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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在哪里，呼你不回，手机不开，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我放下电话的时候，
我的呼机响了，是鸭子，留的是一个陌生的电话。打过去，鸭子的声音还气喘吁
吁：“我刚进门，来看我妈，她想我……”我说要给他念功劳簿，他立即高兴：
“好，你等我关上门、坐好了……”
我于是开始“有感情”地念起来。起初，鸭子还乱叫、乱笑，很快，他就无
声无息地听起来。我停顿的间歇，隐隐可以听到他的喘气声。
我像卖关子一样念完了之后，停了大约10秒钟，才说：“完了。”鸭子长出
了一口气。我等着听“好，真好”，可是他没说，他说：“谁也想不到你能写这
样的文章，看你的那些书没法了解你……你发在你的版上吧……你愿意吗？”
我一直没有决心把写鸭子的文字发表在我自己主持的版面上，虽然，如果单
纯从一个编辑的角度来看文章，而忽略作者和被写的人的身份，那么这无疑应该
算成功的作品。但是，隐隐约约之中也觉得会让一些人产生各式各样的想法，或
者多少有些不舒服。
我把文章拿给我的丈夫看，他大声叫好，说我写了一个“呼之欲出的活鸭子”。
大年初三是我上班的日子，我终于决定给鸭子一个奖赏，因为他是1998年我
的版面上最勤奋的作者。我给他家的电话留言，让他第二天千万不要忘记给自己
多买几份报纸。
春节之后，鸭子给我打电话，第一句话就说：“我周围的一些人说最近有一
篇特别酸的文章，就是指你写我的……”我马上告诉鸭子，我周围的一些人也在
说，从这文章当中好像能看出点儿什么，甚至我的同事都在好心地告诉我，我发
表这样的文章在自己的版面上是“玩儿过了”。我这么说了之后，鸭子马上就安
慰我：“没事儿，我觉得好。”我说真是很奇怪，为什么有些人就是不懂事呢？
鸭子笑说：“心丑的人才看什么都丑。”
跟鸭子通完电话，我问丈夫：“你觉得我和鸭子的关系是什么样子的？”他
一边对着窗户打领带一边说：“好像是两个没有性别的哥们儿。”
人从来就是不容易接受现实的，所以才有了很多人与命运之间的斗争，每一
个机会和遭遇其实也是一场挑战，证明自己的能力还在其次，让自己变得平静和
勇敢起来才是最重要的
坐着拍电影的人
我是因为一个非常偶然的机缘而成为重庆电视台《龙门阵》节目的客座主持
人的。
提前两天到重庆，是为了等着为《一个都不能少》作宣传的张艺谋。然而就
在我们“严阵以待”地策划在有限的时间里该如何发问的时候，电视台的台长说，
要临时加一期节目，是关于母亲节的。
我所知道的媒体就是这样的，每逢有什么节日，这个节日就有可能成为一个
由头，就有可能从这个由头生出一些选题，每年的节日都会如期出现，围绕这个
节日的节目也层出不穷。但台长坚持说，这是一部与众不同的电视记录故事片，
名为《为了母亲的微笑》，编导是残疾人，名叫张鲁。
我回北京的日期是几天以前就已经确定的，一件事接着一件事，无法更改。
台长以为我是不愿意做这种有应景之嫌的节目，很认真地告诉我：“你不会对这
个编导和这部片子失望的。”
那天我和《龙门阵》节目的几个主创人员坐在重庆电视台的会议室里一边窃
窃私语一边等待看这部电视片中的一集。我发现几乎在场的每一个人都能说出有
关编导的一些情况，比如他曾经三次获得电视剧飞天奖的一等奖，他曾经是四川
省级劳动模范，比如他曾经扶助过上万名失学儿童重返学堂，比如他现在只是单
身生活，日常起居有着常人不能想像的困难等等。说话间，原本只打开了半扇的
门被全部打开了。我首先看到的是轮椅和轮椅上穿白色长裤的双腿，看上去结实、
健壮的身躯。长相是标准的浓眉大眼，面容非常宁静，神态安然。他用微笑和每
个人打招呼，样子有些腼腆，或者是谦和。
我们隔着圆桌彼此问候，他说：“我昨天才知道你来，真是不好意思，要让
你为难。”我不知道说什么才好。对于初次与电视台合作做节月主持人的我来说，
匆忙地赶一期毫无准备的节目，我心里没有把握，因此也不太情愿。
寒暄过后，我们开始看他执导的片子。
这是用记实手法表现的一个家庭命运的故事：
土家族的田维春夫妇生活在乌江上游的黔江县，他们有两子两女。原本这是
一个普通而幸福的家庭，父母勤劳，儿女孝顺。田家妈妈年轻时和所有土家姑娘
一样，梳的头发有各式各样好听的名字，盘龙柱、狮子滚绣球……田妈妈会唱酉
州的山歌，会跳土家舞蹈。家门前是终年流淌的细沙河，男人们从山上背来砍伐
的树木，建成全木结构的小楼，娶妻生子，或者把木材运到山外边卖掉，换一些
盐巴钱、纸烟钱。细沙河边的日子其乐也融融。
但是，自从13年前田家的在山坡上的土地滑坡之后，田妈妈夫妇的日子就笼
罩了愁云惨雾。两个儿子因为山体滑坡、河水暴涨被冲走了，尸骨无存。
自此，田家老两口开始在细沙河边的青山间改土造田。他们年年植树，13年
间，植树上千株，打下的粮食早已吃不完，而他们的“工作”还在继续。田妈妈
说，她怕后面的娃娃们会再遭遇到山体滑坡，被冲下细沙河去，年年中秋节送月
饼哭后人时，连个坟都找不到。
为防大垮山，田家两老至今挖山不止、改土不止、植树不止。
看这部片子的时候，我一直在断断续续地回想曾经在几年以前看过的一部英
国人拍的记录片，表现的是中国的一个少数民族家庭在三年之中的悲欢离合，三
年的时间，一个普通的家庭失去了父亲，嫁出了两个女儿，儿子卖掉了新婚的一
切为母亲治病，最小的儿子在妈妈的病床前长跪不起为了能获准到开放的广东挣
一些盖房子的钱，大女儿几次回娘家，又几次含泪离开，她不忍心告诉母亲，自
从她嫁进婆家之后，与丈夫就没有圆过房，因为那丈夫根本就没有这方面的能力
……
我一直想着这部记录片，因为，从张鲁的片子中，我又一次感觉到了那种由
真实构成的原生态的内容。我觉得我离他很近，就像我在几年的采访中最终确定
了以当事人的口述来表现现代人的情感状态一样，我们在记录生活和还原真实的
手法上有异曲同工之处。
假如不是因为归期已定，我想我会留下来，不管我会不会去主持一场有关母
爱的对话，仅为了接触这个人，我也是愿意的。
看过片子之后我们一起吃晚饭，张鲁是被人抱上车又抱下来放进轮椅、一直
推进酒店的餐厅。我心里有些不舒服，看着这样一张很是生动的脸和假如能够站
起来一定非常魁梧、健康的身躯，我想命运有时候真的是不讲道理的。
张鲁坐在我的身边，我问的是一些很“像记者”问的问题。他—一做答。他
说这样的片子一共是四部，连起来是一个有关母亲的系列，拍摄的时间大约一年
半还要多。他就一直像刚才进酒店的时候一样，被人抱进抱出。他们拍摄的这些
家庭基本上都是在重庆市最穷困的山区，生活条件极其艰苦，轮椅就是他的办公
室和宿舍，潮湿使他生了褥疮。
他讲得非常平淡，语气不紧不慢。好像所有这些事情对于他来说就像每天的
日子一样自然和正常。他一边讲一边在告诉我，哪一道菜是重庆的特色，并且费
力地把菜夹到我的盘子里。一道肉菜上来的时候，张鲁的筷子停住在半空中，马
上，他把筷子放下了。他说：“我告诉你我为什么要拍这套记录故事片吧。”
于是，我又听到了一个故事：
菜市场出了一件事，一个女人偷了一块肉，她手法笨拙，马上就被肉贩子发
现了。这个女人抱着这一大块肉，埋头逃窜，没跑出几步，她便被抓获，而且是
人赃俱获。问她，很快就坦白了，她说：“儿子要高考了，今天早晨，他突然跟
我说，想吃肉。”
肉贩子舍下了那块肉，周围的人凑了些钱，人们连这个女人的名字也没有问
就放她走了，还叮嘱她：“快回家。”
叮嘱是好心的也是多余的，这个女人用抢肉后逃跑的速度和姿势一路哭着跑
回家。她要回家炖肉给准备高考的儿子吃。
讲完故事的张鲁小声但是一字一顿地说：“这样的故事，你让我这个当编导
的人怎么去重现？这样的故事最好在哪里都不要重演。”
那顿晚饭我和他都没有吃好，因为我们一直在低声地谈话。付帐的时候，有
了一些小的争执，张鲁说：“安顿是客人，我要请请她。”我旁边的专题部主任
却坚持要这边来付，像是要拉同盟军一样对我说：“张鲁的钱都花在片子上了。”
告别张鲁的时候，我还是没有决定，一定要为母亲节的特别节目做主持人，
这时的原因已经不仅仅是归期或者有没有时间返回重庆的问题，我担心，我没有
能力去把握这样的题材，而且也担心在面对被请进演播室的母亲和她的故事的时
候，会没有能力控制自己的情绪。
我与张鲁相约，在做完张艺谋的访谈之后与他联系。
然而在准备采访张艺谋的节目的过程中，我总是会不断地想到张鲁，想到他
在四年前拍摄的一部长达53集的电视记录片《跨世纪的希望》，因为这样的一部
片子，在距离重庆80公里的江津，有了第一所由电视台捐资建立的希望小学，此
后，又有15所希望小学先后建立起来，把上万名因为贫困而无力读书的孩子送进
了学堂。
张鲁说过，他相信人的力量，也相信人的善良，因为一部记录片可以救助那
么多孩子，那么现在，我们也应该有能力救助那些在贫困中依旧舔犊情深的母亲。
我在离开重庆的前一天傍晚时分来到张鲁在市区的家。黑黑的楼道里非常安
静。
张鲁就坐在客厅里的一台电脑前面。这是一间很简陋的客厅，只有电脑、传
真机和一台电视，外加几把椅子。他靠窗坐着，第一句话就是问我，张艺谋的访
谈做得如何。他说：“我昨天一直在为你担心，我怕你会有思想负担。你是搞文
字的记者，第一次出像，容易紧张。我就想跟你说，其实没有什么，做主持人对
于你自己来说也是一个挑战，做的好，就证明了你的能力，做的不好，也没有关
系。世界上的事情就是这样，做了，就足够了。”
我说我想要一份他的个人资料，他很快地打印了一份。很短，没有以往很多
人写的那样，充满了踌躇满志。只是简单罗列了他出生于1952年，曾经是插队知
青，西南师大学中文出身，接下来就是从1985年起都做过什么。我在他的获奖作
品中发现了我还是高中生的时候就非常喜爱的电视剧《希波克拉底誓言》，而且，
我在大学期间第一次听到艾芜这个名字就是因为一部名为《南行记》的电视剧，
而在我面前笑眯眯的这个坐轮椅的人就是它的作者。
又到了吃饭的时间，大家说要为我送行，所以选择到一家酒店顶楼的旋转餐
厅，可以看到重庆市的夜景。
张鲁的表弟一直是一言不发的，直到这个时候才从里间屋子走出来，站在张
鲁身后。但是人手还是不够，或者就是张鲁不忍心让自己的同事们又抱自己下楼
又抬轮椅。表弟站到窗户边上，对着窗外用重庆话叫了一声：“棒棒儿！”
张鲁对我解释，“棒棒儿”是重庆的一大景观，也是很多到城里来打工的农
民最主要的就业方式，他们通常在手中有一只像扁担样的竹棒，可以用来抬东西
和挑重物。每天，他要出门的时侯，表弟总是这样在窗户边上叫一声“棒棒儿”，
上来两个人，一人两块钱，抱他下楼。
两个“棒棒儿”像抬一个小孩子一样把张鲁一直抱进等在楼下的车里。表弟
给了两个人五块钱。我抢在他们下楼之前拍了几张照片，当他们走出楼道的时候，
我本能地转过身去。我不想看见这样一个原本身心健康的人现在的这个样子，我
不适应。
依然是我和张鲁挨着坐。他把最好的菜首先转到我面前，说“知道你这几天
都吃不好、睡不好”。
我一直想问张鲁关于他的婚姻，但是一直没有敢开口。随着我们越来越熟悉，
我想应该是时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