身份符号带来的威望而已，但是这个威望对于一些人看来很重要，对于一些人则看起来一点也不重要，而一些人觉得重要，却有各种办法利用限制。为已所用。就好象那些权臣，对于自己所立的皇帝有几份权威自己还不清楚嘛，要立之完全是为了挟天子令诸侯而已，要反之则找太后废了他，甚或找个理由将之废为庶民，再给了王侯称号还算便宜了呢。在那些权臣眼里，皇帝自然不会有什么重要的，更谈不上忠心，他只对皇帝这个符号有利用的兴趣而已。
对于皇帝来说，没有了权力，他也与旁人无异，虽然锦衣玉食，但是实际上也只是操纵在别人手中的傀儡，所谓橡皮图章而已，身边没有亲信，而全是权臣之人，自然无法对付权臣，公然反之，只是沦为如曹髦一样的下场而已。
那该如何做呢？从几个成功的例子中我们可以看到皇帝搞政变一定要有几个条件：
其一：皇帝尚有部分权力，虽然受到权臣限制，但是大部分权臣还不会把事做死，留有一定余地，皇帝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里还有一定的权力，可以利用之，（否则如汉献帝后期那样，皇帝就算想搞政变也不会成功了。）这有可能是权臣自己出错，比如王敦不留在京城，这就让晋明帝即位后从容布置，以中央之权威讨伐之。（当然，王敦上次成功由外藩取中央也使其麻痹了，其实如司马家夺取曹魏那般取京都与皇帝在手才是权臣之道，不然也要象刘裕那样留重臣镇守。）
不过，这样的好事自然不会常有，皇帝只能在现有的权力中获取空间，而空间是如何呢，就是皇帝能拥有部分的权力，这些权力可能很小，但是可以充分利用，如借赏赐之名提拔亲信自己的大臣到重要位置，或者掌握一部分自己的武装，如宫廷诸卫掌握在手，这需要慢慢的培植，还需要权臣的忽略，假如什么都没，那皇帝就等着选日子禅让了事。
其二：皇帝有自己的亲信，有权力没有用，权力再大也不及权臣，有自己的亲信才可以对付权臣，看各代皇帝政变，尤其是成功政变，宦官往往成为一股不可小视的力量，东汉皇帝借助宦官夺外戚权力不说，北周武帝击昏宇文护时也先是叫宦官动手。（对于这次政变，实在有些莫名其妙，周武帝把宇文护打倒，自己不杀，叫宦官杀，宦官手抖居然杀不成功，一直等到藏在后面的卫公直出来才杀之，这周武帝都做到这份上了，干吗还不自己动手结果了宇文护呢？）再如明英宗夺回位置时也依赖了宦官的帮忙。（当然，这位政变的时候已经是太上皇了。）为何用宦官？因为那些被夺取权力的皇帝或是年少，或为避嫌疑，不可接见群臣，这样一来身边亲信只有宦官可用，等到要夺取权力时无论是动手还是联络外臣自然要依赖宦官了，此外，宫廷之中，能在皇帝身边的也以宦官为最，是皇帝身边第一道防卫力量，假如宦官掌握不在自己手中，也别谈什么政变了。
除宦官之外，皇帝亲信的便是外戚，借助母族之力了，如孙亮曹芳都试图利用外戚的帮助，不过外戚帮忙固然是肯，但是权臣往往是外戚的到是更多一些。至于廷臣，皇帝一来接触少，很难联络，二来谁知其忠于谁，我们现在事后看史书自然明白，但是当时皇帝又怎么清楚，曹髦对三大臣商议诛司马，结果两位跑去报信。
其三：要对其首脑，一举擒之。这也不单是皇帝，其他人也是一样，要在短时间内一举将之擒拿殆尽，一旦失败，便是以皇帝之权威，毕竟刚刚还政，如何比得过权臣盘踞多年的势力，但是假如擒之首脑，使其群龙无首，无法布置，再公告群臣，或拉拢之，或宽恕之，让其站在皇帝一边，只要稳定人心，这权力就基本上可以移交回来了。这其中象曹髦这样公然带兵讨伐的也不能说没有，但是动手的时候都是蓄谋已久，联络多时，一击而发，象曹髦这样事先拉拢群臣时大臣大多数还去告密的事，实在难以成功。
而更有效的就是将召见权臣，让其与护卫分开，再擒之，不过因为这有可能伤到一边的皇帝，而且权臣大都可以带兵器上殿，留兵在外，一旦不成，就可能反受其害，所以会投鼠忌器，不得成功罢了。成功的例子如孙休擒孙綝，北周武帝斩宇文护（当初诸葛恪其实也算如此，只是那时是孙峻主谋。）。一举擒之后便可以联络事先安排好的大臣再动手了。不过这种事一来皇帝要冒险，二来权臣也要上当才行。
不过，说来说去，这皇帝还要搞政变，闹不好还要身死，这做皇帝的风险，实在也算不得小了。
正文 第一百一十四章 在外的臣子
三国随章侃第一百一十四章在外的臣子
（演义第一百十四回曹髦驱车死南阙姜维弃粮胜魏兵）
上一回演义中说邓艾面临困境，使出了离间计，令人流言给刘禅，本回开始此计就有了效果，刘禅令姜维退兵，从而这次北伐也功败垂成。在诸葛亮北伐时演义也有如此描写，姜维这次只是重复了诸葛武侯的故事，谁让他们在演义中是师徒呢？
不过，这只是演义中的说法而已，真正的姜维乃至诸葛亮都没有因为刘禅的命令而撤兵过，这里要另外说一句，刘禅此人说是明君，肯定不是，说是昏君呢，也算不得太昏，陈寿说他“后主任贤相则为循理之君，惑阉竖则为昏暗之后，”这点评价确实恰如其分，当然，对于绝大多数的皇帝来说，都可以这样说，因为皇帝毕竟只是一人，真正做事的还是那些手下大臣，所以选择大臣的好坏和皇帝本人的政绩息息相关。当然，这一点十分难以做到，皇帝也是凡人，没有看透别人心思的本事，那些奸臣说不定在他眼中就是好人，那些忠臣说不定平时根本得不到他的赏识。用人这方面，一方面看皇帝本人的眼光，另一方面也要看运气。
刘禅的眼光好不好呢？还真的很难说好，但是运气倒是很不错，父亲留给他一个诸葛亮，诸葛亮给他留了几位重臣，这使他在位期间，可以将政务交给手下大臣，自己基本上当甩手掌柜。
从蜀汉政治来看，这样的做法倒也算不上糟糕，一直比较清明，没有发生象东吴曹魏那样内部的混乱，这也和所选的几位执政大臣个人品行有所关系。刘禅这种做法很难说好坏，某个时段有某个时段的做法，一些阶段需要君主比较强势，亲历亲为，一些阶段需要君主放手一些，不能一概而论。但是假如刘禅最终没有成为亡国之君的话，更没有说出那个“此间乐，不思蜀”的名言的话，相信史家的评价会好很多，毕竟对于大臣来说，皇帝除了英明神武之外，任贤用能更为重要。
还是回到原来的话题上来，刘禅不管是否明君，但是对于诸葛亮到姜维这几位重臣，还都是比较尊重的，诸葛亮自不用说，姜维时期虽然宦官黄皓弄权，但是刘禅还是未将姜维罢职过。对于北伐之事，没有干涉过，更没有半途召其回朝了。
说到这里，不免要说起一件事，尽管说刘禅没有让诸葛亮和姜维班师回朝，但是类似演义中的例子却也甚多，那么，那些出征讨伐的大将，还有那些封疆大吏们，朝廷是如何让其听从自己的命令的。
确实，所谓山高皇帝远，离得京城越远，京城的影响力就越见下降，而且兵法还常说“将在外，君令有所不受”，对于这些在外的臣子将领，该如何使其服从中央之令呢。
实际上，尽管说有“将在外，君令有所不受”之类的话，也真的有如此的将领，而边疆大吏造反的也屡见不鲜，但是若将其计算成数字，便会发觉这实际上只占了很少的一个百分比。那些造反的边疆大吏或者在外出征的将领，成功的更是少得可怜，到是只身逃亡者居多，这是为何呢？
其一者：质也，人质问题我们在很多章节都有谈及，在古代社会，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手段，无论是在东方还是西方，为了表达诚意或者恭顺，派遣或者交换人质是一个很重要的手段。孙权当年向曹操曹丕父子献好时，曹操曹丕都有提出让孙权遣子入朝的要求，这便是要求孙权进献人质以表达诚意。而孙权都找了借口回绝，这实际上便是拒绝了臣服。而诸葛诞在造反时便遣子入东吴为质，这一下就引得了东吴的信任。那些在外镇守的封疆大吏，在外出征的将领，都有人质在中央，一旦其起兵作乱，这些人质就性命难保。
当然，这并不能遏制某些人的野心，就好象安禄山叛乱时，其子安庆宗便在长安为人质，安禄山起兵后被杀。一个人野心降临或者面临危机时，人质的安危便是次要的了。
为此，朝廷往往会采用其他的办法，使将领亲属为人质是让其不想反，而更多的办法是让其不能反。如以一般将士家属为人质，虽然同样为质，但是限制的方法便不同了。
历代之中，往往有这样的做法，就是异地法，比如异地为官，一个人若是当官后往往不能在自己的家乡作官，而是要跑去外地，这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