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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尔曼。黑塞的头像的书签、一支吃冰激淋用过的小木勺以及一张从公共汽车月
票上撕下来的盖着红色印章的一寸照片。所有这一切都是我在不经意之中落在他
这里而被他小心地留下来的东西。我没有为他准备任何一样可以做为纪念的礼物，
而他不声不响地为自己制做了一把开启记忆的钥匙。
“其实我知道你在想什么，一直就知道。”他把椅子拉到我面前，艰难地开
口说他最后的话，“你还这么小，我没有理由要求你和我一样去设计婚姻，但是
我一直想告诉你，我是在等你，非常耐心地等，等你长大一点跟我说你愿意。我
知道你怕我会改变，也怕你因为我会错过以后可能更好的选择，所以你不肯接受。
你不相信我们可以在心里想着对方过几年一个人的日子……”
他的声音渐渐低下来，他的面影在我的眼中也渐渐模糊。这一刻我终于知道
了这个人对我的影响原来如此之大。本来我是那么希望他就像从前一样在这里踏
踏实实地等我，等着我考进同一个学校、同一个专业，等着我顺理成章地成为他
的校友、他的同行甚至有一天成为他的妻子，但是伴随着他的离去一切都不可能
了，时间和空间上的阻隔终将把我们变成陌路，我们会像共同读过的书中的人物
一样“走着各自的路，相忘于江湖”……我什么也听不见，只是泪水涟涟地看定
了这个可能一别即是永诀的人，平生第一次体会了什么叫做绝望。
他把一支红色的玫瑰送到我的手中：“我不管你怎么想，我始终都把你当成
我认真爱的人。”
我用了很长时间让自己平静，既然注定是就此别过，那么又何必空留悲伤？
我觉得发生过的故事正在离我远去，就像彭一踏上异国的土地家园就会变成遥远
的从前一样。我把书重新还给他：“我没有你想得那么好，可能我会考不上大学，
就那么找个工作去上班了，然后没有时间读书、外语都忘了、人变得很平庸俗气，
你到了德国，有好多好多机会，然后你就会觉得我只不过是你老家的一个乡亲，
你会后悔跟我说过这些话……”
“你好不好，你自己不知道，我知道。”他打断我的话，双手用力地握住我
的肩膀，“我不管你以后做什么，我只知道你是我要找的那个女人，我会回来娶
你。”
我没有再多说什么，时间会让人明白什么是真的和应该去相信的。
“你会给我写信吗？”我摇头。
“我一到了就会给你写信。”我依然摇头。
“你是一个悲观的人。”他苦笑了，“就让我证明给你看吧。”
时间匆匆地流逝了，到了我必须离开的时候。在我们相处的半年的时间里，
我第一次主动地拉住他的手：“我先走，我不想看你离开。”我迅速地走出他的
宿舍。这里从此与我无关了。走出楼门时，我又听到了二胡声。我背对着大楼，
静静地站了一会儿，熟悉的乐曲在高音区颤抖着。我很想知道他有没有在窗口看
我的背影，但我终于没有回头。
（三）
我的确收到过他寄自德国的信，但是我一封也没有拆开，而是把它们完整地
退回了邮局。也许正如他所说，我的确是一个悲观的人，我始终以为，假如我们
有缘那么或者他根本就不会离开，或者他也会千山万水地回来找我，但这些都需
要时间，我只需静等生活给我一个回答；假如我们注定是彼此生命中的过客，那
么一场悲伤的戏剧又能说明什么呢？
1988年7 月，我经历了那场瞬间改变了无数人的梦想的高考之后，永远地离
开了我的母校。我没有考上他曾经读书的那所大学，而是到一所很普通的大学去
学习十分技术化的经济专业。他无从知道我的消息，我也以为那个一度在我的无
波的日子里激起巨大波澜的“灰人”已经永远地走出了我的生活，并且将伴随着
光阴的流逝而最终走出我的记忆。
1991年的秋季，我大学的最后一年，学校里风花雪月的恋爱游戏因为即将到
来的毕业分配纷纷结束，每个人都在为今后的前途奔忙。
我是从图书馆里被另一个系的同学找到，说有一个姓方的人在宿舍里等我。
来人个子不高，大约30岁的样子，我们从没见过面。我诧异的一瞬间，他已经在
自我介绍，说他就是当年那个人的同学，一个久已不再提起的名字又像天籁一般
鸣响了，刹那之间无数的问题涌上来，我不知该如何开口。同宿舍的女孩很知趣
地走了，只剩下我和这个陌生人。我等着他告诉我，那个曾经发誓要娶我的人这
么多年的消息。
“我先找到你原来的中学，说你考到了这里，又找到这里的教务处，查到你
的系和宿舍。”方文中坐下来，看着我，顿住了大约半分钟，“他让我一定要找
到你，然后告诉他你的消息。”
“他，在德国吗？”
方点点头：“和他姐姐一起生活。”
我们又不知该讲什么了，他似乎在期待着我问什么，又好像是专门来告诉我
什么重大消息的。相视良久，方说：“本来，他是准备自己回来找你，他拿到了
博士学位，留在大学里工作，他希望回来亲口告诉你，他还是要娶你的……但是
现在情况有了变化……”我的脑子里忽然装满了很多这类电影中的情节，他有了
女朋友，就忘记了当年的许诺……
“其实，他不用请你来告诉我这些。我从来就不是他的女朋友，我们之间没
有任何约定。”我像受辱一般地脱口而出。
“你误会了。我实在不知道应该怎样说……”方急切起来，“这么说吧，他
现在自己不能回来，因为，一个月以前，他出了一起车祸，现在，他的两条腿都
做了截肢……”
我愣愣地站着，不知站了多久。方是什么时候、怎么走的，我都不知道。我
的床头有他留下的信，还没有打开。我久久地抚摸着白色的信封，他的一双长眼
睛从我熟悉的字迹中倏地升起来。
你好吗？
所有的信你都可以不读，这一封你一定要看。我想告诉你我有多么想证明你
错了，我有多么想看见你惊喜地面对突然出现的我，我有多么想让你知道我终于
可以来履行我的诺言。但是天不给我机会。我是多么不想让你失望，然而现在悲
观的人是我……
我奇怪我真的没有哭，我一遍一遍读他的信回想当年却一点也不想哭。我只
是常常一个人坐在窗前，凝视迎面的一棵粗壮的槐树。我问我自己，假如我没有
自始自终地拒绝他，假如我和他像那些相互依赖的恋人一样鱼雁传书彼此抚慰，
假如我们在亚洲和欧洲的天空下一起盼望一个永结同心的时刻，他，还会不会有
今天的遭遇；我，还会不会有今天的追悔？我曾经寄希望于时间能够告诉我什么
是真实，如今时间用另一种真实回答了我的疑问。
在方带来了他的消息之后，过了大约三个月，我才给他寄去了我们相识以来
唯一的一封信。信非常之短，我告诉他，其实当年我一直在期待他留下，就像现
在我期待他回来。
（四）
方来过之后，我再也没有他的消息。倒是我们因为都是他的朋友也成了偶尔
走动的朋友。他似乎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了一般。善良的方从不在我面前提起他。
只有一次，我们一起看一部叫做《留住有情人》的电影，结束的时候，方突然对
我说：“他是下定了决心要帮你忘记他，跟那时候拼命要让你记住他一样。”
1996年7 月的一天，方打电话给我：“我实在忍不住，必须告诉你，他回来
了，参加一个德国文学研讨会，已经三天了。你要不要见他？”我一时语塞，他
似乎猜到我在想什么，“你自己决定吧，我给你地址和电话。”
7 月12日，天气非常的热。我选了与当年的衣服最接近的一件白色T 恤和一
条旧牛仔裤，来到他暂住的首都宾馆。我下意识地在门边站了一会儿才抬起手来
敲门。我们在门里门外同时愣住了。他坐在轮椅里，脸色多少有些苍白，他应该
已经是33岁了。唯一不变的是那双充满问候和喜悦的眼睛。我对他伸出双手，他
微笑了。我恍然又听到了二胡乐曲的动人旋律，恍然又回到了从前。时光仿佛在
倒流，已经在做着必须开口说话的记者职业的我又变回当年那个只愿倾听的小高
中生。
“你一点也没有变。”他的长眼睛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意味使我不敢正视。我
沉默了很久，终于开口问他：“四年前，我给你写过一封信，你收到了吗？”我
想说，四年前我几乎下决心要照顾你一辈子你知道吗？
他的声音从来不大，但是对于我从来都十分清晰：“我知道。但是那样对你
不公平。如果我不能让你无忧无虑地生活，我就不是原来的‘灰人’了。那样我
也会难过。”他像是要掸去什么一样挥了挥手，“你记得那年那枝玫瑰吗？”我
点头。“你走的时候忘了拿，我就把它夹在书里，结果那一页书都染红了……”
往事如烟，我慢慢闭上眼睛，让逝去的感觉再次潮水般袭来。我轻轻地说：“现
在我告诉你，那是我一生的第一枝来自异性的鲜花，我留下来，是因为我不敢接
受。我胆小，是因为一切都完美得让我害怕。”
“现在你是成年人了，还那么悲观吗？”他的一双大手交握在齐刷刷斩断的
腿上，态度从容。
我望着这个给过我许多第一次的感觉的人：“还是的。我在心里向往着美好，
但是现实要求我必须更多地面对残破……”
“比如你和我。”他机智地盯住我，“是吗？”
一时之间我无法回答。伴随我这么多年的自责又一次拥塞在心头。那么多个
假如，我无论如何说不清楚。
还是他打破了沉默：“北京这么热啊！”我没有应答，他微笑着递给我一包
纸巾，一语双关地说，“欧洲现在在下雨呢。”
我的眼泪无声无息地滚落下来，怎么也忍不住。
（五）
他是在什么时候离开北京返回德国的，我不得而知。我在我们最钟情的秋季
收到他寄自德国的信：
你好吗？
我真的没有想到还能见到你，当时有一种感激充满了我的心，看来天还是宽
厚的。有些理想是永远没有机会实现的，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从此就不可以有梦。
……
我不想让你活在自责和后悔之中，你没有必要为了自己的青春而对另一个人
抱歉，我不是你想一起生活的那个理想的人，我接受这样的事实，尽管我非常希
望通过我的努力和你的等待能够使我有条件变成那个人。但是现在我不这样想了，
其实我刚刚躺在异国的医院里时就已经不这么想了。
……
“认识你的时候我25岁，我相信乐观可以战胜困难。今年我33岁，我明白了
不管悲观还是乐观，人的生命中最重要的是你必须和你所遇到的一切面对面。”
我在灯下读他的信，仿佛他的长眼睛就在含笑注视着我。我很想知道，此时此刻，
欧洲的天空下雨了吗？
我曾经说我不相信任何宗教，但是我信天。天是有知觉的，她知道人世间的
一切，她给人一个无法预料也无法规避的劫数，她会在一个恰当的时候让人明白
从前不明白或者不是准确地明白的一切
给你一个后悔的机会
认识瑞特的时候，我已经过完了20岁生日，大学还没有毕业。到今天回忆起
来，我都觉得，那一年除了一如既往地厌恶着所学的专业之外其实真的什么也没
有发生。
那时候我被介绍到一家美国公司打工，做财务部的行政助理。所谓助理，其
实和杂役没有什么两样，包括复印文件、打字、打扫卫生以及接电话和传真等等，
无所不做。我的工资是计时的，每个小时8 块钱人民币，因为我不必保证每天都
来，只要把交给我的事情做完就可以了。
那年瑞特说他“快要40岁了”，是公司驻北京的首席代表，也就是老板。他
天天坐在他宽大的办公室里的一张大班台后面，我们很少见面，碰上了也仅仅是
点头致意。
在这里，我没有自己的名字，所有的人都叫我Jane。 即使就是这样一个代号，
瑞特也根本不知道。
那一段时间，我几乎每天都要比别人晚走三到四个小时。别人下班后，我就
利用公司的电脑干私活。一家新加坡的华文报纸愿意发表我的3 万字的小说《最
后一盏碧螺春》，我必须把它打印成一份像样的文稿，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