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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总部工作。为此他白天努力工作，晚上还要坚持听意大利语课。后来由于诸多原因，他才离开了这家公司，进入布拉格工人事故保险公司供职。那是一家犹太人难以进入的半官方机构，卡夫卡在那里一直工作到去世前两年才因病被迫离职退休。尽管卡夫卡对承担社会职业有着众所周知的抱怨情绪，但仍然不时表现出〃男子汉〃的雄心，显示出儿童时期移情的潜在作用。据报道，虽然自己的写作负担很重，父母身体欠佳时还要承担额外的家庭负担，但是，他在公司上班从来勤勤恳恳、兢兢业业、一丝不苟、努力进取，甚至在工作之余自愿到大学补习保险专业课，以谋取更大的发展。凡此种种深得上司好评。他的顶头上司在鉴定表中写道：卡夫卡〃做各项工作都十分努力，有持久的兴趣。在上班时间之外仍积极为公司服务，有出色的工作能力。该职员作为优秀的起草人员给我留下了最初的印象〃。卡夫卡则格外敬重这位上司：〃我在办公室的上司以其无限的坚定沉着给我力量，我不能听懂他的话，但是却在某种程度上有意识地、又在更大程度上无意识地模仿他。〃有资料表明，为卡夫卡所倾慕的上司不止一人。在他十分钦佩的马尔施纳尔博士升任公司总裁时，他甚至还代表公司全体职员发表了正式的祝贺演讲，对这位上司作了高度赞扬。见叶廷芳编：《卡夫卡散文》。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6年，上册，第302页。
卡夫卡不仅欣赏上司〃经商的积极性〃，而且敬重生活中的一切能人和强者。他曾深深赞许公司的办公室主任，因为这位主任〃能用打字机飞快地写作〃。他对衣着的合身和协调十分讲究，总是把自己收拾得体面大方，风度翩翩。他热爱健美而训练有素的体魄，为此特别注重饮食保养，长期坚持锻炼身体，并经常不定期住进疗养院，在那里寻求纯粹以保健为目的的、非治疗性的疗养。他反对药物治疗，坚持自然疗法，提倡亲近自然，坚持素食，一般拒绝吃肉，只大量饮用新鲜生牛奶。与此相应，他对任何有违健康的小病小灾都极为敏感，身体上任何小小的不适，无论是长疖子、鼻塞或是脚趾上的问题，甚至是长头皮屑，都会让他饱受折磨。环境中的噪声更是令他痛苦不堪。也许正因为忧患如此，严重的神经衰弱追逐了他一生，令他失眠、头痛、消化不良……在他中学同学的回忆中，〃他充满了男子汉的气质〃。幼时的卡夫卡虽然在父亲面前无地自容，但是却仰慕父亲高大的身躯，即便在游泳池中那种无地自容的时光（见第二章第五节），〃我对我父亲的躯体也是感到骄傲的〃。对生活中那些像父亲一样〃身影庞大的人〃，他常常会大加赞赏。如果这些〃身影庞大的人〃恰好又像父亲一样是善于经营的老板，他更是格外仰慕。他这样为一位胖子辩护：〃难道您不知道，只有胖子是值得信赖的吗？只有在这种外壳坚厚的容器中，一切才可能煮熟、煮透。只有这些占有空间的资本家……才不至于被忧愁和疯狂所侵扰，能安静地去干他们的事。正如有人曾经说过，只有他们才是全球可以通用的真正的地球公民，因为在北方他们会发出热量，在南方他们可给人遮荫（这也可以反过来说，不过那样就不真实了）。〃《卡夫卡致密伦娜情书》，第38页。
他不仅欣赏和仰慕，而且身体力行。1911年底，卡夫卡的妹夫在布拉格开办了一家石棉工厂，卡夫卡对此事极为热心，设法向父亲借到钱，作为不介入经营的隐名股东参加了该厂的投资，并自愿为之四处奔忙，有时还抽空亲自到厂里工作，甚至设想要完全摆脱保险公司的工作来办好这爿工厂。1922年，卡夫卡被诊断为肺结核已经3年了，经过长期休假，病情却未见任何好转。布拉格工人事故保险公司的医生对他进行了反复的体格检查，最后鉴定：即便继续长期休假，也很难恢复健康，他已丧失继续在公司工作的能力。他在健康时，私下里曾无数次抱怨公司的工作令他不堪负重，但在〃向死而生〃、面临永远的告别之际，他反而犹豫了。经过慎重考虑，终于向公司提出了〃暂时退休〃的申请，并得到了批准。
写作，是卡夫卡内心认为最具个人性的事情，是一种〃祈祷〃，是他的私人宗教，与他人、与欲望等都没有关系。然而，即便在写作的问题上，卡夫卡仍然表现出相当程度的成就欲。在他后来的一次恋爱中，他一面充分表现自己的自卑感，一面也不忘暗示对方自己诗人和作家的身份，以显示自己并非是微不足道的人。每当有新作问世，他照例都要向父亲呈献一册，而父亲的口头禅〃把它放到床头柜上！〃则总是令他耿耿于怀，乃至成为他写作《致父亲的信》的重要动机。然而，关于移情问题，卡夫卡在婚姻方面的表现特别引人注目。正如我们后面将看到，婚姻问题将成为卡夫卡生命中一个重大的〃综合症〃。他一方面极其恐惧婚姻，认为一旦结婚，就不得不浪费许多精力，甚至于整个儿消耗在〃人类生活的血液循环中〃。另一方面，他又三番五次身不由已卷进婚姻事务。按照他自己的说法，这一〃综合症〃，其症结刚好就在父亲身上。在他就此所作的自我分析中，他对父亲的移情通过辩证的形式强烈地表现出来：在结婚尝试这个问题上，同时并发了在我对你的关系上的两种表面上互相对立的东西，其程度之激烈，任何其他问题都是无法与之比拟的。毋庸置疑，结婚是最明显的自我解放和自立的保证。一结婚，我就会有一个家庭，在我看来，这可是一个人能达到的最高峰了，而且，这也是您所已经达到的最高峰。这样，我就会与您平起平坐，所有的耻辱与凌虐，不管是旧的还是新的，统统只不过是往事一桩罢了。《卡夫卡小说选》，第552页。
值得注意的是，移情问题不仅体现在卡夫卡的生活中，也反映在他的创作中。他的小说表现出相当突出的重商倾向。最初几篇小说的展开尤其以经济生活为依托。《乡间的婚礼筹备》中关于火车上见闻的那段描写，不过三千字左右，却充斥了〃商品〃、〃做买卖〃、〃老板〃、〃货物〃、〃顾客〃、〃价格〃、〃商人〃、〃做生意〃、〃集市〃、〃制造商〃、〃小商贩〃、〃大商人〃、〃女商贩〃等词汇，以及更多的间接描写。短短的《判决》也几乎一开篇就满眼都是〃商店〃、〃买卖〃、〃生意〃、〃经营〃、〃商业〃、〃商行〃、〃鸿运高照〃、〃职工人数〃、〃营业额〃、〃兴隆〃、〃分号〃等字眼。他小说中的主人公常常拥有收入不薄的、甚至常人难以企及的职业身份，如银行高级职员、土地测量员、乡村医生、优秀猎人、参议员外甥、以及负有特殊使命和权利的旅行家等。无论这些人内在的命运如何，至少在表面上，他们在自我和他人眼中都拥有明显优越的地位。
有关的事实从不同侧面表明儿童时代卡夫卡移情的事实及其强度。不难理解，在潜意识深处，他与大多数人并没有什么两样，也是渴望谱写出在世人眼中堂堂正正的〃移情英雄诗〃，也许只是因为命运的安排，他才〃出师未捷身先死〃。我们只能说，就儿童期的移情而言，他的〃移情英雄诗〃是失败的英雄诗。卡夫卡的悲剧在于，一方面，父母的疏离和粗暴（更准确地说应该是他与父母的能量对比）使他难以安全地融入家庭内部的人际关系，未能正常地实现同化。另一方面，父母的强大（实际上也是能量对比）又使他难以有标新立异、出类拔萃之感。换句话说，他的移情过程受到阻碍，神爱和爱欲两大孪生的存在动机受到重创，生死恐惧无法缓解，相反过早暴露在这压倒一切的恐惧之前。此时，父母不再表现为保护性的力量，不再表现为实现神爱和爱欲的对象和自我扩张的基础。父母真正成了〃生活的代表〃，体现出生活无情的存在本性。在这一不幸的发生、发展过程中，卡夫卡与父亲之间的能量对比的确是至关重要的因素。正如《反抗死亡》一书所指出：一方面，〃人所拥有的自我力量越小，恐惧越多，移情就越强烈。〃另一方面，对象越强大，就意味着对象越是具备着世界的自然力量，体现着生活的本来法则，因而越令人恐惧，进而也使得移情越是强烈。由此形成的恶性循环破坏了正常的移情过程，最终导致严重的存在性不安。
我们曾经指出，通过移情，人既想摆脱孤独，又想保持孤独，这实际上是一种不可能解决的悖论。只是，正常人可以设法〃绕过〃这一悖论。在儿童时代通过与父母同化正常完成了移情过程的人，有能力在生活中选择适当的对象，去谱写自己的〃移情英雄诗〃。他们的移情对象可能是一位神祗，一位〃老大哥〃，一面旗帜，一场运动，一场战争，一系列性征服，一套伦理或人际关系，或者与之对应的一份存款，一辆车，一套住宅，一种游戏，一门技艺，一位可人等等。凭借这样一些移情对象，他们的神爱和爱欲得到正常的满足，从而得以顺利地进行自我扩张，扩建神化工程。卡夫卡却很难〃绕过〃他的移情悖论，相反，这一悖论会趋向深化，表现为一种〃恐惧－渴望〃的恶性循环。由于神爱和爱欲两大存在动机在儿童期的受挫，他将比常人更渴望摆脱孤独，同时也比常人更渴望保持孤独。他将格外地渴望融入无条件的神爱，同时也将格外渴望出类拔萃、标新立异。换句话说，他对移情对象将要有很高的要求，需要对象具有母亲与神的双重本性，既能给他无条件的庇护，让他舒适地融入，又能帮助他标新立异，出类拔萃。不难理解，寻找这样的移情对象，需要相应的自我能量。然而，卡夫卡最缺少的，恰好就是通常意义的自我能量。
他是这个世界上〃最瘦的人〃，自我能量是那么可怜，以至一切对于他都是障碍，一切障碍都在粉碎他，使他不安和恐惧，又怎么可能完成向美好对象的移情？就像一个极度瘦弱的孩子，由于瘦弱而极度饥饿，但由于瘦弱又极度消化不良。如果把这个孩子置于一个〃铁、血与火〃以及〃乳房和大腿〃的世界上，他能干什么？在这个世界上，金钱的积累、人际的经营、伦理的凭借、权势的运用、实力的展示、人格的发挥、能量的渲泄等项内容是如此地重要。如果他不能学会〃肉搏〃，不能学会〃露出牙齿〃、〃横吞大嚼〃或〃绞尽脑汁〃的生存方式和技巧，恐怕就只有陷于越来越剧烈的〃恐惧－渴望〃，就只有永远地流浪。只有在某种形式的极端爱情中，或者，在某种完全作为〃私人宗教〃的艺术创造中，卡夫卡才有可能看到一线希望。
此外，还有一个重要的、此处可以稍加考察的领域，那就是宗教。但是，正像我们就要看到，直到生命的最后时光，宗教很难属于卡夫卡。
第五节 上帝之爱的缺失
童年期的宗教氛围与移情之间究竟存在着什么样的关系？或者说，上帝之爱与移情之神爱动机的满足之间究竟存在什么关系？这一问题的复杂性也许已经超出了我们的想象。两者的关系可能是一种相互的关系。一方面，我们多半能够说，移情（尤其是移情中的神爱动机）是否正常实现，对于在儿童期和成年后接受上帝之爱至关重要。
另一方面，我们也许能够说，无论正常的父母之爱是否缺席，无论移情是否正常实现，宗教薰陶或上帝之爱能够提供神爱动机的某种满足，从而使移情能够以一种特殊的形式得到补偿性的部分实现，并对当事人的一生产生重大影响，使他容易走向具有明确形式的宗教关怀和上帝之爱，至少使他不至于像卡夫卡的情况那么不幸。如果真是这样，那么克尔恺郭尔或许就是这种情况的典型例子。在卡夫卡与克尔恺郭尔有着诸多共同点的背景上，这一差异显得格外地鲜明。
众所周知，克尔恺郭尔也有一个不幸的童年。跟卡夫卡一样，他也未能在儿童期实现与父母的正常同化。比卡夫卡的情况远为严重的是，他几乎没有母爱——母亲在他生命中（至少在他卷帙浩繁的文字中）几乎没留下任何可以察觉的痕迹。至于父亲，这两个人的父亲有着重要的共同之处：两位父亲自己都〃没有童年〃，出生在贫穷的乡村人家，从小饱经忧患，备尝艰辛，自强不息，发奋经商，抓住机遇，最终奋斗成功。
如果说卡夫卡是父亲专制、粗暴和野蛮的受害者，那么，克尔恺郭尔则是父亲忧郁症的受害者。两位父亲都以不同的方式损害了儿子的童年。然而，在两位父亲之间却存在着一个重要的区别：一位身心强悍、性格外向；另一位却常常愁闷而刻板、冷漠而阴郁。事实是，克尔恺郭尔的父亲患有相当严重的忧郁症，这